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0年的思考和领悟，曾经象征着中国“强”的李连杰正在蜕变成中国“善”的代表
[领导力特刊之基业常青]最终召唤
李连杰是这个时代最为大众所熟知的面孔之一，但当你真正坐下来与他聊天时，会发现自己并不认识眼前这个笑容满面的人，至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了解。
你知道他只上了一年小学,花了七八年苦练武术，连续5次夺得全国冠军。你也知道他靠《少林寺》一夜成名，然后单枪匹马到香港闯荡，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商业世界与社会竞争而没被大风大浪淹死。你还知道这个全然不懂英文的人，在香港做到一线演员时丢开一切重头开始，跑到什么都不懂的美国继续生存下来，刚刚在好莱坞站住脚就转战欧洲，在新的世界里又奋斗了两年。
你可以十分了解李连杰的经历，但你可能永远无法了解他的内心。因此当你听到李连杰告诉你外面没有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自己的野心、虚荣心、嫉妒心、不安全感和欲望不能满足，当你把心中的敌人消灭了，你就永远没有再需要消灭的东西了，你会以为自己理解了他说的话，但本质上，你仍旧无法体会他的心路历程。
他在说话时每隔几分钟就会对你笑一下，即使谈论的事情并不好笑，他也会笑得很开心。但这样一个总在笑的人，却会将自己的性格形容成“有点自闭”。也许多年的打拼已经让李连杰习惯性地将笑容作为面具挂在脸上，因为作为一个演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笑容很值钱。
但真正将李连杰与对话者隔开的并不是他的笑容面具，而是他独特的自我和圆润的智慧。无论你问他什么问题，过去的电影、现在的壹基金还是一直在继续的人生，他的回答都滴水不漏。他说的永远只是他想告诉你的，即使是他已经对无数人重复过无数次的话，但他就是有这样的耐心，而你并没有多少时间来挖掘真正的他。
这样的李连杰显然与人们心目中的李连杰相去甚远。从1982年的《少林寺》开始，李连杰塑造了很多豪气干云的侠义之士，《黄飞鸿》系列是这种形象的巅峰。不管他自己情愿与否，李连杰在过去的26年里一直无意识地扮演着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英雄。但荧幕上的虚幻的“强大”并不是真实的李连杰，他所背负的意义都是别人赋予的，他扮演的是故事中的人物，而不是他自己。但当李连杰开始扮演真正的自己时，他内心真实的“善”反而成为人们最难理解的东西。就如同今年5月，李连杰在复旦大学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慈善理论，前来听他演讲的学生却对他没有提到电影、只讲壹基金感到意外和失望。
这种悖论昭示着李连杰目前的境况：潜心佛学的他对人生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当他希望通过慈善事业把 “爱”和“善”传递给世人时，却发现他的电影才是人们最关心的东西；尽管已经完成自己“最后一部武术电影”，为了让慈善事业得到公众的长期关注和重视，他只能继续拍更多电影；他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关于壹基金的一切，但真正理解他的人并不多。
在这些矛盾与喧哗的背后，很少有人注意到曾经象征着中国“强”的李连杰，正在努力塑造中国的“善”，而这种转变，正是基于他在过去10年间对人生的思考和领悟，也伴随着中国人对自我形象认知的改变。
一身浩然正气的黄飞鸿仍旧是大屏幕中的经典，但他所代表的特殊时代已经逐渐远去，中国人从他的“强大”中所寻找到的自我认同感正在慢慢转化成一种更为意味深长的东西——普世的“善”。而李连杰，碰巧或者注定，成为这种变化的一个缩影。他可能是中国为数不多真正去思考怎样改善慈善系统的人，而不是出于一时的心念。这个以东方哲学思辨人生的人，却能用一些西方理念来从事慈善事业，这个行为的过程和本身，又是他人生境界的外化和延伸，贯穿、体现着他的东方哲学。
我们曾经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李连杰，但最终发现在他人生的主要线索之外，太多的细节和故事永远地消失在历史中。因此我们能做到的，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告诉你，这个独特的李连杰怎样从“强”，一路走到“善”。
男儿当自强
如果李连杰撰写回忆录，他也许会将自己人生的前16年比作一部标准的励志电影：
在8岁那年的夏天“稀里糊涂”地开始学习武术，第二年就在国家级的武术比赛中获得唯一的奖项“杰出表现奖”。1974年，李连杰赢得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全国武术比赛冠军头衔，也第一次随武术表演队出访美国。接下来的5年里，李连杰在40多个国家的舞台上表演着完美无缺的真功夫，并连续5次夺得全国武术比赛的全能冠军。
