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亚丁：颠覆式创新的中国路径

目前外企在中国的研究院已经达到数百家之多，其目的和角色却不尽相同。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层次：

“公关”研究院：从政府的角度看，希望外企不仅把先进的产品带给中国，也带来先进的技术。因此，“公关”研究院应运而生，其主要目的是优化外企在中国的企业形象。

“外包”研究院：中国具有大量的低成本的工程技术人才。通过在中国设立研究院，外企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这种优势，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原来在本土完成的一些研发任务。

“本地化”研究院：很多外企在中国设立研究院，致力于将本土研发的产品本地化，针对中国用户的需求进行产品功能、性能的修改、匹配。研究院的工作只是为中国市场服务。

“全球责任”研究院a：这是“本地化”研究院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时候，研究院的工作不仅为中国市场服务，也服务于全球市场。但是，无论服务于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其侧重的市场区间是中低端市场。

“全球责任”研究院b：研究院的工作为中国和全球的市场服务，不仅包括中低端市场，也包括高端市场。

前面 1 到 5 类研究院的任务，其根本点还是在追赶西方的创新模式。但是在西方，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已经在思考如何改变当前的创新模式，以更好地发展颠覆性创新。而发展颠覆性创新，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要有大量的愿意尝试新技术的用户群，这是西方所欠缺的，却正是中国所大量拥有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中国多样化的市场需要和大量的愿意尝试新技术的用户群，来孵化、培育未来的颠覆性创新，并进而在中国开创一种系统化地发展颠覆性创新的创新模式，实现创新在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为什么多样化的需要对于发展颠覆性创新这么重要呢？因为需要是创新之母。好的技术，如果不能找到具有相应的需要、愿意尝试这种技术的用户，就不能在应用中进一步发展和改进，更谈不上颠覆原有的主流技术。

西方国家因为多年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市场需要相对单一，主流市场、主流技术占据重要的统治地位。即使有一些不同于主流市场的需要，也可以通过将主流技术适当地修改来满足。与西方不同，中国人民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非常多样化，相应的市场需要也千变万化。这种千变万化的市场需要和愿意尝试新技术的用户群，是孵化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创新的最佳温床，也是我们认为在中国发展创新的最大优势。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VCD技术的发展。

90年代初，VCD的相关技术包括解码标准 （MPEG-1）已经成型，但是，在发达国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录像机在发达国家的普及率已经非常高，并且绝大部分影像资料通过录像带存储、传播。而当时VCD的清晰度与录像机差不多，并且片源缺乏。因此，VCD这种新兴技术，并不适合当时发达国家的市场需要。

1993年，中国的万燕公司集成现有的VCD技术进行产品开发，在中国市场推出VCD产品，马上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家庭，录像机的普及率很低，大部分人是通过去录像厅看录像来满足视频娱乐的需要。而与录像机相比，VCD虽然在质量上不具备优势，在价格上却具有明显优势，符合中国用户的需要。到1996年，全国VCD销量突破600万台。

因为有巨大的市场应用，VCD技术得以不断地进步，发展到SVCD、DVD等，并应用于发达国家。同时，VCD/DVD 技术也颠覆了录像机技术成为主流。 

好的技术，要有相关的市场需要才能更好地发展。反之，千变万化的市场需要，并不一定会自动产生好的技术。如何最好地利用中国市场上这种多样化的需要来发展创新呢，西门子中国研究院有一个二八法则：80%的需要，用西方已发展或正在发展的主流创新去满足；20%的需要，用发展于中国，可以向上发展进入全球主流市场，并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创新去满足。我们把这种创新称之为S.M.A.R.T.创新。 

为什么叫S.M.A.R.T.创新？怎样在中国市场上发展S.M.A.R.T.创新？我们后面再讲。

（作者为西门子中国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