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被公认的中国新能源最后一块处女地，被人看好也被强烈质疑；这是全球光伏企业的未来战场，但没有人确定战斗何时打响。
太阳能电力的艰难起跑
3月8日傍晚，本刊记者从甘肃兰州搭乘火车赶赴敦煌，在途经张掖、嘉峪关、玉门和瓜州的1000多公里的路途上，强劲的高空风流穿过动辄绵延数十公里的巨型风车阵，暗示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正变身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象征。其势之雄伟，与记者第二天早上抵达的目的地——敦煌国投光伏10兆瓦发电站形成截然对比——在一望无际的戈壁，光伏电站失去了定位能力，以至于国投电力敦煌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涛名片上地址是：国道215线143公里北侧。
这是中国新能源的一个隐喻，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2600万千瓦，仅位居美国之后，而光伏发电仍处襁褓之中。记者眼前所见——约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呈三角形状的蓝色光伏电板矩阵——就是中国仅有的几个发电站之一。在广袤荒凉的戈壁衬托下，这个并网不久的1兆瓦的发电单元仅是一个不起眼的标点符号而已。如果你在215国道上开车飞驰，一不留神就可能会错过它。但这并不妨碍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标记——中国第一个光伏发电特许权招标项目。
1年前，敦煌被赋予了安徽小岗村在1978年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改革上的类似使命，国家能源局决定以此作为试验场，以试探中国光伏发电之门应如何开启。
此前，在光伏行业这一中国为数不多能与世界同步的产业里，中国尽管拥有世界级的企业，却没有哪怕1兆瓦的光伏发电。原因在于，相比起风电堪与火电抗衡的低成本，光伏发电的成本是火电的2至3倍。这种看起来时髦的新能源过往都是欧洲富裕国家的宠儿。发展光伏发电，决策者必须找到新能源光环和财政口袋之间的平衡点。
其时的另一个背景是，2009年3月份，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价格正从金融危机前的4美元/瓦骤降至2.3美元/瓦左右。在国际光伏市场的温度降到冰点时启动的敦煌项目招标，为困境中的中国光伏制造商（其产品90%以上出口）带来了希望。
可以想见，这引爆了一场争夺战。所有的中国光伏企业都充满热情地参与投标，其中国投电力与英利新能源的联合体报出的0.69元/度超低价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攻击说，0.69元会让决策者混淆了光伏发电的真正成本，会促使政策制定者消减补贴，真正的行业成本应该1.4元左右。这不是开启一个市场，而是损害整个行业。
但国投电力有自己的逻辑。作为五大发电集团之外的第二梯队，他们的火电和水电装机容量只有3000万千瓦。更重要的是，国家旨在节能减排的产业政策暂停了新上火电项目的审批，除非有落后的小电厂淘汰已换取指标。由于进入市场晚，他们没有筹码来发展火电项目。“没有办法，我们要发展，只能瞄准新能源，”国投电力总经理王维东说，“我们要想拿下第一个，把头炮大响，就得出最低价。
国家能源局最终选择了中广核的联合体中标。不过国投电力也获得了发改委额外的一个1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两个电站实际上共用同一套审批程序，比邻而设，形同一个双黄蛋。
2009年7月，国投和中广核的试验在戈壁之中开始了。作为中国首个特许招标权项目，它被赋予重任：基于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陌生领域，首先要成功建成并发电并网；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找到光伏发电市场启动的钥匙——发电成本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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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试验
