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 温斯顿.丘吉尔
时光倒流十年·2008年7月（下）
时光倒流十年：空中之“累”
1990年代初，香港岛以西25公里的两个小岛——赤腊角和榄洲岛突然为世人所瞩目，香港史上最大的建设项目就选址在这里。建成后的香港新国际机场总面积达1248公顷，其中客运大楼相当于86个足球场，这在弹丸之地的香港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它也因此被评为“20世纪全球十大建筑”之一。然而，作为该评比中最年轻、也是亚洲唯一的建筑，无论从建设过程，还是初运行阶段，都经历重重波折，被称为一座在错误的时间建造的机场。
这么说或许不甚公平。因为当英国批准这个在其统治期内最大、也是最后一个项目时，亚洲经济还处于飞速发展期。虽然中国政府也曾抱怨英国用大量香港资产来贴补本国设计及建筑公司，而留给香港特区政府的则是巨额贷款的财政负担，但考虑到回归大局和香港的稳定发展，在动工前一年，中国还是与英国签署协议，支持这项建设。
然而，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至。1998年第一季度，香港游客量减少了24%，对于这个年处理量可达3500万人次的大型机场无疑意味着极大的闲置与浪费。言外之意，为了还贷，高昂的费用将转嫁于支付落地费的物流及航空公司，以及机场中的免税店身上，这当然使其竞争力大为降低。
尽管困难重重，但香港新国际机场还是于送走江泽民的四天后正式启动。
不过，在刚开始运营的十几天内，失误接踵而至：电脑出现故障，登机航班、离港班机、抵港班机与行李认领处显示屏先后出现失灵，行李输送带与行人扶手电梯也发生问题，物流系统一度瘫痪。
当然，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一旦危机情况好转，不仅会带动机场运行驶入良性轨道，其配套的公路系统以及拥有143个商户的大型购物中心，终会回报整个香港经济。况且，寓意“门户”的机场一直以来都是民族自豪的强有力象征。
后续：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成为整个亚洲金融危机中唯一的幸存地。历经沧桑的香港新国际机场，在走上正轨以后，迅速奠定了它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客货运中心地位。从2000年开始，七年内六次获得卡特瑞克调查公司评选的全球最佳机场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际机场航站楼的设计师正是今年投入使用的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设计师诺曼·福斯特。T3也与当年的香港国际机场一样，创造了许多建筑奇迹的同时，也面临着随北京奥运会而来的时代挑战。
时光倒流二十年：超载的列车
1988年上半年，中国正在创造接近历史纪录的高增长，但在增长的背后，同时出现了一些令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担忧的现象。
7月初，《经济日报》公布了刚刚发布的经济数据——在前六个月，工业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2个百分点，这是1980年代十年间第二高的增速。而在江苏、福建、广东和山东四个沿海省份，工业产量增长竟一路狂飙到26.9个百分点。
的确，无法否认，改革开放十年的成果已十分丰硕。食品供应的增加塑造了繁荣的市场，这迅速使人们淡忘了对困难年代的记忆，而且为敏感但对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非理性价格体系建立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然而，不和谐音还是出现了。一名西方外交官认为中国经济呈现过热现象，煤、石油等燃料短缺，交通不便以及原材料产量落后于工业产量等诸多条件，都应该得到足够的关注。
不仅如此，高速增长并没有惠及整个中国。当年的官方数字显示，西藏的工业产量从1987年6月到1988年6月没有任何增长。这正应了那位西方外交官所说：沿海地区的繁荣是以内陆地区的发展为代价。内陆地区的工厂在市场上买不起原材料。
事实上，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将原材料的分配从依赖国家转为依赖市场，而这无疑造成了价格的大幅提高。经济学家纷纷指出，不断扩大的需求短缺导致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增加。银行系统信贷能力、交通等领域与工业生产能力严重不匹配。铁路系统当年客运量在11亿人次左右，这个数字是1958年的四倍，但铁路客运量在这段时间仅仅增加了270个百分点。整个交通行业的运力增长只有5.2个百分点。这几乎意味着中国的铁路系统已接近崩溃边缘。
列车几乎是超载一倍行驶。成千上万的四川农民不得不搭货车出川，每名旅客的平均占地是0.3平方米。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果断做出决策，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政策，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后续：1988年的经济过热带来了出乎预料的后果。面对物价上涨的压力，政府部门强行放开部分商品价格，结果引发居民恐慌和抢购风。最后，政府不得不再次以收缩信贷的传统计划经济手段将失控的经济硬着陆，而付出的代价是三年经济增长相对缓慢。
在寻找一种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传统计划手段的僵硬和对新的市场手段缺乏经验此时都十分明显，中国经济的管理者还在摸索如何摆脱“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经济怪圈。直到199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的地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确定后，中国经济才进入了较为平稳的发展轨道。
追溯：困局变僵局
突如其来的央视“3.15晚会”大曝光，搅乱了江南春从数字户外媒体平稳转向无线互联网这一新兴业务模式的部署。(参见《环球企业家》2008年4月5号刊《无线广告困局》)。而自从2005年11月收购凯威点告以后，江南春一直将其作为未来分众驱动力的一步棋子，先占据阵地，静候无线互联网广告的市场爆发点。他甚至提前发出豪言，要在时机成熟后将无线互联网广告剥离出来单独上市。
然而，“3.15”剑锋指向分众无线侵犯隐私权，毫不含糊地将其指认为垃圾短信制造大王。江南春在遭受重创后对本刊开口，指出此次问题的根源出现在执行层面，而他着手要做的，是“机制建设、人员调整和相关人员的辞退”。
果然，风暴来临。7月4日，分众无线证实将裁撤公司2/3的员工，包括CEO徐茂栋在内的重要高管均已离职。这次人事的大地震，能否意味以垃圾短信为代表的简单粗暴的手机广告模式在分众的终结呢？另一个细节是，分众无线的离职高管们已经在同一栋办公楼以原班人马搭建起了新的公司。是轮回，还是新生？分众及无线广告市场的将来仍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