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结局

伍迪•艾伦曾是美国电影业的骄傲，但1992年的一场丑闻宣告了他好运气的终结。之后13年他仍保持创作，但人生带给他的更大感慨是：他认识到自己也许永远拍不出一部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而他拍摄过的35部电影给他带来的财富还不如卖两栋房子赚的多

伍迪·艾伦已经70岁了。

这个带着巨大眼镜、身材瘦弱、总浮现出一种神经质气质的犹太人，曾经是纽约乃至美国电影业的骄傲。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得到《纽约客》和《纽约时报》的热评，他甚至骄傲的不去认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而他每年推出一部新作的频率，几乎精准的可以给自由女神对手表。但到了1992年，他的坏运气突然来临：围绕妻子和养女展开的性丑闻，和制作人的法律纠纷，媒体的抨击，以及在美国本土观众人数骤减……似乎人们在一夜之间发现，伍迪·艾伦老了。 即使之后13年来，他仍每年推出一部电影，可这个曾经代表纽约的电影人，已经在最近把拍摄地点挪到伦敦：除了财务原因，这次迁徙让人感觉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放逐—伍迪·艾伦已经成为一名在他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光环的艺术家。 很不幸，这不是偶然的局面，伍迪·艾伦欣赏的很多导演有着类似的命运：黑泽明发现在他艺术生涯的衰落时期，获得日本的投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英格玛·伯格曼在20世纪70年代的几年中也感觉遭到了瑞典政府的不公平的对待，因此他拒绝在他的家乡拍摄影片；美国两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由于遭到反共分子的迫害，卓别林只能暂且离开美国，而奥森·威尔斯在他的晚年只能在法国节俭度日。 作为电影史上一系列悲剧的最近一出，伍迪·艾伦的遭遇依旧令人感慨。毕竟，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他都是影史上最顶尖的导演之一。玩一把好莱坞里经常做的“客厅游戏”：每名伟大的导演究竟有多少部伟大的影片？ 看看伍迪·艾伦同时代电影人的成绩：罗伯·拉菲尔森只有一部《五支歌》，彼得·博格达诺维奇有两部，《最后一场电影》和《纸月亮》，威廉·弗里德金也有两部，《法国贩毒网》和《大法师》，罗伯特·奥特曼最多，也不过是四部：《陆军野战医院》、《花村》、《纳什威尔》和《大玩家》。 按照这个标准，伍迪·艾伦无疑是伟大导演中的伟大导演。在他的35部电影作品中，有10部可以和前面所提到的电影相提并论，它们是：《安妮·霍尔》、《曼哈顿》、《开罗紫玫瑰》、《百老汇的丹尼·罗斯》、《变色龙》、《汉娜姐妹》、《罪与罚》、《丈夫与妻子》、《子弹横飞百老汇》、《解构爱情狂》与最近的《赛点》。 艾伦坚持说，他从不阅读有关他的评论，好的坏的，或者无关紧要的。“所有我能说的只是，如果你们也在公众的视线中，这些事情也一样会发生在你们身上，而且你们也知道，你们毫无办法。”唯一的办法，对于艾伦来说，就是制作另外一部电影。 如果说，伍迪·艾伦看待外界针对他的反复无常的态度时，还算得上辨证，那让他不太开心的事情是：变老。 他的70岁生日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虽然仅看外表，并不能猜出他的真实年龄。他的红色头发如今已经变成灰色，他还有些秃顶，掉发的区域还在扩大。但在他的脸上，岁月的痕迹并不重，他看起来要比真实的年龄年轻至少10岁，甚至更多。 就这个问题，我们曾在2005年底讨论过。那天，他刚在新作《独家新闻》的片场工作了一整天，回到了他那套租来的位于海德公园南部的上流住宅。这是一幢宽敞、低矮、用灰泥粉刷的建筑，平顶上面有一圈栏杆，整个建筑从外面看有些怪异，在里面，则亮堂、宽敞。在地下室还有游泳池，很明显，这是为伍迪·艾伦和他妻子宋仪的两个女儿，6岁的Bechet和5岁的Manzie准备的。 “变老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他阴沉地说，“选择和机会越来越少。这都是坏消息。你在生理上逐步恶化，走向死亡！在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员，但我现在不能维持那种状态。我开始出现老花眼，我的听力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他们所告诉你的那些废话，比如儿孙绕膝，其乐融融，以及在金色年华中保持一种睿智，这都是废话。我没有增加任何智慧，任何洞察力，任何老练。今天，我还要犯所有同样的错误。” 伍迪·艾伦对于他自己的电影的评价，或许比那些恶意批评他的人所能想象的更加苛刻。“我拍摄了，哦，一些像样的电影，”他说，“但它们不是《八部半》，不是《第七封印》，不是《400击》或者《奇遇》——它们向我证明，电影真的是一门最高级的艺术。如果我是打分的人，我只能给我自己打一个B”。在1992年，伍迪·艾伦曾表达过，他希望能拍一些能让他和那些伟大的电影导演相提并论的作品。“衰老带来的连锁反应之一就是，我意识到我拍不出那样的作品。”他说，“在任何艺术形式中，在任何事上，在任何领域中，真正的天才只是极少数的人。无论你是一位外科医生，一位画家或者其他什么人。当你还年轻的时候，你还有几十年时间来拍电影，可以为成为伟大的电影人而奋斗，因为你还没有证明，这并非不可能。我马上就要70岁了，可能我会更幸运，可能会遇到一些大事件，但我感觉到，我达不到那种伟大的层次。经历过很多次尝试，我看不到任何成为伟大导演的证据和征兆。可能这并不在我的基因里，或者我恰好并不具备要做到这一点所必须的品质。我已经向现实妥协。我之所以妥协，是因为，你说，我还能做什么呢？” “这想法非常沮丧，”我说。 “不，算不上沮丧。发生的是，让我们设想我和伯格曼或者黑泽明一起坐在一间屋子里，而且他们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伟大，但是最终他们还是要走到我将要去到的同一个地方。你明白，艺术不会拯救你，它也不会拯救我。所以我想对于我自己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黑泽明会说，‘是的，《罗生们》是部好电影’，又如何呢？他还是要回到俗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生老病死，最后被埋掉。我不会因为我没拍出伟大的电影而失去通往天堂的护照。我得不到的东西太多了，不能像麦克尔·乔丹那样打篮球，也不能像黑泽明或伯格曼那样拍电影。”
  没有几个城市会和一位电影人像纽约和伍迪·艾伦那样联系得如此紧密，或许费里尼和罗马算是一对。更多的合适的例子出现在19世纪：迪更斯的伦敦，巴尔扎克的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 伍迪·艾伦和纽约的罗曼史曾支撑着纽约人。在那部杰作《曼哈顿》中，伍迪·艾伦和戴安·基顿坐在第59大道南侧河边上的长椅上—类似的场景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出现过。纽约人喜欢他，因为他不仅捕捉到了20世纪后期城市生活的那种焦虑不安的味道，而且将这个城市描绘成为纽约人所希望的样子。纽约被他赋予了乡愁的光芒，而这种乡愁来去倏忽，在它真正发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只留下悲伤和疼痛。 但在1992年，他突然跌入谷底。他的伴侣和长时期的女主角米亚·法罗，在他的起居室壁炉上发现了宋仪的裸体照片。当时宋仪21岁，是米亚·法罗和她的前夫的养女。随后丑闻彻底爆发，充斥了各大媒体的头条。米亚·法罗控告伍迪·艾伦性虐待他们的养女，那个时候只有七岁迪伦。伍迪·艾伦愤怒地否定她的指控，他在一个听证会上说：“我什么都没做，我不会去骚扰一个孩子。”一个由多名医生组成的陪审团最终还他以清白，但是米亚·法罗彻底获得了迪伦和她与艾伦的生子，四岁的萨裘，以及养子，14岁的摩西的抚养权。伍迪·艾伦被法官指控“沉溺于自己的想法”，且无法消除因他和宋仪的关系而带来的给其他孩子的负面影响。伍迪·艾伦最终失去了对迪伦的探视权，必须要在监护的情况下才允许探望萨裘，摩西由于年龄比较大，可以由他自己做出选择，最终他拒绝见到他的父亲。 