这些经历意味着李连杰在真正懂事之前，就已经代表着各种各样的集体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杰出与强大。随着李的不断进步，在他完美表演背后的“被代表者”，从800万北京人一直膨胀到10亿中国人。这种“家国情怀”在11岁的李连杰第一次赴美进行亲善之旅时就被“演绎”到极致——因为对邀请他长大来担任自己保镖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出“我不想只保护一个人，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全中国亿万万人民”的豪言壮语，他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条中。对中美关系做出“重大贡献”的李连杰从此成为美国总统来访中国时官方欢迎团的一员，他曾在机场迎接过福特与卡特，见证了两国从敌对走向友好的历史。
频繁的比赛、表演与出访外国使李连杰成为早熟的孩子。他有过很多奇特的经历，但很早就开始独立思考的他所学会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认识到事物的矛盾性。当李连杰看到西方国家并不像大人教导的那样“邪恶”，而自己学会的很多东西其实在一些场合并无用处时，李连杰不再完全相信大人说的话，因为他发现不让自己看登有泳装照片的大人，自己在路过时也会“忍不住兴奋地多看几眼”。
只有武术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6岁。当张鑫炎选中李连杰主演《少林寺》时，他的生命轨迹发生重大转变。李在武术上的造诣和强大开始通过电影以浪漫化的手段无限地放大，这个一直代表中国在世界各地进行亲善之旅的少年终于开始被中国人认识。
如果习武让李连杰第一次成长，拍电影的1980年代是他的第二个成长期。不同于武术训练中身体上受到的种种伤害，电影带来的震撼更多是精神上的。巨大的成功和关注不可避免地让李连杰自我膨胀，即便表面仍旧谦逊，但少年的内心不免自得。同时，犀利的社会开始让他认识到人生的真相。
初到香港拍电影时，背景和文化上的差异使李连杰成为边缘人。但他知道不能改变环境，就只有融入环境、顺应环境才能生存。经过多年的打拼，李懂得了生意场上最重要的游戏规则：“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我帮你赚钱，你一定喜欢我帮你赚的钱。”
尽管如此，从1979年拍摄《少林寺》到1986年《中华英雄》上映，8年中他只拍了4部电影，而在他之后出道的人已经拍了几十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李连杰开始感觉怀才不遇。心灵上的冲击让他产生了怀疑和思考，这或许是他第一次面对人生的痛苦挣扎。同时他在与香港电影人合作的过程中认识到社会的不公平。虽然他在自导自演的《中华英雄》中表达了对这种不公平的反抗，但现实生活一如既往。而且因为种种原因，这部耗尽李连杰心血的电影惨遭失败，当时他才23岁。
接下来的几年李连杰陷入人生低谷，直到1990年代的《黄飞鸿》系列让他的事业达到新的顶峰。
虽然不乏幽默诙谐和感情文戏的部分，但黄飞鸿这个角色具备中国式“英雄”的所有要素：武艺高强、惩恶除奸、伸张正义、救国救民。这个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代宗师形象迅速而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人心中“强大”的象征，人们对黄飞鸿寄托的不仅是个人对英雄的崇拜，还有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这种寄托从清末乱世里的黄飞鸿传说，一直延续到他的扮演者李连杰身上，于是他再次代表了中国的“强大”，只不过这一次，符号意味更重。
1994年的《精武英雄》里的陈真也对观众产生了类似影响，但比起荧幕中所向无敌、正义凛然的英雄形象，李连杰在现实中的奋斗更接近一个人如何依靠自己变得强大的真相。
临近香港回归时，很多人都对未来充满不确定和不安全感。在“利”字当头的大环境下，人人都想赚快钱，投资顶级明星拍戏几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古装武侠片的大卖又使电影市场充斥着同类影片。正如李连杰告诉《环球企业家》的：“演员是个棋子，是电影工业里操控棋盘的人要下棋时才能摆在上面的棋子。”在那个特殊年代，李连杰能自己成立电影公司，拍出两部《方世玉》并投入所有精力拍摄真打实斗又具独创性的《精武英雄》并不容易。在《精》中，他不仅担任制片，同时也参与故事、剧本、动作设计乃至所要表达传递的哲理。