国投敦煌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叫宋荣武，27岁，几个同事年纪与他相仿，大都刚毕业便被“发配”到敦煌。在他们临时租住的小楼四周，除了远处古老的鸣沙山，再难以看到任何一点凸起于地面的景物。
这片荒凉的戈壁是光伏发电的理想之地，年平均日照时间每天超过10个小时，晚上8点太阳才落到地平面以下。在短暂的夜晚这群年轻人的娱乐方式有两种：上网或者数公路上驶过的汽车。创造历史的自豪感，有时会让他们忘记了生活的枯燥。
敦煌市政府对本地的禀赋心知肚明，他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到2015年，光伏、光热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000兆瓦（现在是1兆瓦）。到2020年，他们还打算使这一数字再翻2至5倍。国投项目是这个雄伟计划的起点。
40岁的任涛是国投项目的总负责人，他此前在水电行业工作了20多年。一想到这个中国人极少接触过的太阳能光伏电站，去年7月只身一人站在空荡荡的戈壁上的任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示范项目能否在1.09元的高压线下实现盈利，谁也不知道，但他必须给出答案。这逼迫任涛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在内部压缩成本。
一开始，他们显得很外行。做火电和水电起家的任涛一度把传统发电厂的“百年大计”标准搬到光伏电站上来，而多晶硅电池组件的寿命不过才25年。在国外设计公司的建议下，他们砍掉了不必要的标准；他们“逼迫”电池组件供应商英利将价格从9元/瓦进一步降低到8.8元/瓦，节省成本200万元；还重新设计了钢结构的支架，节省了1700多吨钢材； “我们开了不下10次审查会，对成本进行优化、优化、再优化，最终节约了20%的总成本。”国投电力总经理王维东告诉《环球企业家》，在一系列拧毛巾后，他们估算的内部回报率为8%。
去年8月，中广核举行了盛大的项目开工仪式，并没有邀请国投的人参加。于是，任涛他们“只在戈壁上放了一串鞭炮”便低调开工，却暗下决心要将更重要的并网发电仪式做在中广核前面。王维东给任涛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在年底之前完成并网发电。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了11月，敦煌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已经无法让浇筑的水泥凝结。任涛决定先集中力量来做1兆瓦，然后再建余下的9兆瓦。
在最紧张的1个月，任涛瘦了10斤。但王维东对于建设光伏电站有了底，对于他过去操练的有多个子系统的火电水电来说，光伏电站要简单多了。而宋荣武们，这些没有任何经验的电力专业毕业生实际上只需白天在实践中跟设备提供商学习，晚上上网查找光伏电站的相关资料，加上来敦煌前被派往武威5千瓦光伏电站的短暂培训经验，就已经完全上手。
到了去年11月份，1兆瓦的光伏电池顺利地安装完毕。但这个带着无数光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第一个招标项目也遇到了并网的尴尬。敦煌光伏电站申报电网接入系统的文件在国家电网放了40天也没有批下来，直到12月27日早上（距离并网发电仅剩2天），能否上网都还是一个未知数，“那是我感到最痛苦和绝望的时候，感觉这半年的辛苦都白干了。”任涛回忆。最终，任涛只得采取并入当地10千伏的临时接入系统的办法勉强上网，而国家电网需要为电站建设的3万伏接入系统至今仍未动工（需要投资数亿元），而国投电力和中广核均希望，能在今年6月左右全部并网发电。
在距敦煌2000多公里的徐州，保利协鑫的鸡鸣山光伏发电厂也在同一时间并网发电。该项目负责人中环光伏系统公司总裁顾华敏告诉本刊，去年底并网以来，徐州电站再没有“从网上下来过”。有时徐州供电局甚至会主动打电话到电站，询问是否正常并网——电网几乎难以感觉到20兆瓦光伏电力的存在。
事实上，与风电的不规律性相比，光伏电站在一天中的发电曲线正好呈抛物线状，与一天的用电量变化吻合，并不会像风电一样对电网造成巨大的冲击。
