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继之：前海试验者

胡继之比原定采访时间早了20分钟从楼上下来。简单寒暄几句后，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遂建议到他房间聊，“这里人太多，可能影响到我们交流。”这家酒店常有金融资本界大佬入住。

本刊记者一个月内两度采访胡继之。第一次在深圳，他作为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出席揭牌仪式，现场一度火爆到几乎失控；这次，作为国信证券总裁，他周末被临时通知进京开会，彼时，因为所保荐公司被立案调查事件，国信证券正深陷舆论漩涡。

半个多月，身兼两职的胡继之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但外界的纷扰，很难在这位细致随和而又充满激情的资本界大佬身上找到痕迹。前一天晚上，他开完会回到酒店已10点，接着又赶制了一些文件资料，折腾到深夜12点。正如他的高尔夫哲学：好坏都是自己造成的，怪不得别人。

进入房间，靠窗的桌子上摊开着一堆财经报纸，胡继之刚刚在看“钱荒”的专题报道。从5月份中旬开始，中国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开始攀升，直至6月20日隔夜回购利率达到30%，市场为之哗然。这被解读为中国人民银行收紧流动性的一个信号。

而在胡继之眼中，目前政策的一系列变化则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政府尝试继续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的归市场。而他本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市场经济支持者和倡导者，无论过去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交易所”），还是目前身兼国信证券和前海股权交易中心高管，胡继之都在努力扩大市场的边界。

他是金融资本界的一名老兵，不同的工作岗位让他纵览中国资本领域的风起云涌。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他在56岁的时候依然再次奔赴“创业”前线，挑起前海股权交易中的大梁。“我在交易所工作十年，在国信十一年，确实看见这个市场目前存在各种弊端，有必要进行新的方式的探索，这使我抱着极大热情、激情去筹备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他泡了几杯自带的茶叶，背对着玻璃窗外高楼林立的金融街坐下来，首次向媒体讲述了他个人30多年来的资本人生。

生产队长

1957年，胡继之出生在离湖北武汉市只有41公里的郊区农村，在“文革”结束的前两年，他高中毕业回到老家，当上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队长，第二年“升任”书记兼生产队长。农活儿，胡继之一干就是4年，直到国家恢复高考。虽苦，但胡继之却在这四年里形成了至今依然影响其市场思维的基础。

作为书记兼队长，除了坚持政治正确，还必须引导大家如何养活自己，这个具有高中文化的小伙子每天都在盘算着如何在减少费用的前提下多产出。他曾购买9.5元/50千克的碳酸氢钠化肥，而当时50千克粮食也才这个价格，结果盘算下来这样不划算；之后为增产，在冬季大量施用村前屋后的“土肥料”后，又引入当时很多农村都买不起的硝酸铵肥。生产队长胡继之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劳动模范”负责施肥、浇水、除草。但尽管用着最好的化肥、最负责任的劳动力，结果一年的产量也只增加了30%左右，投入产出严重不匹 配。

真正让胡继之感到震撼的是，1980年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产量轻而易举翻番。回顾自己过去的农村试验，他坚定地相信：“计划经济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它要求必须严密计算每一个环节，每一点做到位才能成功，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胡继之说这个思想一直影响到他现在，甚至一度打算向哈佛大学申报这个失败的案例。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已在农村待了三年多的胡继之异常兴奋，甚至有点不敢相信。他立刻重拾课本备战当年高考。但和当年很多人一样，荒废已久的文化课让其首战失利。不死心的他事隔半年多后卷土重来，这次，顺利被一家财务学校录取。这里也成为胡继之通向金融资本市场的起点。

毕业后，“我运气很好。”胡继之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专业性银行和央行之分，中国人民银行兼具所有金融职能。回忆这段经历，胡继之说这对他日后的工作至关重 要。

“我处在整个中国大陆金融的最高层次、最前沿，各种讨论，各种任务，只要在分行，有时总行也有，我几乎全部参与了。再加上后来各个专业银行的领导都是人民银行派出去的，基本上，一直到现在，听到某个名字，基本上都认识。”

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准备调他进京到总部工作，胡继之犹豫了几年，最终还是在1992年选择奔赴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据他回忆，当时在这个城市，他的领导、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行长比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威望还高，放开没几年的金融市场一派欣欣向荣。

没过多久，一个新市场的出现再次让30多岁的胡继之热血澎湃—深交所成立，并且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当时很多单位要我去，我的领导一直不放，但对于这个邀请，他非常鼓励，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全国性舞台，值得尝试。”

在深交所，胡继之历经了夏斌、庄心一两任总经理，并任副总经理与桂敏杰和张育军搭档多年。“这个平台让我直接地以全国性思维方式来操作一个具体事 件。”

胡继之的事业从一开始就站到了时代和行业的船头，亲身经历了中国金融与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他如此总结这两段经历：“我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又在深交所工作10年，我的视野一下开阔了，看得比较深、比较高，也就是国家有什么政策倾向，我可以清楚地看得见它的未来会是朝什么方向走。”

