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盘中餐

刘长武今年种了12亩谷子。

这位内蒙古赤峰农民家里有60亩地，以往他全部用来种玉米卖钱。划出12亩地种谷子，刘长武有自己的道理：东北是中国主要粮食产区。赤峰东邻辽沈，他在沈阳工作的亲戚告诉他，城里超市的大米都涨价了；开始自己种粮吃的不是他一家，周围好多人家也这样做；他从电视里得知，今年东北粮食可能连续第5年丰收，但却卖不出好价钱，也运不出去，很多农民明年可能就不种粮了。凭借多年种地经验，刘长武知道，粮食一多就贱，一贱就卖不出好价，一卖不出好价就没人种，粮食就会少，来年粮食还得涨。

刘长武的盘算恰好反映出当下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虑——粮价上涨的预期和对于粮食危机的隐隐担心。

在2007年，粮价一直都处在持续上涨之中，小麦、稻谷、玉米、大豆四大粮食品种的综合生产价格比2006年上涨了约12%，粮食零售价格上涨了约6.5%。而在全球范围内，2007年芝加哥小麦由年初的505美分/蒲式耳上涨到年末最高的1009美分/蒲式耳，芝加哥玉米由年初的390美分/蒲式耳上涨到年末最高的457美分/蒲式耳，芝加哥大豆由年初的691美分/蒲式耳上涨到年末最高的1229美分/蒲式耳。

为防止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产生“共振”，在取消粮食出口退税10天之后，2007年12月30日，中国财政部宣布，整个2008年都将对小麦、玉米、稻谷、大米、大豆等粮食和制粉征收出口暂定关税。

2008年，我国政府明确指出要将稳定粮价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摆在突出的地位。国家面对粮食问题开始两手抓：一方面严控粮食出口，切断国外市场粮价对国内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对国内粮食收购启动最低收购价。通过舆论告知民众，国家会保持粮食价格稳定，保证城市里的中低收入群体吃得起粮。

由于食品在中国的CPI指数构成中所占比例较高，容易给人一种印象：粮价的上涨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5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份CPI指数为8.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2.1%，粮食价格再次成为通胀语境下的众矢之的。但实际的情况也许与人们的印象并不相同。

早在2000年以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清就作过“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结论是：并不是粮价带动物价上涨，情况恰恰相反。他对《环球企业家》表示，这一轮国内粮价上涨压力的本质与过往并无不同。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农业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学艺的支持，他认为，粮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非原因。

有学者指出，中国这一轮粮食价格上涨与国外稍有区别，国外主要是供需推动。中国的粮价在丰收的情况下仍面临上涨压力，既有总量供应因区域原因出现的结构失衡，也有成本推动，特别是农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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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和涨价

城市粮价上涨只是硬币的一面，在硬币的另一面，是部分产粮区的粮食积压。

中国已经在过去4年中连续实现丰收，但丰收给产粮区农民带来的并不是快乐。著名育种专家、全国政协委员许雷调研发现，在今年春节以前，黑龙江、辽宁和河北农民手中余粮仍然有70%没有卖出去。

2008年4月底，铁道部发出消息，从5月1号开始，开始一场北粮南运的大会战，要在60天内，从东北抢运出1000万吨粮食，支援南方。铁道部称，2007年东北地区大米和玉米等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由于集中上市，铁路运力紧张，东北粮食卡在山海关，难以进入南方销售。由于库存量大，东北地区大米价格较去年同期下跌了15%左右，玉米价格涨幅也不大。

铁道部新闻处工作人员向《环球企业家》解释，今年运粮难有政策原因，财政部发文称，凡在今年1月20日至6月30日运粮的企业，每运一公斤粮食补贴0.12元，这导致集中运粮，原本紧张的运力如今更为捉襟见肘。

事实上，即使没有这个原因，将东北的全部粮食运往南方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黑龙江农科院科研处阎文义介绍，通常东北地区一年要外运2000万吨粮食。从目前运力来看，一天能运550车皮，约为3.3万吨。如果所有的运输都走铁路，且都运往国内不许出口，全部运完需要600多天。

政府严控粮食出口，固然切断了国外市场粮价对国内的传导，也直接加剧了运力紧张。

铁道部人士称，东北粮食外运主要制约点在山海关，山海关的入关能力为每日4000车皮，但这是指全部运输物资。目前铁道部安排每日开往黑龙江山海关以南地区的运粮车皮为600车皮，并在一些主要的粮食产地设置了大型的粮食集散地，正在日夜抢运粮食。

那些堆积在山海关无法运出的粮食，证明了这轮粮价上涨并非由缺粮导致，更多是源于结构失衡。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粮食危机不会出现。

真正的危机

刘长武告诉《环球企业家》，现在家里种地都是机械化操作，机器都要吃油的，可是石油价格也在涨。加油需要到镇里，每次跑一趟，加的油已经耗掉1/3了。

和石油一起上涨的还有化肥。在粮食种植的成本中，化肥所占比重超过50%。湖北武汉地区农民去年种一亩水稻买肥料要91元钱，今年要花121元，国家今年每亩农田农资综合直补比去年增长了13元，但是所有增加的补贴都被化肥涨价抵消。

“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政府试图用控制粮价的办法平息市民对通货膨胀的怨气，实际上是让农民为城市的稳定埋单。

这些年来，农民已经对种粮的收益越来越失望，各地的抛荒现象时有出现。今年1月，重庆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撂荒地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中明确规定：农民如果连续2年撂荒耕地，土地将被收回。在湖南，许多农民把种植双季稻改为了单季稻，即不再种植早稻和晚稻，只种一季中稻，其他时间另找事做。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已出现，被称为“隐性抛荒”。

简单地控制粮价，最终将导致种粮的农民越来越少，即使现在自己种粮吃的刘长武，他的驱动力之一也是认定粮价最终要上涨。如果让农民长期无法从种粮中获得收益，中国倒真有粮食危机之虞。

化解中国的粮食问题，控制价格显然不是治本之道。宋国青认为，放开粮食价格，才是对农民最大的补贴，才能最终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不过，多数专家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对粮价都是有控制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家的农业补贴是否到位得力。

今年国家预算中的农业补贴为5000多个亿，但是这些钱是用于“大农业”补贴，所谓大农业，也包括对大江大河的治理费用。每个种粮的农民真正得到的补贴，仍要看各地方财政支持力度有多大。

例如，黑龙江地区一亩地的补贴是45元到75元不等。目前黑龙江共有耕地约1.71亿亩，都以45元最低标准计，需要76.95亿元补贴款。和其他地区相比，黑龙江地区的补贴标准不能说不高，在湖南种双季稻的每亩补贴是25元。但是即使是75元的补贴，面对化肥等原材料的上涨，补贴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作用仍然有限。

但是，国家有关部门并未放弃连续第五年丰收的愿望与要求。去年，黑龙江地区的总产量为793.1亿斤，今年该省的目标是力争达到800亿斤。根据以往经验，如果没有大的灾害发生，连续5年丰收的目标有可能在全国实现。

阎文义注意到，今年中央对农业的提法已经从“支农惠农”变为“强农惠农”，一字之变，但含义颇深。“支农好比是把农民当成一个特定群体，强调‘我来支援你’。但是强农的含义则看重提高中国农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并持续健康发展。”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