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在即

“传统银行不改变，就会是21世纪将灭绝的恐龙。”比尔·盖茨的话已不再耸人听闻。看看如今的银行用户：人们已不需去银行网点办理业务，而是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短信，甚至微信随时随地解决存、贷、汇、理财等需求，最传统的银行网点模式正逐渐失去生存空间，这一切源自于互联网及相关科技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银行及其消费者。

余额宝的诞生，更是让2013年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随后互联网巨头纷纷介入大金融，给传统银行带来强大冲击。银行巨头纷纷醒来，意识到自己应该对互联网技术及大数据给予应有的重视。

2013年12月15日，中国首席信息官联盟在北京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等纷纷出席，希望在各大中型企业普及首席信息官（简称CIO）制度。而在此之前，由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发起，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渣打中国）等位于上海的20 多家外资法人银行共同联合举行了国内首届“外资银行CIO 联席会议”大会。

“互联网的应用改变了银行的服务方式，对整个银行的内部管理、风险管控、产品开发、营销模式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渣打中国首席执行总裁林清德告诉《环球企业家》,“可以说数字化的程度加强让银行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外企先行

与此同时，以往被中资银行视为边缘部门，属于后台坐“冷板凳”的技术部门—在外资银行称为科技部门，地位也水涨船高。不同于IT企业，银行作为传统行业，很多银行以前都未设立CIO这个岗位。

而早在2009年，银监会曾发布过《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指引第八条要求，商业银行应设立首席信息官，直接向行长汇报并参与决策。

上图：渣打中国首席执行总裁林德清对科技很有兴趣，与CIO陈立明之间的沟通互动非常频繁

不过这条政策显然没有引起国内银行的重视，直到2010年设有CIO岗位的商业银行依然寥寥无几。中国信息主管网统计发现，指引出台一年后，16家上市银行中，仅有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5家银行设有首席信息官岗位，而有些CIO仍有名无份。但这一局面到2013年就开始发生改变，很多银行即使没有专门设立CIO职位，但却派技术部门主管纷纷参加CIO的相关活动。

从银监会指引可以看出，首席信息官岗位的内涵是：直接参与本银行与信息科技运用有关的业务发展决策。而目前的现状是，不少国内银行有一名副行长分管技术，但只抓大方向，信息科技的最高负责人一般为部门总经理，承担信息科技管理的职责，但并不直接参与决策。

相比来说，在互联网及其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国际银行在这方面走得快很多。上海一家国际大行相关负责人告诉《环球企业家》，他们银行近年已经极大提升了CIO的管理职能，目前已将CIO改称为CTSO（Chief technology service office），不仅要负责技术，还要管理服务部。大华银行（中国）相关人士也告诉《环球企业家》，该行负责这一块的被称为“科技与运营部主管”（technology and operation manager），而不是单纯的CIO，除负责IT支持外也要负责运营管理，2008年大华银行在华成立法人银行时便采用该模式，与新加坡总行的模式保持一致。

而在渣打中国，CIO除负责科技部门，还负责中后台的营运部、服务部甚至采购部，总共管理着渣打中国12%的人员。如果说首席执行总裁 “lead the company”，那么首席信息官则要“run the company”，两者相辅相成。

林清德向《环球企业家》表示，“银行已经在转变成为一个科技型组织。我们需要首席信息官能够预测技术前沿的变化，能从银行的全局和整体发展需求出发，制定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可行性规划。”

由于他本人对科技很有兴趣，加上与CIO在同一层楼工作，两者之间的沟通互动非常频繁，不单单谈平常的科技、营运，很多时候谈将来十年后科技怎样发展？有何方案应对未来的变化？什么才是银行正确的发展方向？

作为最高管理委员会中的一员，渣打中国CIO陈立明每个星期至少有一两天是用来做策略层面的工作，跟其他成员探讨银行发展、风险管理等，并参与最高决策。除管理自己的团队，还要与其他部门合作，利用科技和营运工作帮助其他部门优化流程、提高效率等。

