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灾忧思录

1月10日，离一年一度的春运热潮开始还有一周，纷纷扬扬的大雪开始覆盖中国南方的土地。第二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雪橙色警报，警告说预计未来三天中国将出现大范围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安徽、江苏、湖北等局部地区将出现暴雪，但没有多少人真正予以注意。

10天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终于开始显出端倪。21日凌晨3时20分，湖南株洲云田突然爆出四声巨响，4台进口的500千伏电流互感器发生冰闪爆炸，随后，湘潭鹤岭、长沙沙坪、长沙艾家冲等湖南8个500千伏变电站和7个220千伏变电站全线告急，有58个市县报告说他们得不到电力。彬州，自此开始陷入长达13天的黑暗中。

贵州告急！5条500千伏线路、10条220千伏线路、27条110千伏线路等共489条因灾害破坏被迫停运，11座电线塔被扭成麻花般倒塌，20多个变电站停电。从1月24日起，贵州全省进入大面积二级停电事件应急状态；5天后，该省应急指挥部就宣布，全省进入一级停电事件应急状态。

江西告急！1月13日到30日，江西电网110千伏及以上线路断线260余条次，出现大幅供应缺口。人们开始抢购备灾用品，蜡烛迅速卖到5元一支，但即使这样，也很快就脱销了。

京珠高速告急！2万辆汽车在凝冻为冰面的路上缓慢爬行，到26日终于完全停滞。由于湖南株州的停电，导致京广铁路的电气化机车无法运行，22趟列车停运，136趟列车晚点。

广州告急！京广线停运和京珠高速的堵塞造成越来越多的春运返乡乘客滞留。1月26日，广州火车站广场上聚集了18万旅客，湖南方向的旅客列车全部停开，最高时有60万人——相当于美国华盛顿的全部人口聚集在只有0.4平方公里大的广州火车站和站前广场上。

自1954年以来，这是中国遭遇的最大一次暴雪冰冻灾害，波及南方20个省市，有7786万人的生活被打乱，截止2月24日，中国经济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16.5亿元。从某种角度看，这场雪灾是过去数十年来中国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所累积的诸多问题的交叉影响和集中暴露。高度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发展，对能源的无限饥渴，行业之间的利润博弈，急待提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环保监管，以及候鸟般每年来去的春运潮……一个新兴国家这些初入现代化的典型场景都在这场大雪中叠加了。

受益于从1990年代掀起的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中国构建了庞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去年新建发电能力相当于英国总和），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仅次于美国），将大部分铁路实现电气化改造（总投资达2000多亿元的京沪高铁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工程）。很多经济学家都相信，正是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慷慨投资使得在FDI和GDP方面的数字表现大大优于印度。但即使如此，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已经积累了50多年的硬件基础仍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这凸显出中国已经接近这一模式的增长极限——高度依赖资源供应和运输能力来推动经济飞速增长的中国其实已经没有多少缓冲余地了。

“中国这次运气实在太不好了，无论哪个国家遇到这样的灾害都回天乏力，但中国政府需要在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作更多考虑。”穆迪经济网高级经济师丹尼尔·梅尔瑟(Daniel Melser)告诉《环球企业家》，这次灾害可以让当局在基础设施的突发灾害应急方面获得经验和教训。

而这次雪灾击中的正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最脆弱的一环——电力供应，并使得长期以来被高速发展的经济所掩盖的累积性矛盾暴露无遗。

暗黑之城

2月15日，江西抚州市供电公司员工王新民终于有机会回一次家。1月25日以来，他已经连续20多天没有回家，24小时不间断抢修电网已经让这个年轻职工吃不消。

“一开始没意识到冰灾会这么严重，结果最后乱成一锅粥。”王新民告诉《环球企业家》，抚州电网一直比较平稳，罕见冰雪开始袭击南方后，抚州电网没有立刻受到影响，当时抚州供电公司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年底工作。

1月25日上午，抚州供电局召开了2007年职工代表大会预备会，众多职工仍然沉浸在迎接春节的喜悦之中。根据往年的经验，快过年的时候，供电公司里活不多，大多数员工都开始盼望放假，并提前准备年货了。

