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十年·1998年4月（下）

时光倒流十年：实用主义者的悲剧

1998年4月，戴姆勒－奔驰公司主席约尔根·施伦普(Jurgen Schrempp)为这家德国的汽车、飞机和工程集团制定了10年内实现收入翻番的目标。对于大部分欧洲跨国公司来说，如果有这样的构想，都会对中国市场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施伦普却没有这样做，他的前任爱德华·路特(Edzard Reuter)针对中国的大量宏伟计划均被束之高阁。

4年前，该公司计划投资8亿美元，每年在中国制造25万辆基于A-Class的小型家用汽车；随后的一年，公司又向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发来邮件，将投资金额提升到10.8亿美元。而1996年，戴姆勒－奔驰航空(Dasa)参与了一个欧洲财团，在中国制造一种100个座位的小型飞机Asia Express，预计每年产生400亿美元的收入。

到现在，这些计划中没有一个真的实施——主要是因为施伦普在1995年集团亏损57亿马克（约40亿美元）后，成了一名捍卫股东利益的斗士，向公司每个业务部门提出了12％的资产回报率要求。

对于在中国的生意，这可是个坏消息，在这个商业氛围逐步培养的市场，取得收益并不容易。1997年的中国汽车销量为47万量，而其国内汽车产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上海大众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能够挣钱的公司，一汽大众已经累计损失达到1亿美元。标致雪铁龙在武汉的工厂只实现了其产能的1/4，而其在广州的工厂早已关闭，成为合资史上著名的失败案例。

当然戴姆勒-奔驰放弃中国家用车的决定也是迫不得已。在他们投入了上千万美元构建原型之后，中国政府在1997年决定不与外商共同实现这个计划，而是将其转给了一个国内的军方企业，北方工业公司。在这个十亿美金级别的小型车合作项目上，戴姆勒-奔驰与它的竞争对手，福特和克莱斯勒拼尽了全力，但仍停留在纸面上。

不仅在汽车业，戴姆勒-奔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从Asia Express项目中摆脱出来。收购飞机制造商Fokker造成了230亿马克的损失，这导致施伦普很不看好Asia Express，当然，强硬退出也不是办法，戴姆勒-奔驰更寄望于这个计划自生自灭。该项目的意大利总经理上任9个月后，戴姆勒-奔驰在中国的首席代表还没有与他会面。而事实上，这两位欧洲人都在中国，而且在同一个建筑中工作。

总之，戴姆勒-奔驰的行动与其它在华的外商大不相同。比如，通用汽车在这两年花了10亿美元来实现在上海生产3.0升排量的别克轿车和配件。皇家荷兰壳牌最近获得允许在广东南部投资45亿美元建设化工厂，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在华投资，之前德国的化工巨头巴斯夫已经在南京投资34亿美元建设了一个化工厂。

戴姆勒-奔驰声称对华投资已超过5亿美元，与路特所构想的数百万中国人使用奔驰轿车或Dasa飞机的目标相差甚远。路特在任期的最后一个月，帮助了一项内部研究计划。在这个长达100页的报告中，更多采用图表而不是文字来描述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新兴市场，其中最为确定的便是中国。不可避免的是，这个计划成为施伦普缩减投入的早期牺牲者。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在中国市场的策略能够区分出实用主义者和战略家。戴姆勒-奔驰的所作所为表明了它所在的阵营。

后续：

施伦普之所以放弃中国轿车市场，还有个重要原因，1998年，戴姆勒-奔驰以360亿美元巨资收购了克莱斯勒，但因整合不利，这个上世纪最著名的合并事件演变为百亿美元灾难。去年，克莱斯勒被卖给了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同时，中国汽车市场也发生了翻天巨变。

2007年，中国汽车总销量达到900万辆，仅丰田一家公司在华销量就超过了1997年的整体销量。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主要业务增长点，福特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３０％，而多年深耕细作的通用汽车凭借中国市场保住了全球销量冠军。而历尽兴衰的克莱斯勒目前正在精心布局，希望寻找新的中国合作伙伴，同时，该公司在全球启动了一项大胆的复兴计划，约30种车型将减少至多一半，希望以更高利润的车型带来打造“新克莱斯勒”。

时光倒流二十年：“公众银行”之诞生

1988年春天，深圳发展银行会计林海斜挎着印着“为人民币服务”的书包，骑着自行车穿行在盐田港蜿蜒的乡间小道上，20年后连片的厂房此时还只是海边大片的稻田。林海下乡的目的是劝说倔强的渔民们认购深发展“本金永远没得退，只能拿些分红”的原始股，尽管多数人都不愿意，但思想觉悟高的老党员还是拿出积蓄认购，用这种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的方式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虽然上一年底深发展才刚刚成立，林海却算得上资深员工——六家农信社组成了这个全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林海在其中一家工作多年。然而，作为这家新型银行家底的农信社无不简陋到了极点，林海所在的那家没有招牌，和当地农行储蓄所各自占据一间房屋的一半，也没有金库，现金直接锁在抽屉里。不过林海他们倒也不十分担心，农信社的员工都是民兵，晚上值班时带着真枪实弹。

深发展承担着金融改革的突破使命，未来发展自然不能依赖几家农信社的缓慢积累，于是向社会公开招股，最终形成的股权结构是国有企业占股51.35%，集体企业17.15%，个人31.6%，而个人持有一家银行的股份，前所未有。

这样全新的体制足以燃起国有银行系统中不肯因循守旧者的激情，深发展首任行长刘自强来自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和后来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标志人物的周小川、吴晓灵等毕业于同一个地方。出于创业者的豪气，刘自强要求自己选择副行长，而如果在传统国有银行，这样的非分要求难以想象。

后续：

1991年4月3日，代码为“0001”的深发展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上市的股票，当日开盘价为49元，那些曾经认为认购深发展原始股是乱摊派，勉强购买的股东获得了超额回报。但深发展作为试点的意义远不止此，2004年，深发展引入美国新桥投资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国内第一家外资为第一大股东的银行，而美国人纽曼被选为深发展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也开创了外国人出任中国金融机构高管的先例。新桥入主后，深发展的资本充足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明显提高的事实，则为之后国有银行的改革提供了可参照的样本。2007财年，深发展的平均净资产盈利率达到33%，尽管今年达不到这个数字，但整体业绩上，深发展仍然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