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创作了无字的《地书》，希望通过这些通用的符号突围人类的语言隔阂，达到普天同书的理想
徐冰的理想国
作为一名艺术家，徐冰一直喜欢玩味文字的主题，他一些重要的作品都与文字或符号有关，而作品又在不断解构、破除人们对于文字局限的想象，寻求新的语境。
早在1988年，他自己刻制的3千多个“伪汉字”展出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展出空间，从天花板到墙面，再到地板全部被宋体字包围，但你阅读会发现这些字完全不认识，其内容取自徐冰的成名作《天书》，书的文字按照汉字规律创造，实际上却不存在。1994年徐冰又用《新英文书法入门》这本书介绍了一种新的文字—英文方块字，乍一看像是中国书法作品，其实是由英文字母组成。
早在《圣经》中就有人们合力建造“巴贝塔”终因语言阻隔而未果的故事。语言和文字既是文明传承、人类沟通的工具，其差异性又形成了新的阻碍，因此人们永远有对文字魔力探究的兴趣。而徐冰这次考虑用通用符号打造新的“巴贝塔”。
过去的八年中，每隔一段时间，徐冰的笔记本中就会新增加一些有趣的符号，它们有可能是伦敦街头提示行人过马路的红绿灯，一个小人急匆匆走路的模样；也许是某地洗手间门上的标识。无一例外，这些符号不含文字，却不妨碍人们理解它们的意思。那些徐冰特意收集的符号出现在新书《地书》当中，尝试替代现有的语言来讲述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故事，书的封面当中有一个黑色人形标志。两个向右的箭头连接左右两个点，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从点到点”，这是小说的题目。
这个奇妙的创意来源于2003年的一天，徐冰看到口香糖包装纸上有三个小图，清晰的说明了请将用过的胶状物扔进垃圾筒中的意思，不禁想到，如果只用几个标识就可以说明一个简单的事情，那么众多标识一定可以讲一个长篇的故事。为了避免主观性，徐冰只是把材料收集起来，加以挑选，并不进行创造。
由于工作的原因，徐冰有很多时间是在飞机上和机场中度过的，机场的指示系统和飞机上的安全说明让他很感兴趣，至今已经收集各到个航空公司大小薄厚不一的安全说明几十本，那些说明都是以图为主，力求说明很重要、很复杂的事情，而这恰恰就是标识传达功能的魅力。徐冰工作室的墙壁上贴满了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符号和标识，他坦言，这是个没有止境的工作，但意义在于试着去做。
得益于大量的收集工作，《地书》完整的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主人公黑先生是一名普通的白领，小说叙述了他一天的生活，每个小时是一个章节。黑先生在这一天中吃饭、相亲、看夜景，也会遇到各种麻烦。一个火车头模样的标识代表黑先生乘坐的交通工具，一个红色的爱心加放大镜表示黑先生在浏览相亲网站，但用符号无法表现过多的思考、论说和曲折的情节，徐冰选择了用一些餐厅LOGO和问号来表示黑先生在想吃什么。
文字被徐冰多次用作艺术载体。他认为，文字是人类文化概念的根本，是最日常的一种材料，对文字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改变，也会触动人思维中最本质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地书》此次在上海做展览的时候，有一个画廊职工的孩子几十分钟就把《地书》读完了，还主动翻译给大家听。徐冰解释说，这就是因为孩子的思维没有太多定式。
《地书》无意过多颠覆普通人的日常思维，实际上它是想传达一种当今文字的发展趋势。当今网络时代，人们被迫要接触各种不同的语言，频繁的沟通逼着人们开始使用这样那样的符号，这正是表达了对传统语言的某种不满。“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几千年以前已经很不一样，但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却和几千年前是一样的，传统语言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徐冰说。
符号化的趋向以超乎我们想像的速度发展着。七八年前人们使用的表情符还只是简单的笑脸和苦脸。大量的资讯挤压之下，人们需要一个更加一目了然的信息获取方式。徐冰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前一阵才了解到，美国白宫里面有一个人专门给奥巴马画图的，他将奥巴马所需的大量资讯转换成图示才拿给奥巴马看。”
全球化的联通还使许多跨国产品和消费生活日趋标准化，《地书》也揭示了这个趋势—黑先生的生活其实代表了标准化的一天，大部分普通人都可能会遇到相同的境遇，这本身也是一种符号化，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中其实都是非常概念化的生存者，就好比看到男女洗手间的标志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我并不是主张这种全球化，我只是想用这本书来提示这样的事实，提示我意识到的未来文字的可能性。”徐冰说。
关于图形文系统更具优势的想法并不新鲜，美国曾经做核试验的废料处理时考虑到在一万年以后才能被消除警报，用了符号化的图形语言而非英语制作了说明系统。徐冰认为符号具有超乎人们认知的自然繁殖能力。当今图像传播很方便，跨国公司的产品也十分标准化。比如可口可乐、麦当劳这样的公司早在许多年前就使用标志来传达商业意图，大量的媒介随时都在向全世界介绍着这些符号的功能。手机、电脑上的符号只要一使用，它就强迫你复习符号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自然繁殖的过程。
为了让更多的人使用《地书》中的符号写作，徐冰的工作室在做一套软件，输入中文或英文的时候，会出现对应的符号、语言，工作室还在做一个字库，这样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可以使用，目前已经有手机制造商一起合作，准备将这些图形符号整合到手机的短信系统中。
