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沸腾的中国钼矿之都，一群蜂拥而至的淘金客和无数财富速成的神话，最终导致一场绵延20多年的触目惊心的资源争夺战
矿山风云录
初看上去，杨所在的矿区堪称穷山恶水。山岩坚硬，几乎寸草不生，而那些密密麻麻分布的废弃矿坑仿佛就像墓穴，有的挖掘历史可上溯到元代。这些废弃的矿坑宣告着一个又一个矿主殊途同归式的经历—人们用钢钎、炸药向大地寻求财富，但成功者寥寥无几。
2002年春节时，走投无路杨洪洲一个人跑到洛阳和郑州，找了17个经验丰富的采矿工程师，天天在矿洞里看，得出了五花八门的结论。在工程师的指导下，工人们掘进了一千多米依然一无所获。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五个月。失去耐性的杨自作主张决定废弃这条坑道，在旁边重新开一个洞。这一行为激怒了采矿队的工程师们，在一次讨论会上，愤怒的工程师们甚至掀翻了桌子。杨洪洲却决定一鼓作气还要挖。工程师们认为杨的“路子野”而且“倔”，最后连下井都懒得去了。冷战对峙整整持续了几个月，双方都感到筋疲力尽。
一天凌晨三点钟，睡梦中的杨洪洲被电话惊醒，电话是其车间主任打来的，催促他赶快到现场来。杨本能地以为是发生矿难了。当他赶到时，井下一片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所有人脸色凝重。杨迷迷糊糊地戴上安全帽爬到井下，助手们拿着矿灯叮嘱他注意看井壁，他才如梦初醒—井壁上密密麻麻散布着漆明发亮的矿石晶体。杨踢开工程师的房门，把这些矿石摆到桌上时，穿着睡衣、双眼惺忪的工程师们还以为是杨的恶作剧：“你在哪儿弄一块矿石骗我们？”
随后的检测结果表明，这是一片罕见的铅锌富矿，在成矿密集的矿石中其铅含量居然高达67%，一吨矿石的银含量也有三四千克，“就像好的甘蔗，都是糖水，几乎没有一点渣滓，比开金矿还赚钱。”杨说。
这是一场不计后果的豪赌游戏。即便如此，类似杨洪洲这样的宛如美国电影《血色黑金（There Will Be Blood）》一样的故事，仍激励着那些怀揣一夜暴富梦想的人们蜂拥向这片土地。当矿石价格到达最近10年来少见的高位时，在通往栾川县冷水镇—一个其名不扬的中国小镇的狭窄的盘山公路上，日日疾驰的卡车卷起了遮天蔽日的扬尘。“单单拣矿石一年下来最少能卖2万多，村里的劳力们都在拣。”冷水镇南民湖村71岁的村民孙武青说。这个村里现在最穷的人家里存款也有十几万元。路过的卡车上一旦有矿石洒下来，他们就迅速抢上前去，把洒落的矿石连扒带抱地揽到自己身前。这些矿石都经过了初选，成色好，卖价高。来自陕西的农民工孙小刚之前在栾川县开小吃店，但很快地，他发现捡矿石比开店还挣钱。事实上，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上最多时吸引了多达两千名外地人常年在这里拣矿。在这里，俯仰皆是农民自发兴建的豪华别墅以及停放在门口浑身泥浆的豪华越野车。2000年财政收入仅为300万元左右的冷水镇也因钼而急剧改变，2006年时即已突破5000万，几乎抵得上中国内地一个县的财政收入。
但随着全球房地产市场下跌和大宗商品泡沫的破裂，采矿业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在过去五年中，全球采矿业的利润增长了20倍，从2002年的区区4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800亿美元。但现在，作为炼钢业重要“佐料”之一的钼金属，其钼精矿价格已由2005年时的6300元／吨度，跳水至最近的1300元的谷底。几乎每个矿种都受到了影响，锡产量占全球近1/4的印度尼西亚炼锡企业已经停产。安泰科信息开发公司(Antaike)分析师王飞虹最近称，中国原铝产能的增长趋势在今年将中止，预计原铝价格将低于生产成本，他表示，这种零增长的现象以前从未有过。
当本刊记者在今年1月到达位于栾川县冷水镇的一处钼矿时，这里已不复往日的熙攘和疯狂，被挖开的却接近停工状态的矿井在巨大的山体上留下了难看的疤痕。之前，有钼都之称的栾川已经历过两次雪崩式的由盛至衰：一次是在1987年，当时的钼精矿价格由400元下降至260元；第二次则发生在1995年，由2300元下探到440元。如今，曾经蜂拥前来的冒险家、淘金者和雇佣工人再次纷纷散去，感到惊恐的投资者已从这个此前看起来稳赚不赔的领域迅速逃离，只留下这片突然荒凉起来的满目疮痍的接近无利可图的矿山。而在过去20多年间，围绕这片土地之下深埋的丰富矿藏所展开的明争暗斗和恩怨纠葛，则提供了关于另一类中国经济现实的耐人寻味的微缩胶片。