但即便如此，这在以“安全稳定”为首要政治任务的国家电网看来，光伏电站仍然是一个极大的“不安全因素”。（在在电网公司工作了20多年的顾华敏眼里，电网谨慎小心完全可以理解）。去年9月，国家电网成立了“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研发（实验）中心”，其主要任务即是研究大规模太阳能并网发电的应用技术难题。
在刚刚举办的2010 Solarcon展会上，国家电网展出了一个刚研发出来，装在大货车中的“并网光伏电站移动检测平台”。这个大家伙未来将行驶于全国各大光伏电站之间，检测其是否符合国家电网复杂的并网要求。这辆目前仅能检测5千伏光伏电站的设备造价上千万元。
除了技术问题，与风电正在经历的并网难题一样，中国最适合兴建光伏电站的大西北也是国家电网最薄弱之地，而且当地用电需求不足。这使得新能源电力必须向外输送，对国家电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投入巨量的资金。
无论是技术还是态度，目前来看国家电网显然还没做好准备。这让所有对光伏发电虎视眈眈的企业大为担心，一两个试验项目尚且如此，若真全国铺开发展光伏发电，这仍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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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电价
从开工那天起，能源局的官员隔三岔五就会造访国投电力，来听取王维东有关电站成本的汇报。王的中国光伏电价探路者的任务已经完成，1.09元他有微利，但要过得好一点，他希望电价在1.20元左右。
然而，光伏企业寄望的统一电价，在去年几度呼之欲出，却终究未能出台。在去年年底，数位光伏企业的高管都对本刊表示其亲见这一政策的草案——比1.09元略高的1.15元。一种较为可靠的说法是，这一价格在去年底已经由发改委几个司全部会签完毕，但最后在递交到更高层后杳无音信。
决策层的谨慎不无道理。上网电价就如同一把高悬于中国光伏产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补贴过少，发电企业无法生存。此前风电的发展就是采用了全国统一招标，出价最低者得，结果使得风电价格进入了一个低价的恶性竞争循环；补贴太过激进，则又可能发生因噎废食的悲剧。在这方面，西班牙政府的教训殷鉴不远。
2004年，西班牙政府借鉴德国的政府补贴模式，开始实施“RealDecreto”（皇家太阳能计划），将光伏发电系统的固定上网电价为0.44∈/kWh（为平均电价的5.75倍）。在一系列激进的政策刺激下，西班牙国内光伏电池的安装量从2007年的不到500兆瓦猛增到2008年的2.5吉瓦，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 但金融危机的打击让西班牙政府在财政上捉襟见肘。2009年初，西班牙政府便踩了急刹车，强制收缩国内光伏市场，将国家补贴的上线缩小到500兆瓦，市场顿时缩小了近80%。
电价难产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在太阳能电站的建设成本中，电池组件通常占到成本的50%以上。一度呼之欲出的1.15元/度的上网电价是建立在去年的全球光伏市场价格基础上的，而今年初随着国际市场组件价格的上涨，上网电价又需重新计算。出于谨慎，政策制定者总是上下求证、多方调查，这可以理解，但在与市场的赛跑中总是慢了一步。
来自上游电池组件的价格波动，还导致了中广核戏剧性地落后于国投。到3月底为止，中广核项目却还仅仅完成了4兆瓦的土建和光伏基座，预期的太阳能电池板也并没有被安装，连项目的运营主体——中广核、百世德、比利时Enfinity三家合资的公司至今也没有成立。
中广核一位高管士告诉本刊，缓慢的进程在于太阳能电池组件供应出了问题。去年3月，国内电池组件生产商纷纷拿出低价与电力企业组成联合体联合竞标，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以低价夺标，扩大影响力；二是可以消化受金融危机影响库存积压的电池组件。而如今一年过去，国际光伏市场已经迅速回暖，百世德已不愿以当时的价格供货。中广核曾多次派员前去谈判，但结果并不如意。
国投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英利在敦煌项目中向国投电力提供的组件价格为9元/瓦，后进一步降到8.8元/瓦，而在几个月后的国投石嘴山和格尔木等项目中，英利已将组件价格涨至12元/瓦以上。王维东甚至放缓了电站的电池组件招标工作，他打算等到5月份，看看德国市场会不会因削减补贴而使电池组件价格有所回落。这一价格变化的背景是，金融危机后，光伏从偏安欧洲逐渐蔓延成一个全球化市场。
