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风险投资？不妨考虑一下大公司的投资部门。这个只有在经济光景良好时才引人注目的角色已经在中国完成了布局
刚在西门子投资公司(Siemens Venture Capital,以下简称SVC)任职的宋沐华被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接待规格惊呆了——除了身为市委常委的开发区区长亲自陪同考察，开发区属下13个局的局长一个不落地跟在身后。路过园区一个医疗软件企业的时候，宋沐华随口说了句企业挺有意思，没想到，晚上宴会这家医疗软件企业的董事长就被区长刻意安排在了她的旁边。
过去十年，宋沐华也曾代表代表不少财富500强公司回国进行商业谈判，但像这样的礼遇还是头次见到。特意询问负责接待者其中玄机，得到的答案是：政府认为企业VC能把地方高科技企业带向世界。
这里面自然存在不少误读。当一家全球闻名的大公司结合以投资之名，语意迁转间，行外人士就难以辩识其本来面目：它究竟负责兼并收购还是风险投资？其投资是为了丰富公司自身技术还是可以漫无边际？这些企业VC和常规的风险投资公司有何不同？
按照标准的定义，企业VC（corporate VC）是指公司直接对外部新创公司进行的投资活动。这既排除了通过第三者管理的基金机构所进行的间接投资——即使这一基金成立的宗旨是专为达到创投的目的也不算在内，同时也排除企业内部的创投案例，比如投资于与公司经营的核心业务不同的、享有部分自主权的但基本上仍在企业掌控下的内部公司。
设立企业VC的企业一般都是行业领头者，对于业界动态把握到位，对行业有前瞻性，也有实力带动初创不久的企业围绕着自己一起向前发展。
让他们与常规风险投资最为不同之处在于，如KPCB、红杉资本等公司全部命运系于投资业务一项不同，技术公司们只靠投资为一个补充：如果翻览一下过往资料不难发现，企业VC往往只在经济景气时蓬勃发展。
《哈佛商业评论》就曾引用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9月热衷于创业投资的公司，在12个月后，几乎有三分之一完全停止这类创投活动。企业投入的创投资金，从1998年底的平均每季度4.68亿美元，到2000年第一季度猛增为平均每季62亿美元，但到了2001年的第三季度，又下滑到平均每季度8.48亿美元。虽然私人创投资金也随经济情势起伏，但相比之下，企业的创投活动波动显得特别剧烈。一些私人创业投资家认为这种巨幅投资金额的改变，证明了面对一个风险高、变迁快的经营环境时，大公司缺乏管理投资的专注与灵活性。
很大程度上，这是企业VC的特性所致——与单纯追求财务收益的创业投资不同，企业VC表现出多目标性：既要寻找企业新的增长点，又要推动商业伙伴和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同时尽量追求财务回报。这一容易顾此失彼之举，也局限了一些企业VC的成绩。
西门子投资公司是西门子全球唯一一个创业投资公司，成立于今年4月。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在SVC之前，西门子通信投资公司（Siemens Mobile Acceleration Corporate,简称SMAC）已经在中国市场耕耘了四年，和SVC不同，SMAC直接隶属于西门子通信集团。SMAC投资了六个项目，其中有的项目在纳斯达克上市。即使如此，西门子内部很多人仍不知道这个部门的存在，更不知道通过SMAC可以给技术上的合作伙伴投钱。
另外，SMAC还有企业VC常见的问题：投资决策的过程缓慢，审批程序繁琐。如果选中了投资项目，按照相关流程，必须首先向德国的投资委员会报告，而来华最频繁的委员也不过一年一次，沟通起来并不容易。说服委员会，得到批准后，才能向西门子通信集团报告。之后还要再经过漫长的等待，项目所需的投资方能最终批复下来。有时候一等就是3个月，往往错失时机。
这让后来发生的事情看上去顺理成章，去年西门子新CEO柯菲德上任后，SMAC因为集团整体思路调整，于去年年底被整体出售。SMAC在中国的四名员工最后一刻才得到消息，“我们被通知前还打着西门子通信的名号在接触新项目，前后就留给我们一个月的交接时间，实在是太仓促了”，曾服务于SMAC的人士向《环球企业家》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宋沐华显然希望获得全然不同的结局：她将不少精力用于这一SVC的宣传，以让内外对其工作有所了解。而曾在硅谷有过VC工作经验的宋也有所心得：作为一个企业VC，西门子创投可以借助西门子已经具有的巨大影响获得独有优势。如西门子在中国有58家代表处，带来的好处是和当地政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很多地方信息会传递到总部。高科技企业云集在各开发区，但很多好企业只会闷头做事，西门子和各开发区政府关系很好，这就给了西门子投资很多的机会。