多星点联邦制

如果说之前的两段经历对于胡继之来说是积累，那么真正使其厚积薄发的平台则在之后的国信证券和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我到企业当老总也好，或者搞前海也好，我的管理边界能够到哪里我一定要很清楚地计算。有些事情你管不了，你千万不能管，你管了的结果只会是失败，不会有好的结果。”胡继之告诉《环球企业家》记 者。

放权，成为胡继之日后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关键词之一。2002年，他由深交所转任国信证券总裁。当时的国信证券只是一家中型券商，仅有20多家营业部，各项业务在行业内名不见经传。这个当年的生产队长刚上任的前几年，并没有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琐碎的业务细节上，而是潜心研究设计出了一套新的制度。

2004年左右，胡继之在国信证券经纪业务系统大力推行“准企业家模式”，成为其“放权”的首次试验。在这套体系下，每个营业部的总经理都是一个企业家，带领的则是一个创业团队。这在当时以总部大包大揽、实行垂直管理的券商领域，可谓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胡继之每次召开事关战略的会议都像是一次战前排兵布阵。作为“总司令”，他首先会向与会人员阐释其整个战局布置以及局部战役如何打，然后分配任务，谁负责侦查，谁负责狙击，谁负责正面战场，并让所有“将领”明白自己负责的任务如果完成，整个战局就有希望取得胜利，一旦失利将拖累整个战局。“我要求你做什么，不要求你做什么，我都告诉你了，但具体怎么做，是你的事了。”胡继之称之为“底线管理”，各营业部总经理领完任务后，则被授予充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配权。

总部的作用则是战略指导和后方支持，每一年胡继之会通过各种总结表彰会议对某些战术做出调整，对优秀员工进行奖励。

在这种授权、分权以及奖罚分明的制度下，各大营业部甚至一度推行被业内人士不屑一顾的“人海战术”，员工的积极性被充分激发，在市场上攻城掠地。一个至今被胡继之津津乐道的例子是，一位一线业务经理不小心闯了红灯被警察抓到，其第一反应居然是掏出名片问警察开户了没有。

不久，券商江湖中出现了“泰然九路模式”、“红岭中路模式”的传说，胡继之的“放权”试验大获成功，国信证券经纪业务冲上行业第二，其几个营业部的单体甚至超过一些中小型券商的整体规模。如此强悍的作战能力，让国信证券在日后的佣金大战中岿然不 动。

2004年左右，券商保荐制度开始实施，当大部分券商处于观望，不敢大力投入时，胡继之断定，这是未来的基本方向，至少多少年都不会动摇。他很快调配资源大量引进保荐代表人，组建团队。日后，国信证券保代数量长期占据行业首位，甚至被称为“最豪华保荐团队”，这也直接推动了国信证券IPO保荐业务在过去几年一骑绝尘。

在投行业务中，胡继之再次延续他的“放权”思路，与经纪业务“准企业家模式”对应，在投行系统一改一体化管理，力推“准合伙人”制度，使得国信证券在中小板和创业板承销市场上一时风光无限。

胡继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事关行业走向的信息，央行行长周小川当年任证监会主席时表示，跟国际资本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不同，中国是以散户为主，如果国内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那么为中国机构投资者提供服务会产生大量的商业机会。于是，他又开始思考卖方分析师制度，决定后迅速在原有的研究队伍基础上成立了卖方分析师团队，推出了“首席分析师”制度，充分授权，其战绩也曾一度辉煌。但至于日后的衰落，胡继之并不愿透露个中缘由。

11年时间，胡继之将国信证券改造成一个由近100家独立核算实体构成的整体，管理上被称为“多星点联邦制”。他说，他对国信证券最大的贡献就是战略布 局。

廓清边界

胡继之是一个非常强调边界的管理者，对于市场经济的探索，他希望有更大的空间，而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在舆论都在关注深圳前海的税收、土地优惠时，胡继之则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更值得期待的是，行政管理边界进一步收缩，能交给市场的尽量交给市场。

2013年5月30日，由其任职的国信证券以及中信证券、安信证券为主导，采用公司化运作模式的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揭牌，作为这个平台建立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早在去年年底，胡继之已接棒该中心董事长一职。

他是一个极具宏观视野的操盘手，并且喜欢追根溯源。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的梧桐树LOGO创意就出自胡继之之手，200年前，24名股票经纪人齐聚华尔街梧桐树下签订协议，是为现代交易所开端。关于他和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的故事，同样源于他回归原点的逻 辑。

记者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建立一个场外市场的想法，“至少15年前。”这个回答确实让人有点惊讶，那个时候，胡继之还是深交所的副总经理。有一次举行“三讲”座谈会，谈到“讲正气”，他当众质疑：“我们交易所现在面临什么状况呢，每年很多钱发行出来，进入实体经济的不到社会资金的10%，其余的都在资本市场炒作。”