对于那些期盼决策层出台一个统一电价，继而开启全国性招标大戏的光伏企业而言，他们注定在2009年年底陷入巨大的彷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会错失这一行业发轫的难得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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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山突围
在距离敦煌2000多公里的徐州，有人抓住了机会。
当国投电力和中广核在加紧施工以应对马上到来的冬季时，在徐州一个叫鸡鸣山的废弃采石场，另一群更加“疯狂”的人也正在通宵达旦的施工——尽管其并未拨得头筹，但所建光伏电站的规模却是全国最大。
在从北京到湖州的高速公路上，来往的车辆远远就能看到这座“蓝色的山头”——整座鸡鸣山的阳面以及山坡下的平地都覆盖着蓝色的电池板。2009年12月30日，保利协鑫的徐州20兆瓦光伏电站与国投电力的敦煌光伏电站同时并网发电，前者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项目，后者是全国首个示范项目。
在这座占地600余亩的中国最大光伏电站，工人们正在用抹布擦拭一块块齐人高的太阳能电池板，以防止灰尘堆积影响发电效率。他们都来自周边的农村。
在顾华敏看来，投资徐州电站的风险在于难以与实际数据不符的光照资源，以这三个月的运营数据看，徐州的光照时间足足比统计数据少了20%。徐州的下雨天时常让电站一整天的发电量为零。这让顾不得不在业内开会时呼吁国家重新进行全国光照资源的普查。毕竟，这是进行光伏电站投资的最基础数据。
从纯粹的日照条件上看，徐州与敦煌差距甚大，并不是光伏电站的理想之选。但在中国遍地以新能源作为新兴战略产业的省份中，江苏是最有抱负的一个。尚德、天合光能这样世界级的光伏企业都诞生在这里。保利协鑫本身也是国内最具实力的民营发电企业。作为中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这里长期处于电饥饿状态，那些急于完成订单的出口型企业愿意并有能力承受更高的电价。
2009年7月，江苏省出台了《江苏省光伏发电推进意见》，首次宣布对光伏发电实施固定电价政策，确定分年度补贴额度：2009年的江苏上网电价为2.15元/度，此后逐年递减20%。对于顾华敏来说，只有在12月30日之前并网发电，才能拿到2.15元电价。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这个总投资4.2亿元，号称中国最大的光伏电站创造了光伏电站建设速度的奇迹——前后仅用了短短80天时间，比常规建设周期缩短了2个多月。
不过，比国家招标还要高1倍的价格甚至让企业对其可持续性产生了怀疑，保利协鑫是唯一一家跟进的企业。后来顾华敏得知，早在当年7月份政策宣布时，江苏省用于光伏补贴的财政资金已经到位，并做出了三年内400兆瓦的发展目标。
“凭我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肯定不会仅仅是1年，因为政府拿出了鼓励产业发展的诚意，不会是忽悠企业。”顾华敏说。他的底气还在于保利协鑫十多年的电厂建设运营经验。 “实际上我们后来发现，建光伏电站比火电水电简单多了，过去中国人没怎么做过，有将其神秘化的色彩。”顾华敏说。
因为工期紧张，保利协鑫的电站不可避免的看起来有些粗糙：土地并未完全平整、支架之间的距离和角度也略有不齐、部分单轴逐日器因设备故障未能正常运转，但这个被民营企业创造的光伏电站建设奇迹仍有巨大价值——这正是中国光伏市场的真实一幕：地方政府，或许是突破全国统一电价难产格局的生力军。“一看光照资源，二看跟地方政府的关系”，王维东如此描述选址的原则；同样，保利协鑫选址徐州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协鑫集团与徐州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密切关系。
但获取地方政府的信任也并不容易。在风电上，地方政府吃了太多被企业“忽悠”的苦头，他们曾经遇到了太多只想圈地而不想干事的企业。除了企业的行业地位和知名度之外，在这个刚刚发轫的行业里，谁成为第一批吃螃蟹者，成为取得政府信赖的关键。保利协鑫正是民营企业中的吃螃蟹者。