【舍鱼而取熊掌】
虽然人们在谈到两种不同业务时，最爱用到“协同效应”这样的词汇形容其相互借力，但对于既要产生利润又要帮助母公司发现机会的企业VC，这更像是带着脚镣跳舞。所以一个普遍经验是：先找到自己的侧重点。
诺基亚旗下的诺基亚创新机构，并不是作为单独的基金存在，而是诺基亚公司的一部分。这个机构的目标极为明确，就是要为诺基亚的未来寻找新的增长点。对于诺基亚创新机构而言，投资只是一种工具。事实上，对于诺基亚而言，追求财务收益更纯粹的创业投资运作，是通过把钱投给Blue Run来进行的。Blue Run作为诺基亚最为亲密的风险投资伙伴，在全球管理着10亿美金的基金。
按照诺基亚创新机构亚洲区高级经理丁钢的说法，为诺基亚在新的领域寻求增长点，这个过程就是在创新。要了解用户和市场的真正需要什么，在此基础上思考究竟能提供怎样的产品，最后落实到技术层面，看看什么样的技术会有助实现最初的设想。“Think Locally，Act Globally，如果能用跨国公司庞大的机器为本地市场服务，这会引发革命性的创新”，丁钢向《环球企业家》表示。
把近距离通信（NFC）手机支付引入中国就是诺基亚创新机构为诺基亚找到的一个潜在增长点。NFC基于RFID的新技术，一旦和手机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很多革命性的应用。去年到欧洲开会的时候，丁钢偶然发现诺基亚欧洲公司已经对NFC技术进行了两三年研发，并在小范围内有过测试。这让他兴奋不已，开始琢磨这项技术可能带给中国市场的影响。回国后，丁钢对于中国市场的市场现状、需要什么基础才能使用该项技术，用户需要与否，有无合作伙伴感兴趣方方面面进行了考查，并开始走访可能相关的公司。恰好有家公司在运营服务上也有类似想法，和丁钢希望使用NFC+手机的主意不谋而合，于是双方开始了具体操作层面的合作。
不久前在厦门启动了NFC手机支付现场试验。在试验展示中，用户只要使用具备NFC功能的诺基亚3220手机，即可在厦门的任何一个易通卡覆盖的公交汽车、轮渡、餐厅、电影院、便利店等营业网点进行手机支付，这个时候的手机的作用就如同平常使用的公交智能卡和银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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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的可行性只是第一步，对企业VC来讲更重要的是围绕主营业务建立产业的生态系统。拿说NFC手机支付举例，应用的时候可能会牵涉到各方面的合作伙伴，比如通过手机支付地铁票价，只有和当地的移动运营商、地铁公司以及手机制造商联动起来，NFC+手机带给用户的超级便捷才能体现出来。
如高通公司全球CEO保罗·雅格布对《环球企业家》所称：“高通在学着做一个团队选手”。其旗下的投资部门就努力扮演建立“生态系统”的决策，以打造CDMA社区。
高通的想法并不复杂，自己专注于CDMA核心技术和芯片的研发，同时通过投资等手段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优质企业向CDMA产业链聚集。“高通是家技术公司，自身并不制造消费者能看到的产品产品。如果没有合作伙伴使用CDMA技术，高通也不可能获得成功”，高通风险投资部高级总监高力伟向《环球企业家》表示。
出于这样的考虑，高通向下游企业注入风险投资，投资这样的企业就是投资自己未来的商业伙伴。
2004年7月，高通联手私人资本投资公司凯雷集团对从事手机游戏开发的依诺士科技有限公司投资300万美元。相隔不到一个月，高通宣布又与美国风险基金公司IDG以及Tom在线向四川长城软件集团投资350万美元。当高立伟找到长城软件的时候，这家在四川数一数二的手机分销商已经显示了拓展无线娱乐的雄心。作为手机分销商的长城与当地手机运营商维系着很好的关系，也熟悉供应手机制造商。扶植这样的企业做大，也为高通未来推广CDMA应用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点上，英特尔投资（Intel Capital）和高通的打法比较接近，也一直关注企业VC如何推动商业伙伴和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但他们同时力求战略考虑和财务回报的一致性。不过英特尔认为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和被投资企业能有策略上的合作，这对于财务回报来说基本就有保障了。战略投资意义和财务回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英特尔投资亚太区总监张仲对《环球企业家》说。
西门子投资公司对财务回报和战略投资同样看重，“西门子创投有一点是始终区别于其他VC的，就是西门子不光追求技术上的战略考虑，还要求有三倍以上的财务回报”，宋沐华接受采访时称，“即使技术再好，没有财务回报是肯定不会考虑的”。
