新剧本

每年秋季，对于美国电视业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时刻。而正如同其所长于的那种类型片一样，此时，先后整装待发的一百多部新老剧集，本身也即将上演一幕幕挑战人们想象力极限的悬疑大剧。是的，在残酷的季播竞争环境中，每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剧集能够存活下来，剩下的或是播出过程中被市场喊停，或是播完一季后草草收场。而延续数月的编剧大罢工，眼下，则更是给大伤元气后试图全面复苏的美剧染上一抹神秘色彩。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沙发土豆”们今年的新“英雄”已既不再是那个有着一个死而复生女友的家伙（《越狱》），也不会是那些邻居更换得日益频繁而愈发让人们绝望的“主妇”们。如今，与网络共存的编剧们在比以往更快捷地听到观众反馈的同时，也迎接着互联网上各种更加耸人听闻和有趣视频的挑战。无疑，在一个全新的流行文化乃至道德、政治准则正在形成或重塑的时代，一味重复过去或逃避现实地马虎行事只会让好莱坞进一步陷入泥潭。正如艾美奖最佳编剧获得者肯·莱文（Ken Levine）所说：“观众们已经厌倦了糟糕的写作。我们看了太多愚蠢丈夫和魅力妻子的组合——在现实生活中，她根本不可能嫁给他。我想这样的故事已经走到了尽头。”

如此看来，去年夏天爆发的大罢工，只不过是诸多矛盾激发后的必然结果。

“奇客”世界

然而，在一片“美剧已死”的悲吟中，有人也笃定这只是在为凤凰涅积蓄力量。比如《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的编剧查克·罗利（Chuck Lorre）和比尔·普拉蒂（Bill Prady）。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有这次重创，使他们得以停下来调整，其创造力也许就会在快速的流水作业中日益枯竭。

彼时，罗利正在构思关于一个刚刚步入成年的年轻美女的故事，而普拉蒂则正在记述那些天才计算机程序师的生活。而偶然的一次沟通，让两人不禁想到：如果将这两个主意放在一起将会怎样？于是，“拯救者”出现了—两名迷恋于高科技却愣头愣脑不善交际的天才“奇客”雷纳德（Leonard）和谢尔登（Sheldon）。

当主人公随便看一眼就能报出填字游戏的准确答案；喜欢自己制造家庭影院而不是按着说明书组装；用写满量子论演算和弦理论草纸的公告板来讨女孩欢心；看超人电影时计算飞行速度和落体加速度；以及花费脑筋搞出种种一大堆别人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东西，仅仅是“因为我能”（Because we can）的时候，即使里面的理论听不太懂，备感新鲜的观众也会自觉地认为他们在远离着以往的陈词滥调。

而星战、matrix、魔兽世界、哈比人、halo以及评论音轨等等这些“专有词汇”因为极强的亲切度，也将那些整天摆弄电脑、沉迷高科技而甚少走出家门的“宅男”兼“奇客”们终于拉到了电视机前。那个热辣的金发美女邻居彭妮（Penny）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的作用。

其实，聚焦特定人群的职业剧，历来是美剧一个惯用的手法。但在电视已经尝遍医生、警察或者律师等各种特定群体生活的酸甜苦辣之后，罗利和普拉蒂则为其笔下的“小众”赋予了一些独特的时代精神。

的确，当网络和技术正在成为当今最流行的语汇时，奇客文化的影响也必将越来越广。在风靡了10年的经典美剧《老友记》（Friends）中，唯一的“奇客”罗斯（Ross）还只是经常充当被嘲笑的对象，而时下热播的一些剧集却已经纯熟地在运用各种信息产品“道具”了。比如《绯闻女孩》（Gossip Girl）中的同名博客，或者《时间旅者》（Journeyman）中曝光率颇高的iPhone，甚至就连《豪斯医生》（House）这样的传统类型剧，在那个人格缺陷很严重的医生被同事威胁的时候，也自然而然地删除了对方下载到Tivo 中的电视剧以示报复。而《生活大爆炸》则放大了所有这一切，但是即使夸张荒诞，也会让无论真正还是自诩的“奇客”们惊喜交加：“这不就是我？！”

