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是美国焦虑的时候

当始于美国银行业的贪婪做法和糟糕的货币政策逐渐演变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美国似乎无可厚非地应该在决定危机如何发展、如何终结的过程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美国也理应在决定这场危机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对亚洲的冲击方面发挥最具决定意义的作用。然而不幸的是，在未来的数年中，美国在创造新的管理世界贸易和资本关系的制度体系中，似乎并没有承担起领导责任。现在的美国政府更像是被国内的种种担忧搞得不堪重负。

美国是否能够提出解决办法，取决于一些关键因素。显而易见的因素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和金融系统是最具弹性的系统之一，所以应对危机的行动很可能比其他国家都更迅速。美国将很可能成为第一个从危机中复苏的大国，尽管这不会马上发生。

不那么明显的因素是，美国目前拥有全球最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在一个奋力对抗需求放缓的世界，美国通过巨额贸易逆差向全世界输出了最大量的净需求。

美国的大量贸易赤字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危机所造成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必然大幅下跌，现实亦是如此，随之发生的是美国贸易逆差必然大量缩水。尽管绝大多数评论家都赞同美国的过度消费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必须修正的问题，但美国过度消费的减少也会造成严重后果。

制造一场消费盛宴是美国普通消费者的意愿，他们也有这个实力(至少到现在为止)。这种消费能力造就了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的高生产率国家。这些国家可以在国内消费不断压缩的情况下，仍能够凭借急速扩张产能创造高生产率。只要美国家庭有能力进口大量的外国商品，亚洲各国的政策核心便始终是在不必扩大内需的情况下不断增加产能。

但情况不再是这样了，美国消费正急速下降，而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在极短的时间内扩大内需以弥补因此而带来的下降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国消费量调节的速度对于亚洲和其他国家消费量调节的速度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如果调节过程过快则对全球经济都极具伤害性。相反，如果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协同一致，设法使消费调节过程以有序的速度进行，那么对全球经济的损害和负面作用将降至最低。

但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似乎不明白他们的角色，或者不愿提出有效的步骤以促成一个最佳的全球调节计划。这一切出于什么原因？除了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数个重要职位空缺之外，我最近的华盛顿之行感觉到美国官员们正在为解决国内危机而陷入疯狂中，他们焦虑得根本顾不上思考事情的积极一面：如果美国从危机中复苏，将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带动作用。

很多人会声援美国政府，认为眼下的疯狂状态不足为奇。“当你的房子着火了，”他们说，“与操心如何翻新被烧坏的房屋相比，先灭火肯定是更重要的。至于翻新，灭完火后有足够的时间做。”以此类推，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应该先关注拯救经济和金融体系，只有在这一步完成之后，当危机状态被稳定了，再去为新的全球经济制度操心也不迟。

但这个类比是荒谬的。美国经济的调整速度和方式以及为稳定金融市场所推行的政策不能与其对未来数年贸易与资本关系的制度和态度割裂开来。

例如，如果美国应对国内危机的方法中包括美国国内消费的急速减少，其后果必然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崩溃，这将强迫那些严重依赖美国过度消费的国家，尤其是亚洲，最突出的是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可以轻而易举地削弱一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打击改革者以及地方政府中国际主义者的势力，并为长达数十年的失信与敌对埋下隐患。

现在，对于美国来说，绝对不是被国内状况弄得焦头烂额，以至于无暇顾及世界的时候。美国必须在全球贸易平衡的大背景下调整好自己的经济，与其他国家形成广泛的合作关系。这场危机终究会过去，但危机之后，更长久地伴随我们的是这场危机遗留下的政治后果。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