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陷阱

“莫斯科充满着常理难以释解的官僚主义，朝令夕改，政策多变。当你跟有关当局办理一些手续时，一旦负责旳官员下台，规矩就会改变，你又得重新来过，最少是退后两步。不过，你如果能坚持不懈，最终还是能办妥的。＂在莫斯科街头售卖热汤的加拿大商人亚历克斯.斯列芬分享他的经验。三年前，他想到了在莫斯科街头经营外卖热汤的念头，于是与几名投资者合资，终于设法在去年4月份开了第一个街头贩卖亭。他非常了解莫斯科，对于在俄罗斯做生意的规矩也深有体会，称之为“腐败蔓生效应”。

“深层次的建制性腐败往往会影响比我们的规模更大的商业运作。腐败导致效率极度低下，监管机关缺乏远见，造成一种普遍的玩忽风气。偶尔应付小贪官还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小企业得不到任何援助以支持其起动和生存。”

亚历克斯是精明的生意人。他看到俄罗斯的商机，但对于在俄罗斯经商所面对的风险，他如履薄冰，不敢掉以轻心。腐败监督机构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把俄罗斯评为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只给予2.1分，而满分为10。相对比，加拿大的得分为 8.9分，是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贪污非俄罗斯独有

当然，贪污恶习非俄罗斯独有，中国和印度也深受其害。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一个国家廉洁自律而其它国家却做不到呢？贪污和受贿的一般定义是滥用公职或权力以谋取私利。但其实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对于每一个腐败官员要求贿赂，对应的是一间企业或投资者愿意支付贿赂以便把事情办妥。许多人认为，一些个人投资者和企业运用他们的巨额贿赂基金去达成他们的目标，因而形成一个贿赂“供应链”，这加剧了腐败问题。而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企业也涉及贿赂活动，也干净不了多少。

INSEAD商业道德与社会责任讲座教授克雷格.史密斯（ N. Craig Smith ）列举了西门子（Siemens）的例子。过去多年间，这间德国工业和工程业巨企一直向外国官员支付贿赂。这一做法当时并不违反德国的法律，并被视为经营成本的一部分。

“这间公司实际上是沿袭过往的做法，而没有意识到经合组织（OECD）所通过的反贿赂公约和一些新法例适用于德国公司。而在过往，贿赂外国官员的成本是可以享受课税减免的。” 由于该OECD公约的通过，西门子在2008年被罚款多达50亿欧元。这宗丑闻损害了西门子的声誉和业务，令其50名高管丢了饭碗。

西门子已端正其行为并吸取了教训。俄罗斯也朝相同的方向进步。该国正在采取措施，冀望成为OECD反贿赂公约的成员。该公约要求签约国禁止外资企业向当地政府官员行贿，以杜绝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行贿行为。签约国受到其它成员的定期检视，以确保各成员国制定和执行相关的反贿赂法规。此等目标和协议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从俄罗斯的过往记录来看，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腐败能否受控制?

INSEAD的道格拉斯.韦伯( Douglas Webber ) 教授对此不无疑虑。身为政治学专家的韦伯认为：“两项因素将使此等协议在俄罗斯难以取得成效。其一是俄罗斯经济极为倚重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而国家支配着自然资源分配；另一因素是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活动。”

无论是以送礼、回扣、佣金或其它形式提供，贿赂这种做法自古已经存在，几乎植根于每一个社会和文化。“我在调研这个问题时偶然中遇到了任教于英国某大学的一名印度裔哲学讲师，他对于自己深入了解印度感到非常自豪。跟他谈话不到几分钟，他便列举了自己连串的亲身经历，诸如回家乡过海关和在机场排各种各样的队时，想要便捷省时，无不需要缴付‘非正式费用’＂。

这些所谓的“非正式费用＂的聚合效应足以损害国家经济。以遏制非法资金跨境流动为己任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估计，每年有超过 160亿美元的赃款流出印度。普通印度人可能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他们都非常清楚知道这种事情存在。去年，印度电信部门揭发的一连串贪污丑闻，以及新德里联邦运动会爆出的作弊丑闻，激怒了成千上万印度人，特别是那些从印度的经济繁荣中受益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挫折感转化成对反腐败社会活动家安娜.哈莎尔（Anna Hazare）的支持，后者正在推动政府委任一位反腐败专员，赋予其权力调查社会和政府各阶层的腐败行为。

正面回响

这项运动受到了海外印度裔专业人士的热烈响应，当中包括在北美事业如日中天的IT专家巴云.达拉尔(Bhavin Dalal)。达拉尔二十出头的时候以专业人士的身份离开印度外闯，现在年近四十的他回国见证了自己祖国的巨大变化。

