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就是一个浮华的名利场，谁起谁落难以预料。我们能做的便是放眼看去，记录下个中沉浮
2008年6月上·名利场
王石：不名誉的人？
那些试图把博客当作个人新闻发布会的企业家很可能从王石的遭遇中得到一些教训：在获得这一控制舆论的新工具的同时，这种自娱娱人的日志形式也极易成为公众发泄不满的通道。
当王石试图在博客中解释万科公司在此次汶川地震中捐款200万元的原因时，却引发了更为激烈的指责。王称：“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
这些冷静而理性之辞无法平息公众的不满情绪——对于这家在去年底持有170亿现金的中国最大房地产商而言，200万的捐款额与人们的心理预期差距太大。
种种群情汹涌的指责攻击让一向爱惜羽毛的王石措手不及。但王并非是惟一的“受害者”，IBM、麦当劳等一些跨国公司也被牵涉其中，甚至包括姚明在内的一些过去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体育和演艺明星们亦不得不为自己的捐款数额作出说明。
以金钱数额为衡量方式的这一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慈善价值观，顽强地再次出现了。这也是一些企业自食其果的结果：在缺乏慈善普及教育的中国，一些企业往往把捐款当作惟一的行善之举，而忽略诸如改善员工待遇、保护环境、减少碳排放等履行社会责任方式。
事实上，慈善行为本身并非与公司的商业目标有根本性的冲突。麦肯锡咨询在去年对全球721名公司高管所作的调查显示，接近90％的公司如今也能从它们的慈善计划中寻求商业利益，被列举最多的一些商业目标包括提高公司的声誉或品牌形象、培养员工的能力、提高招募和留住员工的能力。在解决那些同它们业务相关性最强的社会和政治趋势性问题方面，企业慈善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对王石的指责则又反映了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令人忧虑的另一面。当中国从追求政治正确的集体主义组织形态突然进入财富至上的商业社会后，显而易见的贫富差距使得对中国新富阶层的不满逐渐积蓄，人们渴望通过财富的有效再分配来平衡传统价值观与唯利是图的商业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显然，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5月20日，万科公司发布公告，宣布以1亿元资金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并称该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包括微利项目)的开发。王石也为此前的言辞作出道歉：“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
卡尔・伊坎（Carl Icahn）：狙击雅虎
在成功逼迫摩托罗拉分拆业务后，被称为“企业狙击手”的亿万富翁卡尔・伊坎把目标投向了近来是非不断的雅虎。出于对雅虎拒绝微软收购的不满，这位激进的投资者提出了自己的“候选董事会”，计划通过代理权争夺改选雅虎董事会。这一手法与其在摩托罗拉身上使用的如出一辙，而雅虎目前的处境和前者当时的困境也有几分相似：除了和微软“谈崩”了的交易，内部员工军心不稳及不容乐观的外部市场都是雅虎前路上的陷阱。
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伊坎还未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面对咄咄逼人的伊坎，雅虎除了呼吁股东否决他提出的董事会成员名单，还将股东大会延期至7月底。这已经是雅虎第二次推迟会议时间，至于拖延战略能否帮助其战胜伊坎的野心，答案则将在一个半月后揭晓。
郭炳湘：祸起萧墙
在此判决下来之前，郭炳湘似乎还在不甚明朗的局势中占有优势。尽管两个弟弟郭炳江和郭炳联策划了意在“夺权”的董事局会议，已经休假3个月的郭却在最后一刻获得法院一纸临时禁令，从而暂时避开了内部倒戈的危险。但现在，形势忽然改变了方向。而在更早些时候，关于他们兄弟三人的不和与矛盾就已传得沸沸扬扬。