这天上午，来到办公室的王新民发现，窗外北风肆虐、雪花飞舞，而且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对于一个供电局职工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毕竟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随后，王新民和抚州供电局所有员工很快陷入对这场罕见雪灾的战争中。当天下午，抚州市供电局接到了第一例灾情报告， 110千伏的崇公线供电线路出现倒杆、断线，当地721矿110千伏61号站全站停电，致使该矿三口矿井面临被水淹的危险。抚州供电公司总经理胡国胜迅速布置抢修，带领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奔赴现场，并将公司唯一一部发电车派往721矿应急。

1月26日，抚州供电公司仍按原计划召开了为期三天的2007年职工代表大会。但到1月27日，外界接入抚州电网的三条220千伏线路之一临丰线因覆冰严重而发生事故跳闸。在过去，倒杆和断线已经算是重大的安全事故，而现在这种紧急状态是从来没有过的。胡国胜立刻宣布提前结束职工代表大会，启动紧急预案，24小时内成立抗灾保电领导小组，抚州电网全体职工投入战斗。

然而，形势的恶化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抚州电网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1月28日，另一条接入抚州的供电线路——贵里线遭到破坏；次日上午11时，抚州电网最后一条接入电源——220千伏临石线也发生故障跳闸，致使抚州电网全部崩溃，与华东电网完全分离。供电区全境停电停水，整个社会运转陷于停顿，抚州进入最危急的时刻。

28日开始，抚州供电公司所有高层领导开始出去日夜巡线。因为线路出现故障后，只有查到断线点才能实施抢修，查线员必须跨越几十、几百公里，一根杆子一根杆子地去找。一条主电力线，通过一个个铁塔的连接，在崇山峻岭之间跨越，蔓延上百公里，山高路滑，每找出一个故障点都要花费大量的努力。

紧急状况不断升级，所有员工都已经无法休息和回家过年。抚州供电公司紧急购买了简易铁架床，在每个办公室里安装起来，所有员工都在此住宿，每晚也只能在铁架床上勉强睡上几个小时。每天都只能吃盒饭和方便面。

抚州全境停电后，供电公司也点起了蜡烛，王新民连续两个晚上在蜡烛和应急灯的照亮下撰写紧急报告向上级单位求援。但这几乎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噩梦，由于人手不够，所有文职和行政人员都被派出去巡线和拉线，由领导带队，穿着长筒胶鞋，不分昼夜地在深山老林中奔走。“抚州是江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全境停电这对我们压力非常大，已经成为一项政治任务，政府下了军令状，动用军队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供电，市政府领导亲自在我们这里坐镇指挥。”王新民告诉《环球企业家》。

而在另一个重灾区贵阳，1月12日开始突然降温，从前一日的12度一夜间降到了零下2度。不少子电网开始出现断线，因为还是比较小的支线，各地电网公司无需上报给省公司，自己就可以解决。但到了18日，连接贵州北部电站和贵阳电网的500千伏主电力线受覆冰所压而中断。当本刊记者在2月4日到达贵阳采访时，贵州全省电网的33根500千伏主电力线只剩下一根是连通的，5个子电网之间的连接则完全中断，只能各自独立运行。在受灾最重的都匀和铜仁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十天全城无电的情况。随后，饮水、食品和取暖都出现问题，一些市民发现，因为移动通信基站不能工作，连手机信号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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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平衡

在这次罕见的雪灾中，无论是基础设施设计，还是应急方案都无法考虑到如此严重程度。国内现行的导线设计标准是，导线覆冰厚度10mm，而此次灾害中，导线覆冰厚度已经到了60mm。“怎么预防？解决架空线路覆冰问题是个国际难题。”国家电网公司华北电力设计院设计师程硕表示。这种类型的雪灾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不可能为了防止这种极端天气灾害而对整个电网做改造。

“电网建设需要根据各个地方的负荷要求选择线路，考虑安全性也是在正常故障情况下如何保证供电质量，这种特殊情况不太容易考虑到。”程硕说。

不可否认，客观自然灾害是这次中国南方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遭受重创的最主要原因，但深层次原因是，雪灾背后隐藏着电力行业的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在冰雪灾害到来时显著放大了其威力。