在丑闻头条标题和诉讼、反诉中，伍迪·艾伦没有出席奥斯卡颁奖礼。他接受了《时代》杂志的访谈，用几乎冷血的语气宣称，“内心想要它真正想要的东西”。但已经不乏有人论断，他的事业就此结束了。 艾伦曾说，如果一切从头来过，他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当我问起这个时，他冷静地回答道：“我确信有些事情我应该换一种做法，可能在回顾中，我本应该更早地退出那个关系。” “在你的心理治疗中，你肯定讨论过这一问题。”众所周知，从很年轻时起，艾伦就长期接受心理治疗。 “是，我一直是个爱诉苦的人。我也的确说过这方面的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把那些宋仪的照片落在壁炉架子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但是这恰恰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 “弗洛伊德不是说过么，没有什么事情是碰巧的。在世界的历史上，要么是有意图，要么是最公然地无意中说出了心里话。” “没错，尽管弗洛伊德也说有的时候雪茄就是雪茄。” “或者有的时候，裸照就是裸照？” “我想这和雪茄就是雪茄一样。这是我生命中走向更好的转折点。” 他欣然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没有任何犹豫或躲避，在他那标志性的黑框眼镜后面，他的眼神毫不动摇。 即使经历了那次丑闻，伍迪·艾伦仍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在随后的一年里，他制作了两部电影，撰写了一部戏剧，而且从不中断在“迈克尔酒吧”每周一晚上的黑管演出。“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这种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他说，“但是我也能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工作。这不是什么本领，这可能是一种缺陷，我是一个善于一心二用的人（他一边说一边还在写剧本），我在思考，哦，这是一个伟大的笑话，而且，上帝呀，如果我在这里加入一个角色，我会让第一幕非常精彩，我想我应该会去修改，这个时候可能电话响了，可能是我的律师在说，‘你知道吗，他们说你用圆头大锤敲小孩子的脑袋？你没敲，你敲了吗？’，然后我说，‘没有，当然没有’。但是我不是坐在那里想，那个婊子，她居然说我用圆头大锤敲孩子的脑袋。我不管他。” 米亚·法罗的丑闻为伍迪·艾伦后来的运气带来了多大的冲击，这是很难估量的。在最后的几年中，他拍出了自己的几部最好的电影，包括1994年的《子弹横飞百老汇》，他和道格拉斯·迈格拉斯一起编剧。该片为他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而且为黛安娜·韦斯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但是我们可以说，丑闻对于无伍迪·艾伦的职业生涯没有什么帮助。他的长期合作的制片人查尔斯·乔菲承认：“这伤害了他”。正如伍迪·艾伦自己所言：“本来就有人对我不怎么感冒，当我的丑闻遍布头版头条的时候，他们就会说，看吧，我是对的！所以现在，我做什么都是不好的。我可以拍出来《大幻象》或者《偷自行车的人》，他们也会从中找出问题来。” 从丑闻中恢复之后，《丈夫与妻子》和随后的《曼哈顿神秘谋杀案》并没有如哥伦比亚三星公司预期那样获得好反响。20多年来一直为他的电影提供经费的哥伦比亚三星就此离开。伍迪·艾伦只是耸耸肩膀，非常平静地转移到Sweetland门下，这是一家独立制片公司，由他的老朋友珍·多曼尼安负责。 伍迪·艾伦和多曼尼安之间的关系在2000年走向破裂。就在《玉蝎子的魔咒》开拍前的一个月，她告诉伍迪·艾伦要撤回投资，给他48小时来寻找其他投资。后来伍迪·艾伦就没有支付的利润起诉多曼尼安。即使他们终于和解，伍迪·艾伦的诉讼案件还是引发了另外一场负面报道的“雪崩”。