这也是国投电力0.69元报价的初衷。在王维东笃信，上网电价政策的出台就如同政府打响了国内光伏市场的发令枪，而当其他跃跃欲试的企业还在准备观望时，国投电力则必须在枪响之前冲出来，才能在中国光伏市场中抢占自己的领地，“市场就是这样。”王维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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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戈待旦
在敦煌项目之外，也有很多企业响应鸡鸣山模式。去年6月20日，浙江正泰太阳能的石嘴山10兆瓦光伏电站开工，规划规模100兆瓦；今年1月9日，山东润峰集团投资的1兆瓦太阳能光伏电站在山东并网发电。但这些投资更多的是为了消化自身的电池组件产能。与国有企业的大手笔相差甚远。
事实上，国投电力正借敦煌项目的影响和地方政府的热情，晋升国内光伏发电的最大玩家。
2009年5月，在敦煌特许权招标结果尚未公布时，王维东即启动了青海格尔木200兆瓦和宁夏石嘴山10兆瓦光伏电站的前期工作。王维东向《环球企业家》透露，除了这三个地点，现在国投电力在云南、海南的光伏电站也正在酝酿中，敦煌二期10-50兆瓦工程也已经开始，2010年国投电力至少将有40兆瓦并网发电。“我们的设想是，每一个电厂投产发电之时，就是二期扩建启动之日。”王说。
国投之外，一只中国光伏市场的“国家队”也初步形成。中广核一位内部人士告诉《环球企业家》，尽管敦煌项目遇到一些波折，但中广核2010年将在全国布局五六个光伏电站，敦煌项目的二期工程也将启动；大唐集团让甘肃分公司和大唐新能源公司同时涉足太阳能；而长期从事清洁能源的央企中节能也开始着力加强太阳能板块的业务；国电、华电等央企也陆续与地方政府签署了建设光伏电站的框架协议，伺机发力⋯⋯
让央企蓄势待发的，是一个极有可能出现的政策明朗局面。1月份，国家发改委下文让西部六省市上报光伏示范项目。最新的消息显示，发改委已基本确定给予每省市50兆瓦的额度，由省发改委自行核准招标项目，而不需再如火电水电一样收归中央核准。这意味着，一来国家财政补贴得以“可控”（预计国家每年将安排40亿元补贴光伏产业），二来又给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性，如果规模和电价超过限额，政府可以自己拿钱补贴。如此，面向全国招标的敦煌项目将成为历史，而代之以地方政府主导的方式。
顾华敏对今年的国内市场非常乐观，他估计2010年预计新增装机会有1.5GW，其中80%是地面电站。但作为迄今为止最大的光伏发电开发商，保利协鑫还没有考虑新的国内光伏电站计划，而是将重心放在海外。在顾华敏看来，确定性政策未出台之前，市场中的一切玩家都是在“赌博”，央企赌得起，民企则不行。
中广核一位内部人的观点与顾不谋而合。该人士分析，国企不得不在政策出台之前圈地，因为一旦上网政策出台，民营企业的快速行动力将使得央企机会大大减少。
在中国现行的光伏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更现实的选择还在参与“金太阳工程”、“太阳能屋顶计划”等规模更小的光伏发电项目。去年7月，财政部明确将为500兆瓦太阳能示范项目提供补贴，9月又将这一额度又追加到642兆瓦——这在总量上并不比地面光伏电站小。
经过敦煌一役，国投电力似乎已在中国光伏市场领先一步。但王维东却对国投电力的定位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因为，比他们更大的五大发电集团还在按兵不动。无论是资金、规模还是人才上，国投仍难以与其竞争。国投仅是在“这一群尚未惊醒的雄狮”发力之前，赶紧抢占自己的市场罢了。“以后别人比我们大也不要紧，不一定要争老大，但国投未来两三年的发展还是乐观的。”王维东告诉《环球企业家》。
3月8日，国投敦煌光伏电站。宋荣武接待了一位酒泉市副市长的视察。这位看起来颇为年轻官员问宋最多的问题，是光伏电站的各项指标与风电有什么不同？而当宋看副市长刚刚伸出的手掌停留在半空，不知该往何处放时，对此已经验丰富的宋赶紧对市长说：“可以摸的，它不会电人的。”
今年6月，敦煌项目将全部竣工，届时也迎来了敦煌旅游的旺季，“今年夏天的接待任务会很重。”宋荣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