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淮：急需投资的团队我不投

与那些职业投资人西装革履的装扮不同，上海致景投资公司创始合伙人王淮依保留着硅谷式的极客范儿。他常见的行头是T恤、牛仔裤、运动服、凉鞋—即使做演讲，他也这么穿。

王淮曾是Facebook里第二位中国籍的工程师和首位研发经理，不过在这家光环四射的明星公司上市前，王却出人意料地选择回国转型为天使投资人。“初出茅庐”的他并不算多产，截至目前也仅投了6个天使项目—王格外关注技术的创新与实现。出手谨慎的他会花上20个小时与被投公司创始人接触，做深入的背景调查，为了分散风险，王淮将其单笔投资额度限定在50万人民币以下。“真正缺钱的项目我不投，我带去的更多是建议和技术指导。”王淮对《环球企业家》说。他向本刊分享了中西天使投资文化的不同及移动互联网的未来商业机会。

中西天使投资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国外能认同追梦型的创业者，中国却很难，这有现实的考虑，还有长时间的心理惯性。在中国投资，关于被投资者的人品，这方面要花的很多力气进行背景调查。一旦生意好了，对方可能出现非公司行为，为私人牟利；生意不好了，他也许会马上离去。在看项目时，我会问联合创始人之间是如何认识的。

你必须做好万全之策，再好的项目我的每笔投资也不会超过50万。为了防止被骗，我会跟公司创始人接触至少20个小时。还会做背景调查，了解这些人原来是什么样子。纯粹大学生创业我都不投。在美国，大学生创业有可能成为非常大的公司，但在中国这种环境下面肯定要失败。

在中国创业，如果你是有资源支持的创业者，周边的人会给予诸多帮助，比如寻找最好的技术，最终产品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因有各种资源的帮助，不是最好最后也能成功，这是在中国环境下的产物。在美国却不同，如果产品不是最好，创业就很难成功。在国外创业的早期驱动力是产品，往往都是工程师驱动产品，而在中国是关系驱动型。

另一个差异是敬业精神。硅谷那边特别喜欢在一个有挑战的项目上面死磕，但在中国你若想找到技术强，学习能力强，还能鼓励别人的人却非常难。要驱动团队做事，此类人才还是在硅谷相对容易找。

重要的是做正确的事情，而非做容易的事情。例如公司的支付坏账很多，最简单是雇人查账，更长远的方法是用程序建立一套机制和规则。处理问题的方式折射出一个公司的文化。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能机器做的就绝不让人来做，在中国，有的公司却有一支非常庞大的操作团队，会通过人检查的方式判断帖子是不是垃圾贴、钓鱼贴之类。而我认为95%的工作可以用机器做。但是在达到95%之前，你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完成70%、80%的基础工作。

在中国，天使项目分享力度非常不够。美国融资每笔2万到5万美金的比比皆是，天使最多投70万至80万美元。很多项目都要求多个天使在一起投。这些天使并非钱不够才给2到5万，主要是因为小公司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的概率，最好的创业公司成功概率也就20%，有很多看不到的因素会令你失败。理智的做法就是限制单例金额，增加投资数量。

Facebook有一个早期员工的群，群内很多人做了天使投资，我们很多项目都会拿来分享。接到项目邀请，三五个天使会跟创业公司的创始人聊很多东西，但在中国这都是单独私下进行的，一个人决定投了，很少把其他人也拉进来。徐小平前段时间去硅谷跑了一圈，他对我说最大的感触就是项目分享。

目前我投资移动互联网是以“Mobile”为核心的，它必须Born from moblie。像陌陌如果去掉LBS就什么也不是，而对于去哪儿，我不觉得它是移动互联网，它只是一个App，对网站的一个补充罢了。

我认为移动领域的投资方向有以下几个。第一是LBS，如果能够用App做的话，用户就不会打开电脑了，用户在利用App操作的时候是全身心投入的。多点触控技术也令解决问题的方式变得很不一样。第二个是支付，但要做到两点：一个是简单易支付，一个是安全。在中国最最困难还不是技术，而是牌照和监管，即使拿了牌照，与银行等合作还非常有难度。第三个是云应用。在美国基础架构最大的提供商是亚马逊。但这套架构在中国不成熟，稳定性和效率都有较大问题。云架构也不适合创业者，但在上面做应用将是个趋势。

相比云应用，大数据的技术门槛、收费模式门槛则更高。其看得见的应用之一是挖掘淘宝的开放数据，以此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比较高，我曾看过两个类似的数据公司，其业务主要涉及如何利用淘宝数据为商家提供更好的商品筛选、页面分析、宝贝推荐等。

我还看好基于App的教育应用软件，现在有很多寓教于乐的软件做得很好。你可以看到两三岁的小孩会对iPad游戏上瘾，但现在的游戏机制对孩子智力开发有利有弊。未来能不能寓教于乐，做出一些系统性的教育软件教小孩子学英文ABCD？国外有Baby Einstein这类幼教软件，我在Facebook的前同事也曾做过类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