其中就包括《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来自疲倦不堪的观众的诅咒：在艺术和生活中的伍迪·艾伦》，两名记者竭尽挖苦之能事：“他的幽默感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他只能吸引老人……对于伍迪·艾伦来说，经过30年银幕上的焦虑和折磨，有教养的纽约人的化身，他作为文化偶像的日子够长了，该结束了。” 伍迪·艾伦总是说，他深信戏剧的那份庄重是喜剧所没有的，而喜剧对于他来说来得更容易一些。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正确的。 但问题是，与其更针对于其个人灵魂上的浅薄，不如着意讨论他的作品。任何人只要在他那种高速上进行创作，就注定要重复他自己，注定要落入疲倦和陈腐的泥沼。正是他最近的电影把我们带入这个棘手的话题。大概是从2000年的《业余小偷》开始，接下来的一系列作品—包括《玉蝎子的魔咒》、《好莱坞结局》、《奇招尽出》、《双生美莲达》——并不是它们不好，其实它们都还不错，但是算不上大作。 他的真正的伟大的电影是那些厚重的戏剧片，或者是社会题材的喜剧，生动地体现了愤怒和反讽。这些大作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描写我们当前是在如何生活的，给我们在认识上以震撼。在影片中，你可以看到你的朋友的影子，如果你不够走运的话，还能看到你自己的影子。他们从银幕上走下来，例如《安尼·霍尔》中焦虑的情人，《汉娜姐妹》中充满了冲突的家庭成员，《丈夫与妻子》中分手的中年伴侣，你会发现你内心里在说：“是，真的就是那么回事，那就是我们的样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很多更新的电影看起来像是头脑体操。这些电影在原有喜剧套路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天才的假设，例如《双生美莲达》（同一个故事叙述了两遍，一个是喜剧，一个是悲剧），还有更加成功的被普遍低估的《好莱坞结局》（一个被神经性失明所困扰的导演如何向他的制片人隐瞒这个问题）。伍迪·艾伦自己承认，他在有意地避免那些曾经给他带来声望的某些套路或者风格：“我不想尝试做那种类型的电影，这已经不能再吸引我了。”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想评论什么。他的朋友马绍尔·布里克曼有一种猜测：“或许米亚·法罗和新的婚姻，以及所有的这些事情让他在感情上精疲力竭了。我想感情上的反反复复会给他的艺术创造带来一些影响。没有真正的感情上的付出，你是写不出来《罪与罚》和《汉娜姐妹》那样的电影的。在某些时候，或许是需要休息一下了。” 一些评论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伍迪·艾伦是不是已经和当代生活和文化完全脱节了。他自己的私人生活总是无法让外界了解。他和绝大多数同龄人或同档次的人并不一样，例如，他从不吸毒，即便是在抽大麻比抽烟更普遍的那段日子里。“60年代，我所处的环境是抽大麻最集中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夜总会的喜剧演员，和一些爵士乐手合作，”他说，“我和一些不能上台演出的演员合作，他们都吸毒。我记得Jack Benny，比我岁数大多了，还有很沉静的犹太喜剧演员Beverly Hills。他对我说过，‘我试过抽大麻，这种尝试让我快死了。’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抽大麻，也从来没有吸食过可卡因，没有服用过冰毒，没有服用过海洛因。在我的生活中，我甚至于没有服用过安眠药，我对药物没有任何兴趣，对旅行没有任何兴趣。这就是我的症状的一部分。这不是某种让你应该住进医院，或者让你自杀或杀别人的抑郁症。这可能就是部分的或者一半的抑郁。如果我被不公平地对待，或者经历了很大的喜悦和高兴时，能够感觉再强烈那么一点，或者愤怒，或许对我来说更好一些。但是这并不是我的个性。很早以前，我的精神科医生对我说，‘当你来到这里时，我想应该是强烈的兴趣或者某种让人着迷的东西，但是，你知道，这好像听一位会计师或者别的什么人讲话一样。’我的生活非常沉闷。” 他开始见宋仪的这一段时间非常阴暗，他最后中止了时有时无的，已经在他的成年生活中构成了一种威胁的，或者充当了无数笑料素材的心理治疗，尽管他从来没有克服他的著名的恐惧症。