“首先是发电投资和电网投资的失衡。”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告诉《环球企业家》。最近几年中国每年在发电方面投资约4000亿元，而电网投资只有2000多亿，这导致电网建设相对发电设施建设滞后，很多地区只有一条线与外界连接，一旦受到破坏将导致大面积电力瘫痪。

1月22日，在雪灾全面爆发后，国家发改委宣布将斥巨资建设电网，计划向电网建设投资2000多亿元开工和投产110千伏以上的高压线路10万公里，今后每年不少于2000亿元投入。“从我国现实来看，电网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电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因素，我国电网跨大区、跨流域的调剂能力比较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说。

雪灾背后所暴露的另一个矛盾则是电力行业内部利润分配的失衡。最近两年，由于油价高涨、煤炭供应商限产电煤、国家整治小煤矿等多种原因，已经充分市场化的电煤价格快速上涨，这导致发电企业成本大幅增加，其煤炭购买成本已占到60%-70%。

但是，为了避免电价上涨让通胀压力进一步高企，国家仍然对上网电价实施严格控制，导致电煤上涨带来的发电成本增加无法向电网和市场转嫁，发电企业利润日渐微薄甚至亏损，而电网企业则保持着比较高的收益。煤炭企业、发电企业、电网企业逐渐成为关系复杂相互博弈的三角。

为此，2004年底中国政府出台了“煤电联动”政策。当时规定，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若周期内平均煤价较前一个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便将相应调整电价。第一次煤电联动在2005年5月，当时电价上调了0.0252元；2006年5月实施了第二次煤电联动，全国销售电价再次微涨。

但2007年以来，电煤合同价格涨幅早已超过10%，第三次煤电联动却因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未能继续推进，这直接导致发电厂生存艰难，发电积极性不高，发电企业更没有力量将电煤储量维持在合理水平。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说，天气原因造成的短缺再次给中国对煤炭的过度依赖敲响了警钟，煤炭供应和发电厂的需求现在仍是“脆弱的平衡”，继续增加煤炭产量面临可用资源有限、环境破坏和交通瓶颈等诸多挑战。

为了对抗通胀，中国已实施了广泛的价格控制措施，但在电力领域，这只是加深了煤炭企业、发电企业和电网公司之间的矛盾，这使得煤炭和电力两大产业在一场“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中相互叫板。在多数时候，电厂宁可缩小发电能力，并减少电煤的储存，以减少亏损。但当雪灾发生后，由于电煤运输困难，电煤储量逼近警戒线的电厂减少了发电负荷，从而更加剧了危机。尤其是在许多省市的主网遭到破坏后，电力供应只能依靠地区的自备电厂，这些小电厂国家是禁止的，电煤储量本来就少。

政府已经下令这两大产业停止这种博弈游戏，以度过雪灾难关。但长期来看，新一轮能源价格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表示：“一旦天气转好，政府仍将面临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在要求以商业利益为重的能源生产商蒙受财务损失的情况下，他们怎样确保充足的能源产量？”

不应过度恐惧放开电价后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未来几年，电煤价格仍会继续上涨，要有效利用能源必须通过价格杠杆，如果通货膨胀稍微好点的话，相信政府会慎重考虑重启煤电联动。”林伯强表示。通货膨胀形势下，提高电价固然会提高百姓用电成本，但不提高能源价格，能源就无法有效利用，人为压制电力价格，这种成本迟早会通过其它方式显现出来。

林认为，煤电联动的固有矛盾在遭遇此次如此罕见的自然灾害后暴露无遗，从而引发了一连串问题，“未来气候异常将越来越可能发生，这样的灾难可能不再是50年一遇，而是三五年就一遇，必须有所准备。”他说。这就意味着，单纯修建更多的电站并不能解决中国的能源紧张和行业对峙局面，而要大幅提高发电厂与用电行业、办公室和家庭的能效，这还能改善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能源浪费和环保问题。

不过，丹尼尔·梅尔瑟(Daniel Melser)表示，雪灾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在短期内显现，就长期来看问题不大，而且雪灾给中国经济造成损失的同时，也意味着某些机会的来临。中国南方灾后重建将花费数百亿元，电力设备、建材、水泥等行业将明显受益，输变电设备生产企业也因此而获得新市场，这将大大提振新疆特变电工和保定天威保变等电力设备生产企业的景气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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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忧思