旧瓶新酒

然而，超越以往的节目类型毕竟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契机，更多的时候，美剧只是在几部特定的框架模式之间游走。这并不完全是毫无道理的复制与模仿，毕竟，数十年的成功经验积累下来的是一些难以撼动的受众黏度—包括科幻、魔幻以及奇幻题材在内的科学幻想（Sci-Fi）剧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无法否认，美国是一个充满幻想思潮的国度。也许是因为区区200余年的短暂历史，让其稀缺厚重的古代文明，也许是作为一个科技大国它特意彰显的“科技立国”概念，总之，比起陶醉于过去，美国的幻想作品更喜欢立足现实、展望未来。这也让其无论舆论界、文化界、出版界还是影视界，到处都充溢着迷幻色彩。

但是，当好莱坞动辄就用诸如《指环王》这样的科幻大片赚得盆满钵盈的时候，人们也渐渐厌倦了电视上这种有欠深度及缺少严密现实逻辑的雷同剧情。1999年，《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及《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等直指现实的边缘化题材出现，让观众眼前一亮，其结果是，不仅振兴了HBO这样的新锐电视台（详情参见《环球企业家》2004年3月封面文章《HBO:性、暴力、热门电视剧》），也让科幻类型的美剧陷入低迷期。

以《太空堡垒卡拉狄加》（Battlestar Galactica）为代表的新科幻剧此时横空出世。这部在相对冷门的美国科幻频道推出的新剧，不但成为该频道史上收视最高的自制电视剧，更在西雅图、萨克拉曼多和加利福尼亚等地获得了电视剧收视率排名第二的成绩，并成功捧得三座艾美奖奖杯。

正如西雅图的批评家们对其的评价，除它之外，你不会再找到任何一部在一个小时内将所有的东西都精彩地撞在一起的剧集。这里没有愚蠢的对话、可笑得容易找到破绽的陷阱，或者一眼看起来就是假的机架。恰恰相反，你会发现它可以跟任何一部优秀电视剧甚至好莱坞大片相媲美，因为它们同样抓人眼球、富有多层次的戏剧感以及处处悬而未决的情节。

实际上，《太空堡垒卡拉狄加》改编自1978年推出的同名科幻电影。但它的成功绝不是一次简单地重复。就像其制片人罗纳德·摩尔（Ronald Moore）所说：“我一直说我们就好像在赌博。我们在进行一次大冒险，我们要改变好多事。也许一些观众不爱这些，但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正在做的。”

不错，这种笃信颇富颠覆气质。摩尔从一开始就决定要让该剧走一条与传统科幻剧非常不同的路。跟传统作品相比，《太空堡垒卡拉狄加》并没有炫目的大桥或者航母宝座，没有硕大的对话屏幕或者可以滑动的门，所有的科技手段都不以追求高科技的炫目感为目的。换句话说，摩尔想要跳出科幻故事的模式，在这种类型片的体系下尝试一种全新的讲述方式。

或许是吸取了前车之鉴，与“科幻”给人通常的不真实感相反，摩尔追求的是逼真感。为此，他使用了“纪录片”的拍摄及剪辑手法：过程中，多台摄像机被用于手动拍摄。这一切，让观众感觉他们真实置身在“太空堡垒卡拉狄加”中。

而在处理人物时，以往科幻作品中愚蠢的发型和带有腰带的装束也都被抛弃。在摈弃了旧的科幻元素的干扰后，摩尔才能专注于那些恰巧落入科幻世界而又个性鲜明的角色间的复杂故事，他门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而是性格缺陷相当明显的个体：有坚持有主见的Roslin总统在面对竞选对手几乎会毁掉人类的议案时，也会篡改选票，而Adama的身上则充满了军事沙文主义——卡拉狄加号上的幸存者们并不需要成为强中之强，常理中二三流的人物才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英雄。而剧中女性角色也并未像其它艺术作品所宣扬的那样被赋予太多内外兼修的魅力元素，仅仅因为其性别魅力本身而与男性平起平坐，这也成为其另一个非主流却吸引眼球的亮点。“这一点让粉丝们疯狂，让他们着迷。”