他还是幽闭恐惧的和陌生环境恐怖的。他不喜欢经过隧道，他不喜欢黑夜的乡村，他也不喜欢地板中间有地漏的淋浴（“谁知道那底下有什么？我看见过有水里的小虫子从那里面爬上来”）。他用一种介于严肃和嘲讽之间的语气描述着，对他的行为有一种仪式上的定性：“当我正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喜欢换穿着的裤子。我很害怕这个，除非我把什么真的很恶心的东西洒在了上面。我每天都吃同样的早餐，撇脂牛奶加上Cheerios，葡萄干和香蕉。我总是会把香蕉切成七片。我会数了一遍又一遍，看看到底是不是七片。因为我的生活有了七片会越来越好，而且我不想试试六片或者八片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 伍迪·艾伦在生活品质方面的追求也是比较有节制的。正如他的一位密友所言，“他活着就是为了拒绝自己”。如果这是真的，这会让他的一系列伟大的电影更加伟大。他们为阴暗增加了一个新的标记。但是他的生命的消失对于他在作品上的超自然的视点是非常关键的。当他不制作电影时，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坐在床上写作，直到他感觉到不再想写下去为止，联系吹奏黑管，在家里吃晚餐，有的时候在外面的餐厅，看球赛，很早就上床睡觉。这是他最为强壮也是最为虚弱的阶段。为了将精神集中到一点，克服他的一心二用的能力，他可能需要完全相反的举动：眼光趋于狭窄。 几个星期后，我们回到纽约，在伍迪·艾伦的摄影室，这是位于Upper East Side的一幢公寓。他的穿着几乎和我最近一次看到他时一模一样，一件暗蓝色的长袖衬衫和一条黄褐色的裤子。 这间房子的主色调是柔和的绿色和棕色，有厚重的天鹅绒窗帘，六、七张非常舒服的凳子、靠背椅和沙发散落在里面，边角看起来有些磨损，让它们看起来非常舒适但是质朴无华，像是亚冈昆饭店没有重新装饰前的大堂。紧挨着这个摄影室的是一间剪辑室，里面已经开始剪辑《独家新闻》。 我们开始谈论好莱坞的和他自己的财务的事情。尽管伍迪·艾伦在好莱坞继续拥有特别的，几乎是唯一的位置，他用不着容忍那些诉讼给他带来的干扰，他现在还是不得不和电影圈里面其他每个人一样，从零开始：挣钱。过去，他的电影在美国本土票房方面没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他的最大的票房收入是1986年的《汉娜姐妹》，4000万美元。但是他的观众都是非常狂热和忠诚的，而且他可以期待海外票房弥补不足，甚至有所斩获，通常情况下，海外票房收入都不会比美国本土票房收入少。此外，由于他有长时间合作的工作室支持着，和高质量的电影制片人合作会有额外的收获。但是自从《解构爱情狂》的票房只有1060万美元，伍迪·艾伦的票房就跌入了每部电影只能实现大约500万美元的境地，相比之下，每部电影的平均制作成本都在2000万美元上下。为他上一部电影《双生美莲达》提供资金的福克斯探照灯公司，根本就没有参加《赛点》一片的发行竞标，因为《双生美莲达》的票房数字仅为本土380万美元，海外1600万美元。另一位获得了新电影发行权的发行商说：“《赛点》一片非常好，但是他们出价700万美元，而且，我记得，很多国外发行权已经被卖出去了。”（最终，这部电影的发行权由梦工厂获得。） 随后，伍迪·艾伦就发现了，票房，尤其是美国的钱，需要跟着一大串附属品。“最近几年，工作室的态度变了。”他解释道，“他们的态度是，‘我们不是银行，你不能来了就说，给我钱’，然后影片制作完成之前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我们也想投入。”我感觉他们没有投入的资格。他们不会知道，一个好的剧本是从一个有问题的剧本修改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来拍摄一部电影，并不是第一件事情。那不是我所要的拍摄电影的方式。对于我来说，为一些人拍摄《赛点》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做不到，正如他们不会为我的影片投资四分之三。”另一方面，在英格兰，在这部电影中，投资由包括BBC在内的投资人投资的协会提供，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或者更加准确地说，附加条件是：主演和剧组中大多数人要是英国人，要在英国选景。