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76岁的董国良一直不遗余力地研究和推广其创立的“节地畅通城市模式”，希望解决道路堵车和大气污染等“城市病”。
董国良：孤独的“城市革命者”
一月的北京，PM2.5指数一度达到900——国家标准是75而欧盟标准为25，举国热议。
“如果中国继续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模式，巨大灾难将不可避免。”董国良忧心如焚，董曾为一名国企高管，目前的正式身份是深圳维时科技公司董事长。过去10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研究、推广其所创立的城市发展模式——“节地畅通城市模式”(简称JD模式)，希望掀起一场“城市革命”。
温家宝总理曾批示JD模式是“城市发展方向”，JD模式试点已取得成功，实践证明它确实可部分解决“城市病”。然而，JD模式至今尚不为人所熟知，未被大规模采用，更不为官方认可。一腔热血自愿投身社会公共事务，76岁的老人碰壁连连，略显孤独地秉持着自己的一份执念。
沉思三十载
创造出新理论才能解决城市问题，董国良并没有停留在痴想。
30多年前的一次堵车，董国良与城市发展模式“结缘”。
1974年赴欧考察期间，董国良在巴黎遭遇3个小时的堵车，由此他经常思考，为什么汽车文明的出现却使城市交通陷入困局?有一天他突然顿悟：根源一定是“人车混杂”在同一空间。此后，他四处搜罗城市交通、城市规划相关的书籍，研读数年，却没有找到答案——既有理论都将“人车混杂”视为合理的存在。慢慢地，他意识到“要创造出新理论才能解决城市问题”。
董国良并没有停留在痴想，他本人有一定的技术背景。1960年代，他曾在北京某机械厂担任总工程师，同时在大学函授站教授“高等数学”和“投影几何”，并在机械设计学历之外获得了“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学历。靠自学的建筑学知识，董国良曾注册了两项建筑设计的国家发明专利，并被付诸实施，为其就职的公司增加数亿元利润。董本人曾长期学习系统科学，在1980年曾就系统论问题请教过钱学森本人，至今保留着钱老的一封回信。
起初，董国良只是将研究城市发展模式作为一项爱好，其职业履历覆盖5大行业——机械、轻工、金融投资、房地产(建筑设计)，曾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届监事会主席、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退休后，董大部分时间在深圳开发房地产，成为地产商人。
2003年的一篇报道改变了董国良晚年的人生轨迹。当年8月，新华社刊发长篇通讯《是车堵路还是路堵车》，报道了中国大城市严重堵车的状况。这再次促使董国良认识到，城市问题在中国已经演变成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他放弃了每年能为公司带来数千万元利润的地产开发项目，组织团队全力投入到城市新模式的研究，他甚至将公司新建的一栋办公楼卖掉以筹措研究资金，先后出版近200万字的四本专著，发表多篇论文。
2012年7月，董国良的专著《城市模式学》出版。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铁道部原部长傅志寰院士、深圳市委原书记厉有为等政要学者为该书作序，并高度认可其理论主张。
美丽新城市
城市病皆源于现行城市模式的“空间结构错位”。
董国良将其主张的城市发展模式命名为“JD模式”。
JD模式是由四要素构成的“人车全面分离”的市区空间结构系统。这四要素是：约占市区面积60%的架空平台、约占市区面积40%的地面花园、约占市区面积40%的地面停车库、约占市区面积20%的完全取消红绿灯的机动车道路。
其中，前两项要素构成了占市区面积100%的“人的天下”，其中完全没有汽车出现，汽车进入城市以来所产生的城市病皆荡然无存;后两项要素构成“车的天下”，地面道路没有行人和自行车，且取消全部红绿灯，道路机动车通行能力提高5倍左右，完全消除交通拥堵;停车位数量是现在城市的15倍左右，完全消除停车困难。
中国工程院院刊原副总编辑、教授丁朝模指出，城市病皆源于现行模式城市市区“空间结构错位”。
现在的城市中，市区机动车交通主要为间断流(有红绿灯，需在路口停顿)，这导致每条汽车车道1小时的流量从2000辆减少至600辆(600/2000=30%)，加之城市机动车道路上设置步行、自行车道路以及路边占道停车，平均只有60%的路面供汽车行驶。两者综合，道路通行能力的利用率只有18%。采用JD模式，机动车全程连续行驶、机动车道路上没有行人和自行车，路边没有停车，道路通行能力可以100%发挥出来。
以董国良的估算，在汽车达到饱和拥有率的现行模式城市，市区蔓延和职能错位演变使出行距离增加到4倍，出行距离增加和慢行道路条件恶化使小汽车使用频率增加到2倍，路口停顿和拥堵使百公里油耗增加到2倍，汽车车均油耗和碳排放增加到16倍。采用JD模式，上述的“4倍”、“2倍”、“2倍”都不存在了，汽车油耗及相应的碳排放仅为现行模式城市的1/16。
据支持者初步的静态估算，一旦中国推广采用JD模式，累计可节约3亿亩土地，耕地可恢复至19亿亩以上;累计节约数十亿吨汽车燃油，即便全国城市汽车保有量达6亿辆，年需汽车燃油仅为0.6亿吨左右，我国再无需依赖进口石油、并使全国年碳排放总量下降1/3左右;累计节约百万亿元城市建设投资，城市政府将不再依赖土地财政。
艰难的游说
十年蹉跎，JD理论只收获了体制内的少数倾听者。
2003年开始，董国良全身心投入到了JD模式的推广，然而，没有太多人重视这位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时候，看似就要柳暗花明，最终又是失望。
十年来，董国良先后向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规划院等政府部门发函，邮寄自己的专著，强调改变城市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多数信件如泥牛入海。
十年蹉跎，JD理论只收获了体制内的少数倾听者。
