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攻”银行业

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以一种有趣而奇特的姿态落下了帷幕。

9月14日至16日，中国大连，在论坛进行的三天时间里，两大主题总是并行不悖地穿插在每天几十场大大小小的论坛中：一边是实业家和咨询师们激情四射地谈论企业的“颠覆式创新”，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泛着希望的红光；另一边则是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们愁眉苦脸地谈论欧元区危机。

如果没有解决全球银行业的燃眉之急，一旦危机进一步蔓延到实体经济，我们谈种种创新的意义何在？创新能否解决眼前的问题？在本届达沃斯现场，记者试图通过咄咄逼人的问题，激起坐在对面的埃森哲全球董事长William D. Green的亢奋情绪。

此前他一直在媒体采访室和本刊记者大谈创新精神对于全球商业的新机遇，而在这个专访之后，他将在一个分论坛发言的题目是：科技无疆界。

“你似乎不相信我，朋友。”William D. Green突然朝记者嚷起来：“没有国家是孤岛。如果说创新是主动出击的手段，那么解决眼下的银行业危机则是必要的防御手段。后者也同样需要创新，如果全球银行业没有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来缓解其敞口风险，那么即便得到短暂的救赎，意义也不大。”

他表示，真正出现巨大资本敞口风险的，目前看来仅仅是那几家全球大型银行，而他们出现问题也仅仅因为持有巨额欧洲部分国家主权债券：“大部分银行是安全的。” 

事实真的如Green先生所言，如此乐观么？

朱民的一碗面和布朗的演讲

尽管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关注质量增长”，但银行业却喧宾夺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9月15日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来到一个晚宴聚会，兴致盎然的他原本就打算在台上做一个几分钟的简短发言，但是台下的听众们却不愿意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强烈要求朱民继续就有关欧洲银行业以及新兴市场经济的问题深入讲解。

台下“起哄”的听众们，包括渣打银行东半球研究总监兼亚洲区总经济师关家明、熙可集团CEO兼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客座教授朱演铭、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等。

于是，还没有吃过晚饭的朱民只能饿着肚子继续走上台。

“欧洲现在面临着三大问题，主权债务危机，已经受累于前者的银行业危机，还有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朱民说，“解决方案是有的，只是缺乏有效的果断的决策。”他说，“欧洲各国如果在政治上能达成一致，那么这些问题就有望解决。”

主办方贴心地端来一碗面，本报记者趁此机会在朱民身旁坐下。他撩起一口面，笑着对记者说：“看起来还是中国的方法比较有用—所有的改革都必须是内生性的，对于银行业也是如此。”

朱民表示，从2008年开始的所有救助方案都是偏向解决流动性问题的，这是由全球资本市场需求导向的，并没有从被救助国的结构体系改革方面出发来考虑，而现在希腊正在做对的事情（财政紧缩），受到波及的银行也应该做对的事情—清理不良资产、裁员、紧缩业务。

不过，欧洲的政治家们显然不愿意将目前银行业的危机归咎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他们甚至觉得银行业才是罪魁祸首。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参加一个分论坛的开场白中，就迫不及待把问题指向银行业本身。

“大家可能觉得这是财政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说到底还是银行的问题。两年前，这是银行的问题，到现在，这还是银行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

尽管布朗也同意朱民所说的三大问题，但他悄悄地将问题的顺序掉了个个儿：银行、增长和财政。

他强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源头仍然是银行业的问题：“要解决欧洲的问题，你就必须要明白它是银行的问题、增长的问题。”

如果说两年前政府通过一系列紧急救助贷款帮助银行业解决次贷问题和随之到来的资本充足率问题，那么现在似乎又到了一个新的轮回。政府与银行，究竟是谁救助谁？

欧洲危机与中国

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的主题发言一完，与会者们纷纷涌到休息区。一时间，这里成了CEO聚集场所，随便转身就能遇到某个跨国公司的老总。

“为什么中国要出手救欧洲？”著名猎头公司海德里克·斯特拉戈尔斯（Heidrick & Sturggles）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John Strackhouse一边啜着黑咖啡，一边和记者聊天。

“我觉得中国没有理由要对欧洲负责，中欧之间经济联系密切，但是中国没有义务一定要购买欧洲债券，也没有义务对欧洲银行业发生的问题负责。”他说，这是和他聊天的企业家们的共同看法。

一场有关亚洲金融资本的分论坛结束后，美银美林中国区执行总裁刘二飞在会场外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他此次前来大连，没有带任何随行工作人员，希望低调行事，结果还是不偿所愿。

“欧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大量的欧洲国家的主权债，这些债都是原值，没有按照市场的供应价格记账，如果倒闭的话就不值钱了，整个欧洲银行整体健康会受重大的影响。”他说。

他表示，如果中国人在欧洲银行上动点脑筋，那么“要有选择性的少收一些”，因为“好的银行不会卖给你，差的银行我们也不愿意卖”。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似乎成了众人眼中的“香饽饽”。

9月14日中午，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作为本届论坛的“年会导师”之一，与美国安泰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Mark Bertolini、印度HCL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Vineet Nayar、美国福陆公司首席执行官David T. Seaton以及英国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Tidjane Thiam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

提问一开始，马蔚华便遭到了记者的“围攻”。无论中外媒体，抛出的问题都指向他和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对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现状、监管制度、受欧美危机蔓延影响等特别感兴趣。

马蔚华应接不暇，而周遭其他几位“年会导师”则无人问津，现场一时颇为尴尬。记者们“疯狂”的行为终于让担任记者招待会主持的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商业官Robert Greenhill看不下去了：“请大家围绕本届年会的主题提问，均匀分配给台上各位导师的问题。”

不过马蔚华还是在达沃斯期间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全球大的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更重要的挑战是在国内，中国政府正在通过稳健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银行信贷业务比去年要收紧，对于靠传统方式发展的银行提出新的课题。外部环境变化时，银行如何适应变化，如何保证资产质量，防范风险，同时也给股东很好的回报，这是下半年的挑战。

但他似乎疲于解释各种金融业界的问题，转而向周围的“年会导师”们表示，愿意多听一些来自实业界的新鲜内容。

三天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显然无法让金融业和政治界和解，也无法取得如何解决欧洲银行业困局的共识。于是，在疲于口舌之快后，一些金融界人士和马蔚华一样，选择听一些更有意思的新鲜的话题。记者几次三番在会场门口撞见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而她兴致勃勃走进的会场，主题都是讨论科技和商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