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还是“富”在中国似乎永远是单项选择题，河北保定的答案却与众不同。
一座低碳城市的诞生
想必这样的景象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公交车、机动三轮车和私家车挤在一起，拉客的司机和小商小贩穿梭于早已不存在的绿化带中，提着大包小包的人流在汽车尾气中找不着方向，远处的红色横幅上打着“建设卫生文明城市”的口号……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小城市，这一切都毫不奇怪。但倘若你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以“低碳城市”闻名的地方，这多少会让人感慨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在绝大多数民众印象里，低碳城市似乎总带着些北欧风情，空气新鲜，小城静谧，满眼绿色，一幅生态环保的景象，就连中国诸多城市市长也不例外（在一项针对中国20个城市市长的调查中，有66.67%的市长认为丹麦是“国内外最成功的低碳城市模式”）。
现在，或许是打破传统观念的时候了，上述景象正发生因“低碳城市”而声名鹊起的河北保定市。早在2008年，保定就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住建部选为“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首批试点，并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了自己的碳减排目标的城市。而其最早的低碳行为更可追溯到2006年。
在今年的低碳城市建设浪潮中，约有80个城市正在或者打算申请“低碳城市”试点。自然地，保定这个先行者正成为众多跟随者频频参观考察的对象。
相对于与保定同时被作为试点的上海，保定更能代表绝大多数中国城市的现状：它们都处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并且这一城市化进程的水平将从2007年底的44.9%增长到2050年的70%至75%）；都面临着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和人口社会的多种压力；在全球化的低碳环保潮流下，都不可避免的也被卷入其中，在自身的城市化尚未完成时就不得不开始“低碳城市”的建设—尽管外界担心这可能会流于形式，但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就开始注重低碳概念，要比发达国家对已成型的城市进行改造更值得鼓励。
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版”的低碳城市注定不能像“北欧版”的那样完美，也注定了先行者在没有国外效仿对象的情况下，需要独立演绎自己的低碳故事，这要比“北欧版”更具参考价值。
低碳制造器
保定没有一个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曾是所有保定人的共识。
距离北京140多公里、距离天津150公里的地理位置并未给这个城市带来多大好处：人才、资金都被这两大经济体吸去，在必要时还必须顾全大局（奥运期间这个城市奉命关闭了3000多家企业），加上自身没有煤炭、铁矿等资源作为经济支撑。在这个人口数量高达1150万的古老城市面前，为政者该如何是好？
“毗邻京津，我们不能发展对环境有影响的产业，又不能不发展，这让保定市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保定市发改委主任郝国赤告诉《环球企业家》。
前保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马学禄是这个十字路口的最初选择者。马在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的位置上做了8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保定是如何成为全国首个低碳城市样本的。
熟悉马学禄的人都知道，只要一谈到有关能源、低碳的话题，马往往一讲就是多半个小时，即使听众是那些已经多次见识过他的雄辩的人也不例外。但正是马学禄对低碳经济的异常执着，让其成为保定低碳城市建设的最大幕后推手。保定有些“剑走偏锋”的低碳之路，皆因马学禄而来。
1997年，准备做太阳能光伏项目的英利集团创始人苗连生找到时任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的马学禄，希望高新区支持他要上马的光伏电池项目，苗、马二人进行了一次有关新能源的长谈。早在1970年代，马学禄就是《世界发明》、《国外科技动态》等少数可以了解外界期刊的忠实读者，良好的视野让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产业。马学禄向《环球企业家》回忆，那次谈话完成了他对新能源的最初启蒙。但没过多久，马就被调离高新区。