2004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与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共同召开了JD模式研讨会，会议纪要高度肯定JD模式，并建议国家推广;次年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再次召开了城市发展模式研讨会，会议纪要再次对JD模式予以肯定。然而，作为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建设部，接到会议通知后却未派人参加。中国工程院曾安排董国良就JD模式与周干峙、邹德慈、汪旭光等多位院士进行交流，曾得到如下书面评价“可以在发达地区有条件的大城市的局部地段加以实践”。
2005年6月，应国土资源部的邀请，董国良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全国市长研讨班”上详细讲述了JD模式，来自70多个城市的市长、主管副市长饶有兴趣地听了讲座并热烈提问。国土资源部开始将JD模式推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当年，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占地约1.7平方公里的湘江世纪城率先采用JD模式进行规划建设，2010年1月，首个JD模式楼盘——长沙“北辰三角洲”开盘，与此同时，号称“湖南第一大盘”的“湘江世纪城”也基本建设完成，该楼盘同样采用“人车分流系统”。
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得知JD模式后，委托有关部门考察JD模式的可行性，最后的调研结论认为：JD模式能够解决交通拥堵、节约大量土地，能够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最终，JD模式得以进入上海世博会，成为唯一一种被展出的城市模式。
即便如此，JD模式的推广依然困难重重。
至今，除长沙外，还没有第二个城市建设JD模式社区。即便是长沙，董国良依然认为试点面积太小，并没有真正体现出JD模式的优势，他需要更大范围的试验，这须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遗憾的是，董国良所创立的城市模式学和JD模式至今未能在国家科技部立项、未能列入国家计划。
董国良认为，可能由于思维的惯性——似乎突破性创新只能由西方国家提出，有关部门大概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出超越西方的重大创新，所以，“即使国家领导人做了肯定性批示，即使国土资源部在推动，即使局部试点已经取得成功，即使两次高层研讨会和工程院书面意见均表示可以推广，即使我国迫切需要城市新模式，但至今JD模式仍然受到国家科技主管部门的冷落。这是我这个退休老人所无法接受的”。
期待大辩论
JD模式要得到大范围落地，须上升为国策
英国25座城市，人均占地366平方米;巴黎周边5个城市人均占地500多平方米;美国的城市人均占地达到1千平方米……
然而，中国城市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均用地。据董国良粗略计算，如果保持今后15亿人口且不会发生粮食危机的话，中国城市人均用地应该在30平方米左右，目前城市人均用地约80平方米。未来，海量的人、车被挤压在一个小面积里，城市问题将比西方严重得多。
最近北京PM2.5超标严重，市政当局要求国家机关的公务车减少30%，在董国良看来，类似措施只是治标。中国现在汽车保有量是1亿多，一旦增加到7亿辆，上述办法就没有任何作用。“城市已经陷入了灾难中，JD模式却无法推广，如果我的身体突然出了问题，就没人能说清楚JD模式了。”董国良忧心忡忡。
其实，社会各界对于JD模式亦存疑颇多：一是造价，JD发展模式采用“三位布局”，路网密度提高，道路造价也随之提高，并且由于采用“人车分离”的立体结构，建筑结构会变得相对复杂，建设量较大，分层的水泥板需要有相当大的厚度，将增加开发商的建设成本;其次，人车分流之后，公交系统在设计上可能增加难度，如是否会增加出行者的换乘系数;第三，许多居民不适应立体出行的习惯。
此外，采用JD发展模式，社会人口可能过于集中。比如，董国良曾设想，在北京建设一个200平方公里的新区，用以容纳1000万人，人口密度过大，居住区的生态环境将难以保障，且还会引发社区管理难度加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屡屡碰壁的董国良从未怀疑自己的JD模式的巨大价值，他将自己的受挫归结为六个字：认识、体制、利益，“最根本的是认识问题，JD模式依旧不被主流社会认可，这折射出中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机制有问题，”董国良无奈地说，“JD模式超越了发达国家的重大创新，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中，没有‘城市模式学’这个门类，JD模式成为体制外的弃儿，至今没有得到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董国良相信，JD模式要得到大范围落地，就必须得到国家最高决策层认可，并将JD模式上升为国策。面对质疑，他建议举行一场国家级的技术大辩论——对城市发展模式进行一个大反思、对JD模式进行一个彻底论证，大辩论应该由科技部、中科院、工程院，甚至国务院有关机构组织。科学史上，达尔文的进化论诞生后，教会曾坚决否认，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举办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学术大辩论，赫胥黎代表达尔文参加学术辩论，最终获胜，达尔文进化论才被接受。
董国良同时呼吁中央政府决策建设一个示范城市，或是一个大的示范区，让事实来说话，他也在致力于推动示范区的落地。现在中国平均每年有1300平方公里的新增城市用地，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冒险拿出10平方公里试验建设JD模式示范区。在董国良看来，这是由中国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决定的，不尝试新理论并不影响升迁。
董国良热切地期待着，相关部门尽快组织一次关于JD模式的科学大辩论。“即使辩论持续三天三夜，我也会坚持到底。不过，可能一天内就会分出胜负。”说话时，76岁的董国良如同一名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