1954年，中国曾经历过与2008年冰雪灾害相似的一幕，南方冰冻天气持续十多天，气温一直保持在零下2度左右。在当时大部分人的记忆中，南方道路、湖面都变成了冰场，但冰冻扰乱工作与生活的印象却并不深刻。

“那个时候，中国众多省市还没有完全普及电力，根本没有电网概念。”王新民说，铁路与公路里程也相当短，行驶的是蒸汽机车，为数不多的工厂、屈指可数的机场、没有流动的人口、通讯与网络也不发达。

现在情况则完全不同，公路、铁路、航空、电力这些现代社会持续运转所必须依赖的基础设施在中国获得了极大发展，人流、货流、信息流和动力都有赖于此。但这些让中国经济变得强大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成为最先被雪灾击中的环节。柴油机车、柴油发电机、蜡烛、煤油、牲畜这些几乎将要进入博物馆的原始方式被重新搬出来，成为维持重灾区人民生活的主要方式。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雪灾中所出现的种种混乱情况表明，各级政府与机构在应对突发灾难方面仍然没有具备快速的反应机制和充分的应急准备。

以长沙为例，1月25日黄花机场被迫关闭，有一部分原因是机场缺乏必要和充足的维护设施与工具。黄花国际机场保障部经理何友纯告诉《环球企业家》，黄花机场一直有应对雨雪的预案，但这场50年不遇的雪灾还是让他们措手不及。

全国152个机场中，有49个机场没有清雪设备，黄花机场只有一台吹雪车和一台除冰车，根本不够用。“过去18年我们的除冰车只除过3吨雪，现在一两天就干了之前十几年的活。”何说。后来，黄花机场不得不添置了众多设备，包括2台铲车、2台挖雪车和6台翻斗车。

何还清晰记得1月25日的惊险一幕。当晚上6点多钟北京飞长沙的最后一个航班降落后，机场跑道彻底结上了冰，“如果再晚5-10分钟降落，飞机很可能冲出跑道，后果不堪设想”。黄花机场立即决定，不能再有飞机降落了，随即关闭了机场。

经历这次灾害后，何友纯希望政府部门能在中南地区成立一个南方救援中心，哪个机场有困难就派清雪设备去机场，因为这是50年一遇，黄花机场不可能投入那么多钱去购买设备。

从整个抗灾来看，地方政府在开始阶段的应急和预警也不充分。1月底，在国家领导人南下指导抗灾救灾工作前后，地方政府的抗灾才全面展开，而此时冰冻灾害已经十分深重。“此次雪灾中有些损失就源于应急管理经验的不足，政府部门必须未雨绸缪。”林伯强说。

实际上，最终战胜这场罕见冰雪的过程中，中国仍然主要依靠了行政命令，在中央权威下，煤炭企业、发电企业和电网暂时搁置了一切矛盾，铁路、公路、海运不惜一切代价抢运电煤，但固有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化解。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还太年轻。“本质就在于，现代化越是进步，我们就越是依赖现代化的工具；而越是依赖于现代工具，就越是容易忽视现代化的软肋。”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志勤撰文写道。这使得面临极端天气灾害时，我们本能地仍寄希望和依赖于现代化能拯救一切。但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美国，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也造成了高达2000亿美元的损失，并使新奥尔良州的经济一度瘫痪。

以资源供应和基础设施投资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成就了中国长达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高歌猛进的发展却使得累积的内在矛盾多多少少被忽视和掩盖了。中国新的城市化浪潮引发了每年1.32亿农民工的流动，让铁路和公路运输不堪重负；高度依赖能源供应的“世界工厂”让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计划经济思维与市场化改革之间的不协调，造成的行业间矛盾迟迟未得到解决——我们很容易地就进入欢呼再次战胜自然灾害的喜悦中，但却较少反思现代化过程中的这脆弱一面。

事实上，由于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气候异常在未来将越来越频繁，所谓“50年一遇”的灾害的说法，恐怕将更快地被打破。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已经成为众多政府与学者的研究课题，撰写英国政府气候变化报告的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认为，未来两个世纪，气候变化的代价可能相当于人均消费减少5%。如果不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代价可能高达世界生产总值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