“早在挣脱英国独立之前，腐败现象已在印度盛行。这源于社会经济及文化原因，并打着诸如宗教、爱国主义或大众利益等各种幌子进行。自我成长时期和出道初期以来，印度发生了很多变化，譬如识字率已经由那时的不到30％大幅提高到现今的75％左右。虽然腐败仍处处可见，但一些社会人士已经开始公开地抵制此一陋习。＂

史密斯教授也看到了一线希望，指出印度大企业集团塔塔（Tata）的董事长拉坦.塔塔(Ratan N. Tata)承认公司因为拒绝行贿而失去了一些大合约。尽管如此，塔塔仍然是赚大钱的企业。

“有些公司已经成功抵制贿赂这一陋习，譬如印度的塔塔集团因拒绝支付贿赂而赢得了声誉。它因拒付贿赂而付出了颇大的代价。”

腐败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确切损失难以计算，因为贿赂行为本质上是非常隐蔽的，而且牵涉到社会各阶层。

记者米莎.格兰尼（Misha Glenny）花了多年时间调查1989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各地社会的黑暗面和全球地下经济状况。结果，他发现：一个新兴行业已经诞生—为新兴商人提供保护服务；同时，在东欧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随着当地经济出现急速转型，合法生意和非法生意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法律灰色地带。“事实上，中国和东亚地区出现盗用美国、欧洲和日本知识产权的大量伪造产品......这是全球几大经济体之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撰写其最新著作《超级黑帮:揭秘全球地下经济》 （McMafia: A Journey Through the Global Criminal Underworld），格兰尼访问了许多律师、犯罪分子、帮派人物、警察、企业家、政府官员和来自全球各地的记者。他的结论是：要把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活动清晰地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腐败是一个巨大的的产业......我也必须花很大的篇幅在离岸银行业务运作方面，因为尽管合法世界给予离岸银行业务部门几乎神圣的尊重，各国政府必须明白，这可是洗黑钱活动的一个便捷平台。

许多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试图拆解这个迷宫，但仍然没有重大进展。「2010年全球腐败晴雨表」的调查结果令人沮丧。

在全球范围内，每10人中有6人认为腐败现象在过去三年有所增加；每４人中有１人承认在过去的一年曾经行贿。该项调查访问了8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91000人。西欧和北美人士对腐败现象的观感最为负面，当地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认为过去三年腐败现象有所增加。

腐败与人道救援

全球金融危机是诱发腐败现象的一个因素，而新闻报导则揭示许多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也存在着猖獗的腐败行为。INSEAD运营管理学教授陆克.凡.沃森霍夫（ Luk Van Wassenhove ）尝试找出人道救援行动存在猖獗腐败现象的原因。

“腐败基本上有三个主要来源，这取决于你的定义。最主要和最易产生问题的一个因素是缺乏真正专业的制度、人员和程序。例如，不完善的采购程序可能导致较高的成本，因而浪费了本可用于购买更多物资的资金。又或者，让货车司机有机可乘偷取燃油供自己使用。腐败的第二个来源是在冲突地区食物被盗并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图利。这有时是很难避免的。例如，我们知道，向索马里提供的粮食有部分最终落在游击队手中，并被用来换购更多的武器。但这能够成为停止向当地饥民运送粮食的理由吗？第三个腐败来源是服务提供商，如包租的飞机。运送援助粮食的飞机，回程时可能会藏有武器或毒品。这种情形无疑也需要严格的监察，以杜绝其发生。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常常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进行，我们应该充分地支持他们。人道救援行动人员不会参与腐败活动，但一些腐败势力可能借机而起。”

风险顾问机构拟定了一系列的宜忌清单，指导企业在全球高风险地区营运时如何避免贿赂陷阱。他们建议的许多步骤其实都是简单易行而必要的。至于企业或个人能否遵行这些建议则系于自己的诚信和对滥权行为的判断。

道德可否传授?

这是全球各地商管学院经常探讨的问题。道德和社会责任是许多领导力和管理学培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学院透过小组坦诚讨论来探讨这个问题，有些则透过邀请白领罪犯现身说法来探讨该问题。INSEAD的史密斯教授说，他的职责不是要教导学员们成为具有良好道德的商界领袖，而是鼓励他们“思考在业务经营中面对的道德问题，以明了各种行为的后果以及他们的责任。最终他们的判断将决定他们的行为。”

许多商界人士对此只是苦笑，但巴云.达拉尔等人则较为乐观。

“我属于乐天派。过去几年的事情发展显示印度是可以改变的。我知道事情不会一下子改变，但考虑到贿赂恶习根深蒂固，目前的改变已不算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