15年后，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提出了几乎相同的观点，并被胡继之在多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到，“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应该是先小众后大众，先私募后公募，先非标准化然后再标准化。”

交易所的经历让胡继之看到了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在国信证券，他眼睁睁看着企业融资成本高企不下。因此，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这个场外市场，胡继之试图再做一次试验，回到小众与非标准化。“我是充满激情的，但是成不成还不知道。”他哈哈大笑。

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的制度设计中，胡继之不再强调“交易”，并且一直在努力淡化这一概念，“现在没有更好的词汇来定义，如果以后这个市场成熟，我们将彻底抛弃交易这个词。”大部分制度设计方面，胡继之采取与场内市场交易所完全不同的做法。“交易所把公司切割成标准化股票，标准化等分，然后大家围着股票来进行交易。”而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将展示、登记、托管、股权融资、企业培训等业务单独分离出来，针对中小企业每个环节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企业发展不只是缺钱。”

为了保护好这个平台，胡继之事先就与三大券商“约法三章”：“不可能是业务联动关系，这是一个平台，规则公开、内外一致，业务一旦推出，你如果符合我的业务标准想业务上联动，以交易所市场的说法属于关联交易，你必须披露。”

胡继之也多次提到阿里巴巴，他说他并未深入研究过这家电商巨头。不过，从他对互联网改变社会、改变生活、改变商业模式的阐释和分析来看，他正在朝着这个方向突进。因此，互联网也成为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的关键词之一。用胡继之的说法，互联网早已深入各个领域，唯独在金融资本行业发展缓慢。这次，他想利用互联网平台，将中小企业与投资者两端连接起来，搭建一个金融资本网上部落，无论是企业展示、信息披露，还是投资者注册、投资，以及双方的沟通都将通过互联网实现。

高尔夫哲学

做券商是一个很辛苦的活儿，何况现在又身兼两项大任，他平时用什么方式让自己放松？

“打高尔夫。”胡继之想了想说，“有时候很累很累了，就去练习场练一两个小时。我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去，也不需要跟人说话，纯粹放松，很快，就像这个纠得很紧的东西慢慢慢慢解开了，一身汗出完之后觉得很好，回去洗洗睡觉。”

现在他下场的时间少了。不过，从这项运动中，他也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人生感悟：“我对高尔夫的哲学理解就是好坏都是自己造成的，怪不得别人。因为你这一杆可以打远也可以打近，是你自己负责啊，也没人催你快打，你自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他不喜欢对抗，而更喜欢这种在自然状态下闲庭信步或者快马加鞭。作为两家知名企业的高管，胡继之的确显得不够威严。每次开会，甚至实习生都可以直接参会，随时向其提出建议。“我一直努力创造一个自然轻松的氛围，让每个员工都可以说真话。并且如果在威严下，我的一句无心之语可能会让员工备感压力。”

外界、媒体也会常常问他：“你的竞争对手是谁？”“我自己。”为了证明此言并非官话，他认真地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在证监会开完会之后，他在机场恰好遇到几个同业公司老总，登机时，都说“胡总，你先走”。“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我心里想，这都是同行啊，一般同行都相拼的，怎么可能这么客气。”

胡继之对自己性格的评价是直爽，有火就发，有喜悦就大笑，心里基本上不会积累怨气，有时候因为误会，把桌子掀翻的事都有的。而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则都觉得，他是一个天生追求平等的人。

面对监管层领导，他也不改本色。2011年，当时刚就任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首次到深圳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轮到胡继之发言，他毫不掩饰：“现在交易所市场，投资者每年面临80%的亏损，一个长期让投资者亏损的市场，我都怀疑我们从事这项事业的正义性。”据熟悉他的业内人士称，他每次参加行业会议，都是最敢讲的那一位。

但那次座谈会，胡继之质疑的主要目的还是争取场外市场的建立。为了实现这个被他称为理想的事，他抓住每次机会尽可能让高层听到。时隔不久，他参加国务院的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与一群省长、市长比邻而坐。突然接到通知，总理会参加他们组别的讨论。于是，胡继之耍了一点“小手段”，因为发言时间限制，他在总理原定到场时间的前几分钟登台演讲（关于场外市场），“我希望总理来了能听到我的发言，如果他感兴趣，就有可能延长我的时间。”聊起这个故事，他天真地哈哈大笑。

可能连胡继之都没有想到机会很快就降临了。在郭树清任内，证监会牵头开始清理各地方股权交易平台。“我觉得今后市场可能会记住郭树清这个贡献，清理过程中发现了当中的需求，因此他想了一种办法，提出重新验收，把原有的不合格的东西撤掉，而新的股权交易中心由券商来管理，由地方政府来监管。”积极奔走多时的胡继之再次抓住了这个机会，此后，包括其任职的国信证券在内的三家券商与深圳市政府多次沟通，终于促成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的成立。

对于新征程，接任半年多董事长的胡继之兴奋但并不急躁，他称，创业阶段，一飞冲天式的火箭模式必然失败。“先把市场做起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