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险，缓行

作为中国金融改革最热心的外部敦促者，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最近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仅仅在5个月之前，在结束了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他还兴致勃勃地对外界宣称：中国同意进一步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速度。可如今，在即将于6月开始的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前，鲍尔森却不得不承认，美国信贷危机可能会使中国在对西方金融机构开放的问题上变得更为谨慎，甚至暂时终止此前的计划。

不难理解此时的艰难。历经3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中的绝大多数行业已经成功融入全球体系，即便是在最为“难啃”的金融领域，在近几年中也因国有银行上市、汇率形成机制、加强监管等问题的突破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现在，“看不见的手”却一把将极度崇尚自由经济的西方世界推入多年未见的混乱状态，尽管鲍尔森公开表示，美国市场正在走出金融危机，但这一切却无疑为中国金融改革敲响了警钟。

在刚刚过去的华尔街黄金年代中，美国自由、创新的金融体系曾充分彰显了自己的经济优势，可如今，当这种力量显示出自己的脆弱和强大破坏力时，到底应该怎样挽住缰绳？作为一把双刃剑，自由化和全球化将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带来什么？

无论在忙于善后的美国，还是正准备进行“大部制”改革的中国，对市场和监管的反思已悄然成为了主流议题。5月9日，以“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金融”为主题的首届陆家嘴论坛召开，与绝大多数金融论坛相比，这一次的高规格相当罕见——不仅各大中外金融机构的高管齐齐出现，周小川、尚福林、吴定富、刘明康等政府高官更是全部到齐，而主管金融的新任副总理王岐山也清早便出现在会议现场。

长久以来，包括日本、韩国等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的金融系统始终以西方银行为改革样本，如今，当这些榜样尚且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举办这样的论坛，或许可以将之解读为：在金融改革的前景忽然变得不那么明朗时，相关部门希望借此听到更广泛的声音和意见作为参考。

风险防范

看上去，鲍尔森的担心似乎有些多虑，从次贷危机至今，在数个公开场合，来自中国高层的声音仍然是：继续深化金融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而在其背后，相关部门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1月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8年工作会议上表示，将在积极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同时，支持有条件的银行推进国际化、综合化经营。2月底，央行则宣称将“积极加以研究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而在实际情况中，中国整体金融开放的步伐正因此而更加小心翼翼。整个次贷危机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开放程度越大的成员受危机直接波及的程度也就越大。而对于尚未真正实现金融自由化的中国来说，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件好事。“中国的金融改革目前看起来，很多地方都要重新思考，需要更加慎重的对待。”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

次贷危机所反应出的核心问题正是如此。人们质疑的是：大型西方银行或者是其监管机构是否真正理解其资产负债表中衍生的风险？

“一些流转于各个金融子市场和行业之间的金融创新产品，在流转过程当中就会产生监管空隙，而这往往是风险被放大的环节。”花旗集团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对《环球企业家》表示。这从侧面证明了在高度市场化的混业经营模式之下，金融机构监管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难题。

以次级债务危机为例，当商业银行发放了相关贷款，便承担了风险；但当它将这些贷款打包出售到其他子市场时，风险便被放大和转移到了投资银行等其他部门。而正是这一转移的过程，此前甚少被监管者所注意。

最近一年间的一系列投资也让国内金融界对风险更加警惕。去年，中投公司在黑石和摩根斯丹利的投资损失很大，而中信证券在贝尔斯登的投资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此后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一个可以作为注解的事实是，作为国内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最近降低了投资美国债券和银行的热情，并拒绝向更国际化的金融企业投资，而是购买了南非、澳门和印尼本地银行的大量股票。

在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一系列关于重新修订监管条例的办法正在重新评估中。而在中国日益深化的金融改革中，同样面临着类似的监管难题。虽然目前我国仍然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但随着中信、光大、平安等几大金融集团浮出水面，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趋势。这就使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更需要加强沟通、相互协调、增加合作以控制那些跨行业和部门的风险。

从去年开始，关于金融大部制——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而为一已经在内部热烈探讨，几大监管部门却无一——例外的认同，协调监管呼之欲出。正如王岐山所说：“探索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仍将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而如何在创新、稳定和严格监管中取舍则是目前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即便如此，改革依然将继续进行，毕竟在过去十几年间，饱受大规模坏账和券商融资黑洞所累的中国金融机构很难再次承受如此巨大的成本。而目前看来，当西方银行受到伤害后，其识别、治愈的进程似乎来得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