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无惧H1N1流感

有SARS的前车之鉴—有估计说中国的GDP在2003年因SARS疫情减少了1%，H1N1流感带来的经济成本的确值得忧虑。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去年预测，如果发生像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那样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全球GDP将会收缩4.8%。

但很有可能，H1N1流感对公共健康和全球经济的挑战，都要远逊于人们的悲观预期。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因为此次疫情是在全球经济早已严重承压的时候出现，这使其对当下经济的冲击要小于其在经济上行期间的冲击。一场严重的全球流感爆发很像典型的战后经济衰退，但鉴于眼下很多发达经济体都已陷入二战后的最严重经济衰退，无论从供给层面还是需求层面，都会减缓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同样是因为SARS（包括禽流感）的前车之鉴，过去五年来，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在应对大规模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已经大为加强。在有效抗病毒药物、医疗设备和财力支持上，很多国家都有充足的储备，很多公司也都发展强化了应对大规模传染病爆发的紧急预案。一些初创公司在过去几年也正在努力尝试新的孵化和制造技术，来缩短疫苗从开发到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时间（典型如以DNA为基础的疫苗）。

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应对疫情态度上的变化。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行动迟缓，掩盖或忽视问题，只会让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墨西哥政府尽管在病毒的确认阶段行动不够迅速，但一待问题被确认，便迅速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邻国，世界卫生组织也果断反应，在较短的时间内将疫情的全球警告级别提高到了5级（6级表明疫情已经在全球爆发）。自此之后，对H1N1流感大规模爆发的担心反而得以缓解。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对眼下的疫情发展掉以轻心—尽管疫情的发展的确呈现温和特征。我们正进入一个疫情频发的时代。拜医疗科技进步和信息传播便捷所赐，1918年西班牙流感夺走至少5000万生命的悲剧或许永远不会重演，但1957年和1968年的全球大规模流感以及后来的禽流感疫情和SARS灾难都提醒我们，这是一场永恒战争。“达菲”等抗病毒药的储备量固然充裕，但仍不能满足全球性的大规模疫情灾难的需求。更何况，在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情况下，抗药性病毒变种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政府和相关国际卫生组织仍需要把握好平衡，在建立一个全球的高效预警系统的同时避免制造恐慌。毕竟，仅在如今H1N1流感灾区的美国，普通的季节性流感每年也会夺走3万人的生命。如果让制药公司倾全力开发H1N1流感疫苗，其有限的产能和老旧的生产技术会限制其供应普通流感疫苗的能力。此外，拥有应对病毒的解决方案和去分发解决方案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值得记住的教训是1976年的美国猪流感，当时的公共健康官员极力渲染此番疫情可能会演变为西班牙流感那样的灾难，号召民众大规模接种疫苗，但疫情最终没有大规模爆发，数十位民众却因接种的疫苗而染上一种罕见症候离世。最应避免的情形则是，以公共健康安全为由，为隐形贸易保护主义制造更多的借口，那只会黯淡全球经济本来就脆弱的复兴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