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证“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运转，得有“看得见的手”做有效的维护才行，自由教育是根本
[让我们继续学习]自由教育的使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是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在199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导论里讲的故事，他想说明的是，社会分工的程度高低决定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以及社会成员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平。杨小凯讲的故事算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讲述的别针工厂故事的现代版本。
无论是跟故事中
分工的精细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远不止住房，住在里面的人也在变。继1949年之前那几十年的对外开放，最近30年新一轮的开放变革已经开始前所未有地在中国造就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
这可能是帮助“振兴中华”的愿望得以逐步落实的最重要一群人。按照黄仁宇——另外一位虚心向西方学习的已故中国学者——的分析，这正是传统中国一直没有成长起来的社会中间阶层，中国原有的是居于上层的“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
然而，接下来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这个专业人群如何能够长大成人？
没有富于持久生命力的专业人群，以分工为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就维持不住，借用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的话，就是，要保证“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运转，得有“看得见的手”做有效的维护才行。
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过包括知识分子和商人在内的专业群体萌生的时候，距今最近的一次就是从清帝国后期到1949年之前的年代，但都没有经得起历史变迁的考验，要么被“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吞没，要么重归于无权无助的农民。
如果西方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借鉴总结，那么在那里率先长成的专业人群的成长轨迹就是值得重视的。
培养自由人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拉克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在2007年出版了致力于回溯这个生长轨迹的著述，正值哈佛商学院建校100周年的前夕。
书的名字反映了作者对这个轨迹在美国发展的评价——《从高目标到雇佣军：美国商学院的社会变迁以及管理作为职业的未竟誓言》（From Higher Aims to Hired Hand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 Schools and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Management as a Profession）。
这个评价显然基于一种充满警醒的反思，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感受到，即使像美国这样被很多国家学习的社会仍然面临着各样的危机。
书中呈现出来的那个“高目标”是一百多年前世界第一批商学院的创建者们为自己和后人所定下的使命，虽然到如今也未能完全实现，甚至有被漠视的危险，却至少仍通过库拉纳这样研究商业组织的学者回荡在世界的耳边。
当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在1881年创立全球第一家颁发大学文凭的商学院时，他的理想是让这个新兴的学校为有志于商业活动的年轻人“提供一切跟金融和经济有关的自由教育”，而目的在于让这些从业者成为“国家的栋梁，无论在私人还是在公共生活中”。
关于何谓“自由教育”，美国大学协会给出的定义算得上有代表性：“自由教育赋予个体宽广的知识和可以传递的技术，以及对价值观、伦理和参加公民社会保有强烈的意识，直面贯穿历史和今日的重要问题，更是一种学习的方式，而非某一个学习领域。”
沃顿本人的一生已经为他想要培养的后代树立了杰出的榜样。他不仅是成功的商人，业务遍及能源、制造、交通、农林牧副渔各个行业，是美国大企业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跟他共事过的人中包括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商人以斯拉·康奈尔（Ezra Cornell）和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后面两人也各自创立了同样著名的康奈尔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
在创办沃顿商学院之前的1864年，38岁的沃顿与他所在费城的一个教友派基督徒社团组建了思沃斯莫学院（Swarthmore College），这所学校是当今美国最好的本科学院之一。除此之外，沃顿本人也是科学和诗歌爱好者，还是政治活动家，为至少三任美国总统和一位德国皇帝提供咨询。
换言之，在美国出现商学院教育之前，沃顿和他的同道们已经生活在专业人群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时代，商学院的出现是商人这个群体正式建立自己的高等人才培养制度的标志。