看上去，这场不成功的“政变”不过是另一个亚洲顶级企业家族内乱的故事，但其中戏剧性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从对郭炳湘患有“郁躁症”并不认真治疗的指责并试图以此从其手中夺权的弟弟们，到稍后以“诽谤罪”将前者告上香港高等法院的郭本人，在让人眼花缭乱又难以辨明真相的权力争夺战中，新鸿基在过去十多年里引以为傲的团结、独立、冷静、从容的职业作风荡然无存。
自父亲去世后，郭氏兄弟齐心协力打理新鸿基已有18年，一度被视为“子承父业”、“手足情深”的正面典范，现在，这一切显然已成往事。更让人担心的是，这场豪门恩怨将对新鸿基这一全球最大的上市地产公司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自郭氏兄弟对薄公堂以来，新鸿基的股票已经开始出现下跌，而这显然还不是最坏的和最后的影响。
周吉平：身负重任
拥有35年石油行业工作经验的周吉平从身兼数职的蒋洁敏手中接过中石油总裁一职并不出人意料，但迎接他的却是超过130美元的油价。这个让国外同行收益颇丰的消息将周置于两难境地。
日益高企的油价向中国的限价政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让国内油价与市场需求和国际市场接轨的呼声不断。在政府限制成品油价格的情况下，长期背负攫取暴利和享受政府巨额补贴等不良声名的中石油实际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遗憾的是，中石油的命运并不掌握在周的手中。尽管放开价格从长期而言势在必行，但在目前物价指数上涨及救灾重建的局势下，短时期内油价并不太可能上调。而棋局的另一面，是如何对中石油旗下亏损的炼油板块进行扩张与改造，以提升规模和效益。如何让中石油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将是新上任的周吉平未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理查德 · 福尔德(Richard S. Fuld)：遭遇做空
虽然雷曼兄弟CEO理查德·福尔德声称金融危机已度过最坏的时期，但他自己的噩梦仍未结束。盈利的消息也不能说服人们相信它不是麻烦缠身的公司，第一季度4.89亿美元的利润仅安抚了投资者两个月，就有人跳出来质疑它的财务状况是否诚实，并指责其并未为大量坏账计提准备金。
将批评者Greenlight Capital对冲基金经理大卫·埃霍恩的说法称为“断章取义”、“歪曲信息”也于事无补，消息已在华尔街流传开来，并使其股票下跌。无论埃霍恩是否出于做空雷曼的目的而散布这样的消息，后者将6亿多美元的一次性且未实现的利润记入账面以实现盈利确实有风险。福尔德或许应警惕第二财季，因为雷曼所持25％的CDO是垃圾级。
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提前退场？
当一度对两位民主党参选人都予以支持的巴菲特将奥巴马作为自己的最终选择时，是否昭示着希拉里的总统之路已经走到尽头？
对希拉里而言，现实就是如此残酷。背离她的人不仅仅是巴菲特，民主党内的一些显要人物也开始向奥巴马靠拢。
尽管大选的最后结果要到11月方见分晓，希拉里在这场政治游戏中的失败几成定局。在与商界一样充满膨胀的野心与自我的政界，优雅地谢幕或许比死守奇迹更了不起。成为奥巴马的竞选伙伴也许将是这位前任“第一夫人”未来命运的另一种可能，虽然她本人对此并不以为然。
王晓初 王建宙 常小兵：命运呼叫转移
如果在中国企业界还有人相信轮回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先问问王晓初。王晓初参与了中国移动的创立——即1999年从中国电信中分拆出来。他斥巨资建设基础网络，并逐步完成了中移动在香港的上市，作为回报，中移动的收入和利润也连年飞速增长。但美好时光在2004年戛然而止，王晓初被调走出任中国电信一把手，拖着业务日益萎缩的中电信在固话泥淖里勉强维生。4年后的今天，他重新回到了主力位置——在将中国联通的CDMA网纳入囊中后，他如愿以偿地拿到移动通讯业务。
相比之下，王建宙和常小兵可算时运日济。人们普遍认为当年王建宙是凭借运气才在2004年从中国联通董事长摇身一变，变为全球最大移动运营商的当家人。但在今天的新格局中，他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保证了新移动在电信重组后毫发无伤，自己也不但没有像外界预估的那样功成身退，还在全球第一的道路上继续向前。尽管常小兵的新联通“筹备小组组长”头衔听起来有些不太名正言顺，但至少这个从中电信起家、在中联通成长的51岁“年轻人”，将乘着联通甩掉了CDMA包袱以及3G牌照随后发放的东风，进入更大的上升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