彼时的保定高新区在全国50多个高新区中排名倒数三位，2000年夏天科技部终于对保定进行了“黄牌警告”，原因是“发展速度太慢，且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学禄又临危受命重新被调回高新区主持工作，面对着屹立着近10个“半拉子工程”的高新区，马学禄用了“百废待兴”四个字来形容。
他想到了新能源产业。此时，苗连生在1997年获得了开发区60万资金支持后，已成功申请到国内首个3兆瓦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应用系统项目的示范工程，马学禄于是把其中一个占地50亩的“半拉子建筑”划给了苗连生作为厂房，将英利送上了快速跑道。
在新能源还没有被大众所认可的2005年前后，马学禄凭借基于传统能源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研究判断，开始撰写一系列有关能源问题的文章，推动开发区集中发展新能源。这在2006年因推动新能源得力而被称为中国首个“新能源市长”的于群到任前，马学禄对新能源的执着都显得有些“另类”。
“谁都不支持，没有人看好”，马学禄这样向《环球企业家》回忆。面对这种“不理解”，作为高新区的一把手的马表现出了其强硬的一面。马学禄相信自己对“化石能源枯竭的思路判断没有问题，不会犯错误”，因此也不去跟反对者争论，甚至“有的重大决策也不跟他们商量”，包括2006年9月保定市出台的《关于起动中国电谷建设的若干建议》，这一围绕电力系统的新能源产业园区的纲领性文件。据马透露这个重大决策当时并未经过领导班子讨论。
强硬的作风最终让这个艰难的雪球得以推动，2007年成为重要转折—英利新能源在美国成功上市，发展新能源的思想才得以最终统一。“这下大家相信了，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公司的发展成果。”马学禄告诉本刊，从1958年保定市扶持起了乐凯、天威这样的大企业后，50多年里就再没有出过大企业。
到此时，保定新能源战略颇有戏剧性地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同一年，保定市政府决定先在本地启动新能源应用—“太阳能之城”计划，打算用3年时间，在交通信息、道路照明、建筑光热等多方面实现太阳能综合利用。这种本是配合电谷战略的行动，无意间成就了保定在中国低碳实践的先锋官的角色。
此后的故事开始被人们所熟知，中航惠腾（全国最大的风电叶片制造商）、国电联合动力、天威薄膜等一系列新能源企业开始在国内崭露头角，保定逐渐形成了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设备、新型储能材料、电力电子与电力自动化设备、输变电设备和高效节能设备六大产业体系，产业链中160多家相关企业几乎囊括了所有同行业的佼佼者。新能源产业的总产值也从2006年的几十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18亿元。
而至2009年底，保定的“太阳能之城”也初见成效。保定市区37个路段和150多个小区完成了路灯改造，36个工程安装了太阳能热水系统。保定市发改委向本刊透露，已建成的太阳能工程每年可节约2100万度电，减排二氧化碳1.7万吨。
方法论
至此，保定的低碳故事仍只是停留在本能摸索阶段，并无系统的低碳概念和路线图，直到2008年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加入。“在那之前，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低碳城市的概念，而是按照生态城市的方向在发展。”保定市发改委主任郝国赤说。
彼时，WWF正在中国各大城市调研，希望在全国选出几个典型的低碳城市作为试点，在考察了包括广州、攀枝花、宜春、上海、保定在内的多个城市后，最终选择了保定。“过去评价低碳就是看绝对的碳减排，但保定为这个衡量思路增加了一个新维度，就是它出口的新能源设备，帮助了其它城市碳减排。”WWF低碳城市发展官员雷红鹏告诉《环球企业家》。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怎么计算减排—保定成为了低碳城市中的“碳益”城市，全世界因为使用保定制造的设备所形成的碳减排，要高于这个城市自身的碳排放。
如今，“新能源市长”正成为一个热门标签。环境部官员透露，目前已经有20多个城市提出要做建设低碳城市的试点，有60多个城市正在打算申请。而包括北京、重庆、无锡、大连在内的多个城市都宣称要尽快出台本市的《低碳城市建设规划》，并开始竞相争夺成为中国首个出台该规划城市的光环。
在这之前的2008年底，保定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和清华大学的协助下，率先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布了自己的低碳目标。这份名为《保定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意见（试行）》的文件宣称，到2010年，保定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25%以上；到2020年，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0年下降35%（相当于比2005年下降约51%）。