伍迪·艾伦喜欢在英国工作。“这里的明星并不认为扮演一个三线角色是某种掉价的事情，在英国我可以以很低的预算进行工作，而且做出来的并不像是低成本的东西，如果我在纽约拍摄《赛点》，可能会花我更多的钱。” 和《赛点》一样，《独家新闻》的成本也大约是1500万美元，比他最近的电影都便宜一些。据伍迪·艾伦透露，他总是在预算所涉及的方面非常节俭。“我以很少的成本工作，所以我能够有我自己的自由。如果需要两个星期来补拍，如果我想聘请某个女演员，，如果我想花大价钱买Cole Porter的歌，我就必须从我的薪水里面拿出钱来，为这些花费埋一半单……已经有不止一次，我把我的所有薪水都花在里面了。拍电影从来没让我更加有钱。” 我谈到了他曾经在第五大道有一套复式的阁楼。 “我是在70年代买的那一套第五大道的阁楼，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夜总会的喜剧演员，刚刚开始拍摄电影。当时的价格非常便宜，好像是60万美元。”20年之后，这套房子对于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显得有些小了，伍迪·艾伦以1300万美元的价格卖了这套房子。随后，由于伍迪·艾伦喜欢幽静，1999年他和宋仪在上东区的卡耐基山旁边，花1790万美元买了一套大Town House，面积大约20000平方英尺。他说，他们安装了29部电话。但是后来他们又发现面积有点太大了，根本用不着，于是在2004年他们又以24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伍迪·艾伦一家现在正租住在上东区，正在打算买一个新房子。 “我在房地产上赚的钱，要比我在电影上赚的钱加起来还多。”伍迪·艾伦继续说，“和我的同时代的电影人比起来，这算不上什么。芭芭拉·史翠珊主演一部电影，或者其他什么人导演一部电影，或者制作一部电影的收入就是我所有收入的5倍。我希望我能有更多的钱。看看我的办公室，再看看马丁·斯克西斯在上一个街区的办公室。我有这两间房子，设备都是租来的，再看看他，我不是说他配不上这些东西，他有一个放映间，还有一个会议室。那个地方看起来像个体面的律师事务所，真的很漂亮。” “现在，我不是在哭穷。娱乐业的收入增长速度很快，和普通的收入比起来还是很高的。这难以置信。但是我不是好莱坞的宝藏。我从来没有很好地利用我曾经拥有的机会。我从来没有同意继续拍《安尼·霍尔》第二部。我从来没有真正更多关注过钱的事情。” 在最近的几年，伍迪·艾伦简直成了一位居家男人，而且他也对此感到非常幸福。 我问他这像什么？在将近70岁的时候，和一个宋仪那么年轻的女孩儿结婚。 “如果有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对我说，‘你会和一个比你年轻35岁的女孩儿结婚，她是个朝鲜人，不在娱乐圈里，也对娱乐圈没有任何真正的兴趣。’我会说，‘你整个疯了！’因为跟我一同出去的女人都是跟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两岁可以，10岁基本上就是极限了。现在，在这里，所有的事情就像魔术一般。所有因为我更加年长，更加有成就，更加有人生经历，所带来的不同，消除了所有真正有意义的冲突。所以，当我们之间有不和时，从来不会发生敌对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感觉和一个怀有敌意或者有威胁的人在一起。这种感觉更像是做一位父亲。我喜欢做一些能让她感觉幸福的事情。她也喜欢做一些能让我感觉幸福的事情。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得很好。我是完完全全的幸运儿。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正的幸运之一降临了。” 他承认，“暗地里，我在计算我能活多长时间。我的父亲活了100岁，我的母亲活了95岁，差一点就96岁。如果真的有遗传因素的话，我想我还可以再干17年电影。”可能他会和黑泽明一样，但是他又加上一句，“但是你从来不知道，没准儿哪天钢琴就砸到我脑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