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一年

1.2万家，这是上海自贸区挂牌至今，园区新设企业的数量。一年以来各类企业正火速涌入这块28.78平方公里的地方。借助自贸区新政，在上海建立地区总部已经成为众多大型跨国企业的选择。

近期，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简称GE）也将全球运营亚太中心设于上海浦东。在众多备选城市中，上海自贸区脱颖而出与其一系列政策红利有着直接关系。GE大中华区首席财务官兼全球运营亚太中心总裁屠鸣告诉《环球企业家》，“依托上海自贸区，GE将把位于上海浦东的运营中心打造成为整个亚太区提供资金收付处理的中心。”

对于像GE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来说，自贸区究竟有何吸引力？屠鸣表示，首先是结汇上的便利，其次是程序上便利。实际上，目前自贸区最主要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两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

安永华中区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谭绮告诉《环球企业家》，较之以往的经济改革，上海自贸区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规模的资本逐利，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要点的贸易监管制度。

核心

目前GE在自贸区已有五家注册公司，屠鸣表示，GE中国的资金池会放在上海自贸区，未来构想是做成亚太区的资金池。

以应付账款的处理为例，GE在中国有42个工厂，过去每一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处理流程，现在便将所有的应付账款集中到上海浦东的运营中心处理，并实现电子化、信息化。

GE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全球运营总裁费士蒙（Shane Fitzsimons）告诉《环球企业家》，该中心的设立将大幅简化亚太地区的业务内部流程，未来会把上海打造成GE在技术、运营、业务等全面创新的策源地。“我们规划在上海新招收1000名相关人才，在两年内将亚太运营中心的规模扩充至1500人。”费士蒙表示。

自挂牌以来，上海海关已出台23项改革措施，促进贸易便利。据统计，今年1至8月，上海自贸区进出口额增长11%，物流仓储成本降低10%，通关时间减少了三四天。而上海自贸区内新增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物流和贸易企业。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认为自贸区最大的亮点是负面清单。他曾公开表示，负面清单是上海自贸区龙头性和根本性的制度，而最大的难点则是政府事中事后监管。由于负面清单的推出，原来的核准制变成登记备案制，境外投资一般项目也实行备案制管理等措施，政府审批制度必须进行颠覆性的改革。

金融改革则是自贸区最大的看点。2013年12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被市场俗称为央行“金融30条”，主要聚焦五个方面：一是创新实行分账管理体系；二是便利跨境投资，稳步开放资本市场；三是扩大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四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五是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

截止2014年6月底，上海自贸区已办结49个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对外投资总金额达12.69亿美元。期间，弘毅投资利用自贸区平台完成区内第一单PE“出海”成为经典案例，这一单海外投资从项目备案到换汇投资，仅用了5个工作日。

谭绮告诉《环球企业家》，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前，受制于严格的资金跨境流动限制，中国只有在经常项下的贸易往来才能实现资金的跨境支付和汇兑，而资本项下的资金跨境流动必须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并在核准的额度内实现跨境收付。

GE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全球运营总裁费士蒙正期盼着上海自贸区便利政策进一步放开

而这些限制在自贸区内都得以打破，利用上海自贸区的政策红利，安永曾协助多家跨国企业集团在区内建立地区总部。受惠于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政策，地区总部可对集团成员企业在境内外的资金实现双向自动归集，把国内资金池闲置的人民币资金调拨至海外人民币专用账户；同样，当国内出现资金使用需求，也可以将海外资金进行调配使用，从而提高了集团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企业资金管理成本。

允许轧差结算也给跨国公司带来很大的便利。屠鸣告诉记者：“国内子公司拖欠母公司100万，母公司又拖欠子公司90万，就可以做一个轧差结算，不用每一笔收付都到外管局申请，这对我们跨国公司来讲是最大的便利。”在他看来，上海自贸区大方向是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进一步开放，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跨国企业的业务效率。

前路

上海自贸区周年之际，企业期待着更多政策出台。“最大的期待在税务方面，现在很多业务可以引入到自贸区里面。但跟香港、新加坡比较，目前的差距就在税务上，中国税收是35%，香港跟新加坡是15%。”屠鸣表示。

目前上海自贸区改革重点在于制度创新与简政放权，并没有颁布太多直接的税务优惠措施，如今公布的税收政策，主要是对原有保税区各类相关税收政策的汇集。实际上，自贸区可以借鉴更多国际先进经验和惯例，开拓税收制度改革。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对资本增值无须缴税，美国对贸易自由区实行一般货物免关税、区内货物免征地方税等措施。“希望自贸区通过借鉴学习上述国际税收制度的成功改革经验，结合本地市场实际情况和运作规律，更好地促进贸易发展。”谭绮表示。

除了税务，企业也期盼着自贸区金融改革能继续加快进度。目前出台的政策中，尚有部分由于实施细则未颁布而未能落实，如“央行30条”内提及的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中的个人境外直投、区内企业境外母公司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等需要遵循风险可控、资本市场条件成熟之前提才能逐步落地。

对于负面清单，企业则期望可以进一步精简，分类定义可以更为清晰明确。目前，某些清单内的“非限”行业依然在清单外受到其他行政部门及行业准入规则的前置审批制约，并未完全达到“非限即准”的效果。

“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领航者，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发展依然有很大空间。”谭绮认为，上海自贸区定位于“制度高地”而非“政策洼地”，企业希望能够获得如同其他自贸区的低税率或全开放政策，这样才能激发参与积极性。因此，如何使得政策制定与实践效果相得益彰，需要决策者有更具前瞻性的远见卓识。此外，很多政策在区内实施不久便迅速推至全国其他区域，过快的政策复制及推广，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试验的潜在风险，也弱化了区内企业竞争优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内企业继续参与政策试验的积极性。许多政策在其他区域得到了再升级势必产生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路引领者，上海自贸区任重而道远。”谭绮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