这个减排目标的价值在于，这是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宣布40%至45%减排目标之前，中国首个率先明确自己的减排目标的城市，且保定51%的减排目标与中国政府的几乎一致，并稍高于平均值。
不过，这份试验性质的文件在两年后的今天，被保定市发改委主任郝国赤评价为“不可避免的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这份指导性文件尽管指出了目标，却并没有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这让低碳行动可能流于空谈。因此，郝国赤告诉《环球企业家》，保定市正在制定的《低碳城市建设规划》的首要原则便是“具备可操作性”。
这远比原来想象得困难，郝国赤曾经到北欧诸国考察，发现其低碳城市模式难以复制到中国，后来郝国赤又辗转拿到一分日本名古屋市出台的《低碳城市规划》，却发现名古屋与保定“完全没有可比性”—保定的低碳模式代表了中国和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即如何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低碳城市建设，而非发达国家的北欧模式。
在学习国外的希望落空后，保定开始了长达2年的低碳城市规划摸索，从零开始摸索如何画出保定模式的低碳蓝图。如今保定已为这份建设规划酝酿了1年有余，但仍未推出，郝国赤透露，规划有望在2010年内公布。
保定低碳蓝图的难产与今年各地城市激烈争夺首个出台该规划的现象形成了强烈对比。那么，究竟是保定的工作推进太慢，还是其它城市过于激进？
答案或许是后者，在郝国赤看来，“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你是真心实意打算做，还是仅仅是做秀而已”。负责起草该规划的保定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武文新告诉《环球企业家》，要制定一个合适的减排目标，首先要对全市进行“碳排放大调查”，才能估算未来的排放量，这涉及到交通、建设、商业、农林、建筑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这个调查工程浩大、细节繁琐，且指标数据不好掌握，比如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排放如何算？国际上也并没有可参照的方法。”武文新说，这个调查从2008年就开始做，预计今年上半年能做完。
不仅如此，在“低碳城市”的概念里，城市的范围是应仅仅包含城市市区，还是包括周围更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也是武文新遇到的难题之一，“小城市，大农村”是中国诸多城市的共同特点，如果将保定周边的27个县市区都计算在内，那诸如碳减排调查工作量将成倍增加，但如果仅仅限于市区，又有与这一概念不符之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上报了科技部，希望能将保定的低碳城市扩充为‘大保定’的概念。”武文新说，还有诸如哪些是低碳产业？哪些是低碳产品？低碳社区的标准又是什么？一个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如何做到可监测、可核查、可报告？这些概念都有待界定和厘清。
这还仅仅是开始。“即便顺利出台了低碳城市规划，这个文件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如何与政府的其它系统的规划相匹配？发生了矛盾冲突该听谁的？”雷红鹏承认，这些问题在其考察过的北欧多国，也没有现成的答案。
为了回答上述难题，世界自然基金会正在起草一份名为“Low-carbon City Why and How”的报告，为正在探索中的各个城市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如果说2008年我们选择保定还是在回答为什么做低碳城市的问题，那现在的时代已经是回答怎么做的时候了。”雷说。而据本刊了解，国家发改委将在今年5月召集多个试点的低碳城市官员在保定进行培训，尝试拆解这些低碳路途上的模糊地带。
尽管先行者的探索已经表明，中国的城市必须要演绎“中国版”的低碳故事。在中国各地的市长们，却仍对这一经验认识模糊。在前文提到的那份问卷显示，有66.67%的市长凭感觉认为最成功的低碳城市模式是丹麦，33.33%的市长认为暂时还没有成功模式，却没有一个市长选择国内打造低碳城市最早的“保定模式”。
被世界自然基金会选择的另一个城市上海，则没有选择新能源产业，而是以节能建筑为突破口，开展自身的低碳建设。参与了试点选择的雷红鹏说，当时实际还打算选择广州从低碳交通的角度、选择攀枝花从低碳工业的角度进行低碳城市的试点。但如今，在全国轰轰烈烈的低碳城市建设中，匆匆忙忙制定“低碳城市发展规划”的城市管理者，是否真的想清楚了自己的切入点。
不过，对于那些生活于城市中的保定市民—低碳城市的真正受益者来说，他们似乎并不关心这个名誉给他们城市带来的光环，他们甚至会反问“什么是低碳城市”，会抱怨太阳能路灯终究没有电灯亮。这显然也是低碳城市未竟工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