不过宋沐华也认为必须找到和西门子有关的项目。西门子创业投资迄今已经确定的投资项目涉及能源、汽车、电力和企业软件，除了通信和医疗，服务于西门子旗下九大业务部门。
【协同效应】
如果强调与被投企业之间的战略协同效应是企业VC必需考虑的一个基本标准，那么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企业创投可能涉及的范围是否相对狭窄？
英特尔投资在这方面展示了很好的延展性。英特尔曾经投资了一家手机设计公司德信无线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当时看起来这家企业和英特尔的主营业务扯不上什么关系，但接下来的发展是随着德信无线的壮大，英特尔发现双方可以将合作推进到技术领域，“英特尔投资不单是看芯片或者软件设备，IT行业是互相关联的。我们把范围放得比较广，这样能在整个生态系统里面整合不同的公司”，张仲这样总结。
这也许会要求企业风投具有极为发散的想像力，能够去预测未来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行业的状况，这可能吗？但至少企业VC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诺基亚创新机构的确已经把运动保健作为自己的重点投资领域。丁钢有自己的解释，他举出了这样的例子—美国一家公司推出这样的产品，把传感器放在人的耳朵里，能测量出心跳和血压。而数据的传输过程中可能会用到无线通讯技术，诺基亚的手机能够作为接收终端，帮助用户随时随地监控自己的健康状态。
还有，欧洲一家公司把手表作成了位置传感器，用户带着这块特别的手表在高尔夫球场上挥杆，就能把动作和位置解析出来，相关数据也可以通过无线技术传到手机终端，还能和泰格·伍兹的数据作比较，找出和明星打球的差距来。
如此联想下去，企业VC们想像力几乎没有边界，张仲甚至设想过把分众传媒播放的广告传输到个人电脑上去。不过，这样即使技术上没有阻碍，也不能对英特尔所处的产业链有所影响，张仲最后还是放弃了。
事实上，作为企业的一部分，企业VC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体健康状况，创投能否良性运转，和企业本身的文化，以及公司管理层的理念紧密相关。
体现的最突出的就是简化程序，降低沟通成本。如果投资未来的VC受制于官僚作风，那将是一场噩梦。
看上去，企业VC的管理结构已经把这方面的考虑计算在内，并没有给马拉松的公文旅行留下机会，让天才的投资创意湮没于层层批复当中。
作为英特尔投资亚太区总监，张仲可以直接向英特尔投资的全球总裁汇报，这是最简洁的决策途径。高力伟同时负责高通投资的国际业务，增加了他的发言权。宋沐华代表的西门子创投全球共有六个合伙人，每人都有同等的投票权，这保证了中国和欧美市场获得同等的地位。
此外，还有企业文化的建设。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缥缈，很现实的是，作为企业的一部分，企业VC的员工收入不可能和其他人拉的很开，也就是说，即使创投项目获得了成功，企业VC的员工也不可能像普通VC一样获得巨额回报。那怎样留住人才？丁钢的回答是，在企业VC里有机会对某个产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本身就能让人有成就感——这听起来并不太有说服力。
还有种种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所幸的是现在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外部环境让解决问题的空间更为宽松。
经历过网络泡沫破灭失意后，中国的VC行业又盼到了新一轮行业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中外创投机构创记录地募集到40亿美元的新基金。给别人投资的VC们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机会，去年一年有30多名专业风险投资经理人跳槽，而新加入VC行列的甚至包括甚至吸引了新浪原CEO林欣禾、雅虎（中国）原总裁周鸿。相比之下，企业VC表现得可算平静。虽然行业的波动可能对其持有的资金规模影响更大，但对于已投资的公司，企业VC又可以更有耐心。“作为企业投资者，我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每个项目的质量，更多地的去想它能不能长期出色，能花更长地时间去验证他能否起来”，宋沐华的话似乎代表了大部分企业VC人的从容心态。
（本刊记者黄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