“这三方面的工作各占三分之一。”陈立明告诉《环球企业家》，可以形象地把这些工作看成一座金字塔，科技和营运方面是具体执行、保证银行的运营平台稳定安全，这个最重要也最基本；中间一层是帮助其他部门；最上一层才是要站在战略高度促进银行的发展。

陈立明回忆道：在他1998年刚进渣打银行的时候，科技部门和营运部门也是分开的，当时科技部只是一个支持部门，重点都是在执行层面，如今执行已成为最基础的工作。转折发生在2004年，渣打集团层面进行了架构调整，科技和营运部合二为一。有趣的是，当时该届渣打集团首席执行总裁正是从首席信息官的岗位上升任的。

大数据

如今，科技部门会分析银行内部有多少个流程是可以电子化的，哪些是业务量最高的、需要最多人手，然后根据一定的优先顺序来进行电子化。

目前在渣打中国的科技与营运部，负责营运的员工占到三分之二，而科技部员工则占三分之一。一般情况下营运部需要常常与客户联系，而科技部则会专注于技术开发，接触到实际业务的机会不多。

当科技部和营运部放在一起，营运服务部可以给科技部带来很多银行业务方面的反馈；而针对营运服务部人手多，流程复杂的问题，科技部可以来帮忙看如何通过科技来开发自动化流程，帮助营运部的日常工作。

过去两到三年，渣打银行的电子化在支付和清算方面占据非常大比重。陈立明告诉《环球企业家》：“渣打银行汇款交易电子程度已经达到94%，汇款交易全自动比率达到84%。”而他2009年刚来中国的时候，汇款交易的全自动比率还只有28%。

目前，渣打个人电子银行渠道业务占比已经达到93%，也就是说，100笔交易有93笔都是通过电子银行渠道完成。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2012年数据显示，上市银行电子渠道平均替代率普遍超过60%，最高的招商银行替代率为90.66%。

交通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侯维栋也表示，当前银行的电子渠道分流量超过70%，银行客户越来越依赖电子渠道与互联网应用。

相对来说电子渠道的运营成本远低于网点，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网点单笔业务的平均成本约为3.06元人民币，而网上银行单笔业务成本仅为0.49元。

另外，对于传统金融机构而言，数据是银行最有价值的资产。一方面银行各个系统中存在着非常强大、全面的数据来源；另一方面，在未来的市场竞争和客户拓展方面，只有通过大数据分析，才能将系统中“沉睡”的数据激活，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每个月银行会有几百万个跟客户接触的机会，这中间可能是客户去分支行办理房贷业务、咨询电话银行、通过网上银行查看账户等，都会留下痕迹，也就是数据。以前这些数据是割裂的，现在有了大数据分析，银行可以把不同数据联系起来，从客户需求角度出发，研究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如今世界上最杰出的零售商，从客户迈入商店门槛或点击首页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预测到客户的需求并致力于满足这些需求。他们对店铺的精心布置、对产品的仿真陈列甚至可以影响到客户的想法。目前银行想做的便是学习这些零售商，通过对优化数据的使用，分析客户行为，预测客户的潜在需求，从而提供更简单和快速的服务来主动支持客户。

不久前，陈立明和他的团队发现，在每个月的特定时间，有很多客户会来渣打做存款业务，通过数据分析，得知其中很大部分客户存款目的是为归还在渣打银行借的无抵押个人消费贷款（现贷派）。陈立明表示，如果不根据大数据来分析客户行为，银行就可能只会看到很多人来存款，而不知道他们的目的。

科技正在推动金融业务变革，如果银行墨守成规，其他行业就会趁机发难。“银行必须要将科技融入到每个员工的工作中，了解数字化如何影响银行与客户间的互动以及银行未来的业务模式。”林清德告诉《环球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