但香港并不是李所追求的终点，他梦想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武术的魅力，于是他去了好莱坞。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他在好莱坞的经历是“窝囊”的，但李连杰却认为他当年所作的妥协很值得。他面对甚至赢得了挑战，学会了成熟电影工业的游戏规则，也为西方世界打开了认识中国的窗口，而这一切，都将成为中国电影的财富。
当李连杰进入不惑之年，已经拍了33部动作电影的他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霍元甲》。这一次，李连杰饰演的不再是众望所归的英雄，而是他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无论黄飞鸿还是陈真都是一个人的英雄，代替世人发泄对不公正世界的愤怒，维护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世人却始终无法拯救自己。人们对身处同样背景的霍元甲寄托了更多家国情怀，因为他打败了众多看不起中国的外国武者。但这并不是李连杰要表达的东西。在他讲述的故事中，曾经执迷于成为“津门第一”的霍元甲最终明白的是只会暴力制胜的人并不是真正的英雄，他宣扬的是自我超越和自强不息，让每个中国人都强大起来，而不是打败别人。
在这部用武术表达了他42年人生积累和感悟的电影中，李连杰第一次真正代表了中国的“强”，因为他开始告诉人们，“一个黄飞鸿救不了中国”。
45年一梦
1997年，34岁的李连杰开始心生退意。
他在日记中写道：“首先，我很累了。想想看，从8岁开始，10年来每天练习8个小时的武术，然后开始拍电影，过上另一种同样的生活。无论何时你跟记者说话，他们总是叫你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
你名利双收，同时也满身是伤。”按照世俗的标准，那时的他已足够“强大”：功成名就，实现了人生目标，又能保证家人今后的生活。但李仍旧不安心，想寻找更真实的生命答案。但要找到它们，首先要破除对“自我”的执迷。
他在过去的30多年里看到太多的喜怒哀乐，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为了各种各样的欲望而痛苦挣扎，即便身家上百亿、上千亿，仍旧不幸福。对身外物的追求只是量上的区别，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七情六欲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变化，就像所有人都会为胜利欢呼，也都会因为堵车烦恼。物质不能保证一切，完成了一个目标就有下一个目标，那么什么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什么才能让生命真正快乐？这些思考成为李连杰从单纯的“强”转向更深刻的“善”的起点。
多年的武术和电影生涯使李连杰深刻理解了“阴阳”的概念，对佛学的专研则让他学会区分“一二”。
所谓“阴阳”就是万事万物的两面性，也是人们心中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如果只以自己的立场看待人和事，那么懂得的只是“阴阳”中的一极，无法理解他人的想法。“阴阳”不仅互为表里，还循环往复，如同生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彼此对立的两方面也能在类似儒家“中庸”的某个点上取得平衡。但无论人们的立场和观点怎样变化，客观事物本身不会变化，所有的区别来自“人心”，而非外物。矛盾是宇宙的根本，但在所有的事物和观念之上的，是没有好坏的“无极”。
李连杰用了一个故事来阐释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理念：
“有一天，我用通行证进香港，但插进去以后走到中间卡住了。后边的人就开始着急，用广东粗口骂我。但我很平静，因为我告诉自己这是电脑控制的，有电脑运行的时候就有它坏掉的时候，就这么简单。别人骂我，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电脑出现故障很正常，以为是我蠢，但又不能打我，结果只能让自己生气，耽误了几分钟，最后走出去可能3个小时都不愉快，这是自己惩罚自己。你在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人们在做一件事时，只要所有都是他认同的正面，就觉得这是最好的，一旦遇到负面，到了不了解和不能忍耐的时候，所有负面情绪都来了。”
