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伯韬重新起跑

梁伯韬能否用一家空壳公司救赎李泽楷和他自己，这是个问题

2006年7月7日星期五，花旗集团环球金融亚洲区主席梁伯韬向自己的雇主提出辞呈。3天后，7月10日星期一，梁全资拥有的Fiorlatte公司宣布：作价92亿港币收购电讯盈科22.66%股份。 
 
这家临时注册的空壳公司承载着双重任务：救援香港商界两个重量级人物，“红筹股之父”梁伯韬和李嘉诚之子李泽楷。 
 
6月以来，几乎被外界遗忘的李泽楷再度成为争议人物：未征得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同意，他决意将电讯和媒体资产卖给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Macquarie Bank Ltd.）和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德州太平洋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为首的一个集团。 
 
以纯粹的商业角度观之，这一举动并无可厚非。但李显然忘记了他在和谁做生意：中国监管者并不赞成由外商企业持有电讯盈科的所有权。而其“先斩后奏”的风格更是让中国网通这一大型国企面上无光。 
 
梁伯韬接手能改变什么？ 
 
虽然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权威媒体已经声称“此举看来将为近几周两家海外公司对电讯盈科核心资产的竞购划上句号”，但熟悉中国游戏规则的投资银行家却持另一种观点：“网通并非不能退出盈科的电信业务，但李泽楷的方式让网通觉得自己太没面子。梁作为一个中间人，能够让网通在不感觉‘有失面子’的情况下重新考虑这一交易。” 
 
事实看来的确如此，梁出现后，网通即做出积极回应，在声明中称：“梁伯韬先生的加入会促进电讯盈科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网通对此表示欢迎。”而另一个引人遐想的信息是：梁收购李泽楷股份的资金，可能正来自于李泽楷本人。 
 
解脱李泽楷的同时，这对梁伯韬本人也是一个新起点：自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曾经叱咤亚洲金融界的梁似乎丧失了金手指，他在花旗就职的5年可谓乏善可陈。近几年行业内提及梁时，总有人以“他的时代结束了”收尾。 
 
对于只有52岁的梁，这似乎还太早，尤其当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以私募资本形式流入中国的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说，盈科这一项目未尝不是梁重树品牌的机会。 
 
从花旗离任后，梁伯韬就将香港、大陆两个手机号码转到秘书处。直到7月20日，本刊方辗转联系上他，电话中，梁言辞诚恳，表示自己忙于奔波在京、港两端，“暂时没有什么可以发表”。  
  
 
【“最合适的中间人”】 
 
虽然已经在香港商界历练近10年，李泽楷行事之自我依然没有改变，只是与他收购大东电报局的电信资产时备受追捧不同，这一次他遇到了巨大障碍。 
 
2006年6月中旬，李泽楷亲自拜访网通集团董事长张春江。他对张提出，希望能把网通集团通过其上市公司中国网通持有的电盈的20%的股权卖给他个人，主要原因是他现在已经无法忍受电盈给他带来的沉重的财务负担，如果电盈的股权悉数回收到他个人手上的话，他将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操作以减轻资金压力，例如避税等。 
 
不难洞悉，所谓“避税”，不过是个幌子。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竞购电盈的意图早已在业内昭知。而另一个参与竞购者，德州太平洋集团在向李泽楷表达竞购电盈资产的心愿之前，先期拜访了网通高管。显然，李泽楷之提出回购网通20%股权，不过是希望扫除障碍，掌握电盈的话语权，为以后出售打下基础。 
 
这种虚与委蛇很容易引起网通的不快。事实上，网通集团将其上市所募得的十亿美元倾数用来投资盈科，并只获得第二大股东地位，已令网通内部颇感不快。 
 
就在网通不愿与李合作时，一心出让电信业务的李泽楷已经与麦格理、德州太平洋集团展开谈判——行事风格太过西方的李就此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矛盾。 
 
虽然如果一意推进此事，李泽楷并非不可能将谈判进行下去，但无论麦格理还是德州太平洋显然也还有在中国开拓业务的需要，这就让一个中间人的出现不可避免。 
 
曾参与网通香港上市、与李家私交甚好的梁伯韬正是合适人选。 
 
某位熟悉梁的人士告诉《环球企业家》：“李嘉诚为什么能那么信任梁？因为他出名的能守秘密。”即便得不到当事人的亲口确认，但以双方之长期友好关系，梁帮助李脱离窘境似乎正是应有之意。  
  
  
【失落的“红筹之父”】 
 
梁将如何处置他买下的资产？这取决于两点：梁与网通的沟通，以及梁本人缔造奇迹的愿望。多数评论者将重点放在前者，但显然，这个项目有可能帮助梁重新确立江湖地位，自不可仓促处理。 
 
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梁为人善良，穷人家出身的背景让其信奉天道酬勤的价值观。这让他与同是出身贫苦的李嘉诚很容易达成默契。梁曾操刀李氏旗下长江实业、和记黄埔、港灯及嘉宏（现已私有化）四大主力公司的上市，得到对方高度赞许：“无论你（梁伯韬）到哪里，我都会支持。” 
 
后来梁伯韬和杜辉廉创办百富勤，李嘉诚亦是股东之一。这正是梁最辉煌的岁月。 
 
在1993年到1994年初和1996年初到1997年10月的两次热潮中，百富勤分别推出的“买壳概念”、“分拆概念”、“中国概念”和“注资概念”、“省市窗口概念”等包装方式，在市场上掀起追捧狂潮。截至1997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39家国企H股中，百富勤主要承销了7家。上市60家红筹股，百富勤做上市推荐和担任主要承销商的占到了70％以上。在国内的B股市场上，百富勤为13家公司上市担任海外联系人和主承销商，与当时国内的大证券公司包括申银万国、南方、君安、华夏等有较多业务来往。仅在1997当年，百富勤为红筹股筹资数目就接近150亿港元。 
 
但当年的辉煌也曾给他带来诸多不便：梁的普通话不佳，甚至红筹股的辉煌也给他带来了负面影响，至今不乏政府高官认为梁当初的作为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这让本不善交际的梁在中国更难以积累人脉。 
 
更重要的是，梁的操作风格模式已然不合时宜。据说在与中移动打交道时，他曾花很大力气向对方讲述怎么做才能圈到更多资金。一位国内投行业人士认为，梁很难理解，现在大型国企上市，新派老总们最愿意看到的是顺利上市后得到资本市场的好评，从而在体系内有升职机会。“而李嘉诚的企业往往融资不少，但上市后口碑不佳。” 
 
但百富勤倾覆于亚洲金融风暴后，梁的职业生涯开始转轨。虽然以亚洲区主席身份加盟花旗集团，但业绩不彰：梁到任花旗的前三年中，真正属于他的业务只有2002年7月长江生命科技价值3.35亿美元的IPO以及赫斯基石油4亿美元的债券发行中担任牵头工作——这两个项目，都来自于其旧友李嘉诚，并不算惊喜之作。2004起，梁将离职的消息此起彼伏，但始终未成事实。期间，他也获得承销中煤上市、顾问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但与同在花旗的任克英连续抢下中国人寿、中国网通、中国建设银行以及民生银行四笔大单相比，梁的成就差强人意。 
 
梁能重现辉煌吗？一定程度上，当初中、港、海外三方信息严重不对称，金融人才匮乏的时代已经过去。梁需要在交易中展示出更大的创造力，他还需要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