本质上，《太空堡垒卡拉狄加》只是一个披着科幻外表下的现实故事片。剧中存在的大量关乎当代社会伦理道德、政治、社会群像的内容，以及存在主义的深刻哲学思考才是其内核所在，因而，“这部剧集在亚洲也能引起像北美一样的共鸣。”摩尔说。

“小众”的力量

也许你已洞悉出其中的些许微妙共性。虽然《生活大爆炸》和《太空堡垒卡拉狄加》无论在类型模式还是在题材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们却共同选择了放弃迎合大众兴趣。这些充满智慧而不是单纯搞笑的剧集尽管可能冒着曲高和寡的风险，可其圈定的受众群则在社会定位和消费能力方面占据着主流地位——而这当然也是广告商所聚焦的人群。

根据Mediabuyerplanner.com的数据显示，观看今年9月摘得艾美奖最佳剧情类电视剧奖的《广告狂人》(Mad Men)的观众中，有三分之一是年收入在10万美元或以上的年轻男士。的确，从一开始，《广告狂人》就没有奢求过规模效应，但最终，精英受众却依然让其播出平台AMC赢得了广告主的青睐，并凭借剧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广告创意进一步扩大了自身影响。

描述美国上世纪60年代广告人生活的《广告狂人》，其每集出现的那些年代久远的经典广告策划与案例，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让人拍案叫绝。比如在首季的最后一集中，主角唐·德拉普用“时光机器”的主题赢得了柯达公司新开发出的轮盘结构幻灯机的广告方案，同样，也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这个机器，并非太空船一般高科技，它是一个时空机，往返于过去与现在，带我们去到一个勾起痛楚的地方。这不叫‘轮子’，而叫做‘旋转木马’，它让我们用孩子的方式来旅行，一圈又一圈，最后回到了家，回到那个我们被爱着的地方。”

不过事实上，《广告狂人》险些“流产”。当创作了《黑道家族》的著名编剧马修·韦纳（Matthew Weiner）带着它的新作找到老搭档HBO时，这个敢于触碰任何敏感题材的电视台，却在面对这个没有紧凑节奏和悬念，散发着内敛复古的“电影”气质的剧本时“胆怯”了。在另一家电视台Showtimes的拒绝后，之前没有制作过任何一部原创电视剧的AMC最后接受了它。

成立于1987年的AMC电视台，过去只专注于播放经典的黑白影片。甚至直到2002年，它的管理层才开始调整电影类型，播放一些当代作品以吸引年轻受众。也许是这种传统的思想和优势，让其反而在开始涉足原创电视剧时，有着全然不同的思路。其电视台制作总监乔尔·史蒂勒曼（Joel Stillerman）说：“我们希望如电影一般地拍摄电视剧，讲述大屏幕上的故事。我们寻找那些巧妙的、复杂的和有挑战性的剧本——和很多现在电视台的思路正巧相反。”

或许正是这种渴望鹤立鸡群的想法，让AMC与韦纳一拍即合。其在首集投资中就砸下300万美元。为求得当时美国社会的真实场景效果，剧组人员不仅经常在旧货店淘宝，还上网搜寻旧物——为了一段开启酒瓶的戏，剧组特地找到了一把50年代的酒瓶起子。

他们很快得到了回报。这部被赋予了时代质感、如长电影一般的电视剧，并没有美剧传统的末尾悬疑，而是以令人惊叹的真实细节，从生活方式、人文风俗、商业竞争等方面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都市景观，让观众在穿梭时光的同时，看到了每个时代每个地方“表面看似成功，其实压力重重”的中年精英男子都会遭遇到的危机。不仅提起了不容易着迷电视剧的男性观众的兴趣，也以16项艾美奖提名的成绩，让HBO黯然失色。

“我们的基本标准就是‘我们能不能制作这样的节目，使其在纽约电影院的大屏幕上播放时而不至于感到尴尬？’”史蒂勒曼说。而秉持着同样的理念，继《广告狂人》之后，AMC的下一步计划则是描述制毒师故事的《绝命毒师》（Breaking Bad）。它是否会凭借着这种另类手法复制HBO的成功，从而改变目前HBO、NBC、CBS、ABC和FOX五大电视网的传统割据局势，或许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体察时代、比别人先行一步的新鲜智慧以及紧抓主流受众的定位，从来都不会让人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