只有超出自身立场、从事物本身做出判断，才可能从痛苦的根源中解脱出来，这是李连杰多年修行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当他逐渐消解“自我”的执念，思考和行事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便开始从生命的骚动中抽离出来。2004年的印尼海啸让李连杰对生命和死亡有了更深的理解，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40岁以前，李的生命以自我为起点，所有对武术和电影的贡献都是在创造自我中心的世界时做出的无意识贡献，对外界一切或好或坏的作用，都建立在个人的中心立点上。40岁以后的李已经能抽去“自我”这个点，就像他对《环球企业家》说的：“为自己，我已经是一个没事的人了。‘没事’的意思是说任何东西都影响不了我的心态，我已经很开心，如果明天生命结束我也会微笑着离开。”只有这样一个“没事”的人，才能将“善”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当我们忍不住问李连杰最喜欢自己的哪部电影，现在是否还有梦想时，他笑了起来：“你有没有做梦的经验？醒了以后你会发现，不管那梦是好是坏，都已经无所谓了。我现在45年的人生，就是我45年中的一个梦。你问我，我抓不到那种快乐的感觉，我必须回忆痛苦的感觉。我也有梦想，但我不会为了梦想而痛苦、而快乐。”
李连杰已经放下所有的目标，他所有的只是过程和方向。
善行天下
“没事”的李连杰开始做社会最需要的事，而这件事就是李连杰不遗余力宣传、推广的慈善事业，也就是他的壹基金。
实际上，很可能李连杰并不赞同“他的壹基金”这种说法，如同他已不愿再在关于壹基金的采访中说太多电影话题。
尽管李连杰更希望在幕后出力，但在慈善事业刚刚起步的中国，他的明星效应显然能为壹基金吸引更多的注意，让更多人愿意去了解这个强调所有人的参与和人们彼此间精神传递的慈善基金。
在去年进入内地之前，壹基金已在美国运作了7年，即便是在香港，也有两年的历史。今年4月，李连杰和壹基金团队宣布“全新战略调整”：不仅通过红十字会和“壹基金公益奖”关注具体救助项目，同时还要努力打造一个能推动公益文化传播和公益产业发展的慈善平台——与博鳌亚洲论坛共同创建的“国际公益慈善论坛”。
当其他慈善基金最大的工作仍是募集和分发捐款时，致力于打造“慈善平台”和“慈善产业”的壹基金显得与众不同。它有点像企业，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慈善组织：每年的4份季报和1份年报出自“四大”之一的德勤，而品牌管理则由奥美做整体规划和执行。就连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的李连杰，在壹基金和慈善方面的很多见解和思维模式也更像一个面对整个产业格局的企业家：
他会在动手之前请专业的调研公司做市场统计；会比较壹基金与福特基金间的区别；会想聘请有专业经验的人来管理慈善事业；会思考慈善事业的游戏规则和怎样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公益产业链；还会告诉你企业不以现金以产品捐助慈善的方式和个人捐献“公益时间”在西方是普遍认可的制度，但如何将这些西方制度移植到中国来，仍需时间探索。
在李的脑海里，有一幅纵横交错的“慈善网格图”。纵向是法律、财会、金融、企业等各个行业链条间的整体连接，横向则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层次的人群及他们所能接受的不同理念。对普通人，用为自己和子孙积德行善、以及帮助他人这样的传统文化精神来引导；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唤醒他们的公民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家，要用的语言则是“感恩”。在这个网格图中，壹基金所能发挥的最大价值是提供资源整合的平台，而非具体某个项目的执行。
当一个人对慈善的思考达到这样的深度时，很难不去相信他是真的在认真做这件事。在李连杰看来，他在壹基金和慈善上花的时间越短越好，直到他能放手不管，因为这意味着公益慈善的机制趋于成熟，能够自己进行良性循环，不再需要依靠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明星效应来维系。
李连杰每天都在思考和行动，继续修行悟道，继续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为壹基金奔走呼喊。但他同时告诉我们：“公益不是你一个人做的，要综合很多社会力量。我们太着急了，要给公益和慈善一些时间，让机制慢慢地磨试，让人们慢慢地产生认同感，慢慢地引导舆论导向，再慢慢地推动。”
现在已经不是需要黄飞鸿式的个人英雄来拯救黎民苍生的乱世，每个人都自强不息并奉献出自己的爱心才是真正的“强”和“善”。这或许就是李连杰希望中国向世界展现的形象，而这种形象从来不是靠他一个人代表什么或象征什么，而是靠所有人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