徐冰的想法正在一步一步扩大。在外滩三号沪申画廊展厅最显眼的地方，徐冰用《地书》垒起了两米高的巴贝塔，徐冰说，他的理想是期待有一种能够适应全球化、超越地域文化并且便捷的表达方式出现，那个巴贝塔的意义才开始真正被激活。
您如何看待别人称您为天才？
我不能说自己有天才的成分，人家这么讲是看中你的创造力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但其实我这个人很努力，而且我一辈子都非常努力，我与别人不一样的是，我很懂得“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很俗的话，我觉得艺术的根本就跟这句话有关系。艺术家的本事就在于处理手里的工作和你生活的时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能否处理好这个关系，决定了你是否是好的艺术家。
觉察文字趋势的敏感从哪里来？
我们已经有了象形文字的传统，中国人又有读图的传统，这种文化基因让我对符号变得敏感，虽然现在流行符号和象形文字是完全两个概念，但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东西。
为什么青睐符号？
符号带有很强的民主性，它取消阶级、取消特殊性，什么人都能读懂。这种大众性让我有兴趣。
这些符号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
我觉得传统戏剧和《地书》是一样的工作道理。一台戏就是不断的符号连接的结果，因为中国戏剧是最典型的符号化的艺术，所有东西都是符号化、程式化的，角色有生旦净末丑，规定了各种各样类型的人，脸谱也体现各类人的性格和表情，还有动作也是固定的，动脑子、蔑视的手势、动作是程式化的。为什么历代就留下了这些动作，就是因为它最能代表蔑视，最早的戏剧一定是各种各样的动作来表示蔑视，后来约定俗成大家就认可这个动作。地书也是一样的，一个符号接一个符号拼接起来，找到一个很有效的表述法。
《地书》应该如何去归类？
你可以说它是一本小说，是一件艺术作品，也可以说是一个研究文字、研究视觉传达领域的人的工作，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都是在几个领域之间的地带才出现。我并不是因为创造而创造，而是因为时代就在发展，有感觉的人就要说过去的人没有说过的新感受，这些话怎么说好呢，就一定要用过去人没有用过的方式，这个时候，新的艺术语言就出现了。真正在艺术上有贡献的人，都是在艺术语言有贡献的人。
徐冰 1955生于重庆,长在北京。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移居美国。2007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等艺术机构展出。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2010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早在1988年，他自己刻制的3千多个“伪汉字”展出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展出空间，从天花板到墙面，再到地板全部被宋体字包围，但你阅读会发现这些字完全不认识，其内容取自徐冰的成名作《天书》，书的文字按照汉字规律创造，实际上却不存在。1994年徐冰又用《新英文书法入门》这本书介绍了一种新的文字—英文方块字，乍一看像是中国书法作品，其实是由英文字母组成。
早在《圣经》中就有人们合力建造“巴贝塔”终因语言阻隔而未果的故事。语言和文字既是文明传承、人类沟通的工具，其差异性又形成了新的阻碍，因此人们永远有对文字魔力探究的兴趣。而徐冰这次考虑用通用符号打造新的“巴贝塔”。
过去的八年中，每隔一段时间，徐冰的笔记本中就会新增加一些有趣的符号，它们有可能是伦敦街头提示行人过马路的红绿灯，一个小人急匆匆走路的模样；也许是某地洗手间门上的标识。无一例外，这些符号不含文字，却不妨碍人们理解它们的意思。那些徐冰特意收集的符号出现在新书《地书》当中，尝试替代现有的语言来讲述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故事，书的封面当中有一个黑色人形标志。两个向右的箭头连接左右两个点，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从点到点”，这是小说的题目。
这个奇妙的创意来源于2003年的一天，徐冰看到口香糖包装纸上有三个小图，清晰的说明了请将用过的胶状物扔进垃圾筒中的意思，不禁想到，如果只用几个标识就可以说明一个简单的事情，那么众多标识一定可以讲一个长篇的故事。为了避免主观性，徐冰只是把材料收集起来，加以挑选，并不进行创造。
由于工作的原因，徐冰有很多时间是在飞机上和机场中度过的，机场的指示系统和飞机上的安全说明让他很感兴趣，至今已经收集各到个航空公司大小薄厚不一的安全说明几十本，那些说明都是以图为主，力求说明很重要、很复杂的事情，而这恰恰就是标识传达功能的魅力。徐冰工作室的墙壁上贴满了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符号和标识，他坦言，这是个没有止境的工作，但意义在于试着去做。
得益于大量的收集工作，《地书》完整的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主人公黑先生是一名普通的白领，小说叙述了他一天的生活，每个小时是一个章节。黑先生在这一天中吃饭、相亲、看夜景，也会遇到各种麻烦。一个火车头模样的标识代表黑先生乘坐的交通工具，一个红色的爱心加放大镜表示黑先生在浏览相亲网站，但用符号无法表现过多的思考、论说和曲折的情节，徐冰选择了用一些餐厅LOGO和问号来表示黑先生在想吃什么。