他们所继承的是一个长达几百年的自由教育传统，在商学院之前，从欧洲移殖到北美大陆的大学制度已经设立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这样的以自由教育为核心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这些正是沃顿提出建立商学院时效仿的榜样。
沃顿商学院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建于1740年，是美国第四古老的高等学府，仅次于哈佛（1636年）、威廉和玛丽学院（1693年）以及耶鲁（1701年）。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是基督教会的专业人士单独或跟其他的专业人才合作发起建立的，这些专业人才包括商人或像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那样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的通才，富兰克林参与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创建。
从这些教育团体的性质，可以看出创建者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建立学校就像创办公司一样有章可循，只要通过殖民地政府或英国国王的授权，学校就拥有独立运行和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当然，获得授权的同时也意味着接受政府的管辖。
这一切的基础在于专业群体跟政府当局的关系不是一味的服从，而是依据双方权利和义务都很明确的法律规定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个基础是专业群体——无论是商业组织还是教育学术公益组织——得以不受太多来自于政府当局干涉而持续发展的关键。今日中国所谓“法治”的目标是否实现，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应该是，非国有经济组织和教育学术公益团体是否跟国家组织一道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此种局面的实现，从组织成长的角度，要求任何想要在社会上好好生存下去的组织本身必须具备成熟、健全、有明确目标的职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组织的发展并担当起肩负的责任。这不仅体现在行业内部工作上做出令人尊敬的专业成果，也表现在为保障行业准则和行业发展不受外界的随意干涉而对外界的行为做出同样让人尊敬、合乎专业水准的反应。
欧美在练就成熟的专业组织方面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到了创建商学院的19世纪末期算是基本完成，就是钱德勒所称的“经理人资本主义”时代。
信仰与生命力
历史上，首先兴起而至今仍旧对世界影响深远的专业组织是基督教会。自从公元一世纪耶稣的门徒在巴勒斯坦领受了他们所称的来自上帝的“大使命”，由基督徒形成的信仰组织就开始在罗马帝国蔓延，他们不仅经历了罗马当局的压制，更在罗马帝国瓦解后扩散到欧洲各处，建立教会、学校、图书馆，成为文明重建的主要力量。
“与帝国的伟大和稳定相比，具体的个人生命无足轻重……自由少得可怜。然而，正是此时，耶稣的生活和训导使得我们约略看到一种对事物所采取的极为不同的理解方式，”芝加哥罗耀拉大学教授约翰·丹福德（John W. Danford）在他的著述《自由的根系》（Roots of Freedom）中这样分析基督徒组织成功的原因，“而从人的方面来说，他不过是这帝国一落后行省的某个名不见经传的木匠而已。他和他的追随者告诉每个男人女人以个体的身份看待自己，知道在神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特别重要的。无论多么的默默无闻，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眼里，都有尊严甚至是神圣的。”
这样的价值观和使命感影响了一代代的欧洲人，他们在各个领域的作为使得欧洲的社会格局总体上变得不同于世界的其他地方。
在像丹福德这样的政治学者看来，教会率先对欧洲政府的权力形成了制约，因为教会和政府在原则上都信奉《圣经》对于权力的界定：“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既规定“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又申明“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这个二元的权力结构给政府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留出了合法的生长空间，反过来也促使政府组织不得不积极地面对社会的变化。
根据剑桥大学
也就在这一时期，最早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纷纷在欧洲建立，包括巴黎大学、牛津和剑桥，这些自治的教育组织几乎都是通过类似自由宪章的授权得到法律保护的，跟在那时流行的由商人和手艺人组成的各种行业协会性质相似。事实上，“大学”（universitas）的拉丁文在当时的字义就是公会或协会。
很难想象，这些组织在地球上已经持续不断地存活了上千年的时光，经历了不知多少朝代、战争、灾害，它们还在吸引着、造就着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年轻生命。这是怎样的品牌！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欧美的各种行业组织仍旧需要面对——如何保持生命力——这个千年如一日的恒久问题，无论是新兴组织，比如网络公司[Google的寿命会有多长？]，还是那些有久远历史的团体，比如北美最古老最有名的哈佛大学本科学院[近来被其前任院长——也是曾经从那里退学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老师——说成是已堕落为“没有灵魂的优秀”]，又比如经历一百多年岁月的商学院[如今越来越受到各界的批评，特别是本世纪初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公司的财政丑闻以及近来的次贷危机都在提醒人们需要对专业人才的职业素养保持长久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