文字被徐冰多次用作艺术载体。他认为，文字是人类文化概念的根本，是最日常的一种材料，对文字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改变，也会触动人思维中最本质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地书》此次在上海做展览的时候，有一个画廊职工的孩子几十分钟就把《地书》读完了，还主动翻译给大家听。徐冰解释说，这就是因为孩子的思维没有太多定式。
《地书》无意过多颠覆普通人的日常思维，实际上它是想传达一种当今文字的发展趋势。当今网络时代，人们被迫要接触各种不同的语言，频繁的沟通逼着人们开始使用这样那样的符号，这正是表达了对传统语言的某种不满。“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几千年以前已经很不一样，但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却和几千年前是一样的，传统语言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徐冰说。
符号化的趋向以超乎我们想像的速度发展着。七八年前人们使用的表情符还只是简单的笑脸和苦脸。大量的资讯挤压之下，人们需要一个更加一目了然的信息获取方式。徐冰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前一阵才了解到，美国白宫里面有一个人专门给奥巴马画图的，他将奥巴马所需的大量资讯转换成图示才拿给奥巴马看。”
全球化的联通还使许多跨国产品和消费生活日趋标准化，《地书》也揭示了这个趋势—黑先生的生活其实代表了标准化的一天，大部分普通人都可能会遇到相同的境遇，这本身也是一种符号化，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中其实都是非常概念化的生存者，就好比看到男女洗手间的标志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我并不是主张这种全球化，我只是想用这本书来提示这样的事实，提示我意识到的未来文字的可能性。”徐冰说。
关于图形文系统更具优势的想法并不新鲜，美国曾经做核试验的废料处理时考虑到在一万年以后才能被消除警报，用了符号化的图形语言而非英语制作了说明系统。徐冰认为符号具有超乎人们认知的自然繁殖能力。当今图像传播很方便，跨国公司的产品也十分标准化。比如可口可乐、麦当劳这样的公司早在许多年前就使用标志来传达商业意图，大量的媒介随时都在向全世界介绍着这些符号的功能。手机、电脑上的符号只要一使用，它就强迫你复习符号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自然繁殖的过程。
为了让更多的人使用《地书》中的符号写作，徐冰的工作室在做一套软件，输入中文或英文的时候，会出现对应的符号、语言，工作室还在做一个字库，这样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可以使用，目前已经有手机制造商一起合作，准备将这些图形符号整合到手机的短信系统中。
徐冰的想法正在一步一步扩大。在外滩三号沪申画廊展厅最显眼的地方，徐冰用《地书》垒起了两米高的巴贝塔，徐冰说，他的理想是期待有一种能够适应全球化、超越地域文化并且便捷的表达方式出现，那个巴贝塔的意义才开始真正被激活。
您如何看待别人称您为天才？
我不能说自己有天才的成分，人家这么讲是看中你的创造力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但其实我这个人很努力，而且我一辈子都非常努力，我与别人不一样的是，我很懂得“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很俗的话，我觉得艺术的根本就跟这句话有关系。艺术家的本事就在于处理手里的工作和你生活的时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能否处理好这个关系，决定了你是否是好的艺术家。
觉察文字趋势的敏感从哪里来？
我们已经有了象形文字的传统，中国人又有读图的传统，这种文化基因让我对符号变得敏感，虽然现在流行符号和象形文字是完全两个概念，但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东西。
为什么青睐符号？
符号带有很强的民主性，它取消阶级、取消特殊性，什么人都能读懂。这种大众性让我有兴趣。
这些符号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
我觉得传统戏剧和《地书》是一样的工作道理。一台戏就是不断的符号连接的结果，因为中国戏剧是最典型的符号化的艺术，所有东西都是符号化、程式化的，角色有生旦净末丑，规定了各种各样类型的人，脸谱也体现各类人的性格和表情，还有动作也是固定的，动脑子、蔑视的手势、动作是程式化的。为什么历代就留下了这些动作，就是因为它最能代表蔑视，最早的戏剧一定是各种各样的动作来表示蔑视，后来约定俗成大家就认可这个动作。地书也是一样的，一个符号接一个符号拼接起来，找到一个很有效的表述法。
《地书》应该如何去归类？
你可以说它是一本小说，是一件艺术作品，也可以说是一个研究文字、研究视觉传达领域的人的工作，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都是在几个领域之间的地带才出现。我并不是因为创造而创造，而是因为时代就在发展，有感觉的人就要说过去的人没有说过的新感受，这些话怎么说好呢，就一定要用过去人没有用过的方式，这个时候，新的艺术语言就出现了。真正在艺术上有贡献的人，都是在艺术语言有贡献的人。
徐冰 1955生于重庆,长在北京。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移居美国。2007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等艺术机构展出。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2010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