淘金者
曾经的点石成金的奇迹被当地农民演绎到了极点，通常他们拿一个小小的铁锤，攀援于露天矿坑之间，在一片堆满了暗褐色、晶莹闪烁着银光的石头堆中，熟练地将附着在岩石上的精矿敲击下来，用编织袋或者人力车搬运回家。在钼价飞涨的年份，拾荒者们手中随处可见的一块馒头大的钼精矿，拿去卖给私营选矿厂，就能换回一张百元大钞。
拾荒者千方百计进入矿区，通过废弃、封停的洞口进入露天采矿区盗窃钼矿石，而那些未经批准私开乱挖的矿口和私建的小型选矿厂更是比比皆是。在矿区的排渣场，川流不息的巨大矿石自卸车向山下排渣，数百斤的矿石倾巢而下，巨大的轰鸣声响彻不绝。即使面临随时可能被飞石击中的危险，在当地最大的洛钼集团排渣场，最多的时候每天也有数百名捡拾矿石的农民，虽然每年均有不幸者被巨石击中不治身亡，但那些得以逃脱的人们则幸运地速成为百万富翁。
栾川钼矿的价值最初在1969年8月被大规模发现，由当时的国家冶金部投资2000余万元兴建，名为“698矿”，后下放给河南省政府直接管辖。1971年，栾川县成立钼业公司，其原本是为698钼矿配套提供钼酸氨，后来在当地也开了选矿厂。1988年，省市政府主导了当地钼矿企业的合并，统一交给洛阳市政府管理，成立了洛阳栾川钼业公司（后改制上市为洛钼集团）。
一次又一次巨大的爆破见证了栾川采矿业的勃兴。
但在栾川龙沟钼矿董事长李松峰印象中，好年景更像是转瞬即逝的流星，大多数从事钼矿开采的矿主们早已习惯了80%时间亏损、20%时间暴利的现实，但通常20%的短暂春天所带来的收益却足以让人捱过漫长的寒冬。戏剧性的转机在2004年出现，以含量45%的钼精粉为例，其价格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至每吨27万元，短短半年间上升了15倍，简直就像从地上捡钱一样。当地一名矿主花费两亿元投资不到一年的选矿场，在短短数月就奇迹般地收回了成本。
不过，对于在勘探方面稍有知识的人来说，这项外表光鲜的事业并不能长久持续，更像是在摸彩票：它可能带来持久的利益，也可能是昙花一现的奇迹。如果说矿石造就了不可计数的百万富翁，它却更多地让有钱人沦为穷人。大多数投机者并不想建立长久的采矿和选矿设施，在浮躁的气氛下，人们期待尽可能快地发现富矿，将之迅速套现。由于洞采的原矿品位通常均在0.3%至0.4%之间，而露天开采则仅有大约0.1%，掘金的矿主们更青睐洞采的开采方式，即使这种开采方式意味着巨大的浪费—品味较低的矿藏以及其伴生的有用矿物则被毫不留情地废弃掉。
自1980年代以来，栾川县一下冒出许多钼矿企业，采矿秩序混乱。这些企业在改制前大多为乡镇企业，围绕着这块富含利益的地区，上演了不止一起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在拥有完全主导权的当地政府面前，得利者必须兼顾推土机般的力量以及拳击手的平衡感。
在当地人看来，已过天命之年的成凌矿业董事长郭焕成显然是政府公关最惨烈的失败者。农民出身的郭，其第一份工作就在698矿，之后在1984年创立了成凌公司的前身西沟钼矿，这是栾川县第一个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郭拥有两个矿区的采矿许可证，很快跻身当地最富有的企业家之列。尽管郭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政府官员们的关系，但20多年间，郭的成凌钼业还是先后3次被政府关停。
“矿山给我带来财富，但也有无穷无尽的噩梦。”郭焕成告诉《环球企业家》。一般而言，所有新生的亿万富翁们醉心于构建华屋广厦，把办公室装饰得富丽堂皇，但栾川的日进斗金的矿主们却对之无一例外地选择低调回避。栾川龙沟钼矿董事长李松峰的办公室在一栋既粗劣又丑陋的建筑里，甚至连一个牌子都没有挂。在李的漆皮尽落的办公桌上，平铺着众多建筑效果图，那是李的下一个玩具：一个名为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的巨大投资项目。而另一位民营矿主—富川矿业董事长滕尚福的办公之地也蜗居在一片低矮的楼房内，你很难想象这家公司曾位居2007年度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的第14位，当年上缴的税款就超过两亿元。
这种低调可以被理解为隐忍的结果，其背后隐藏着众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民营采矿业在栾川正被逐步边缘化，活下来的都夹着尾巴做人。”李松峰说。李出生于1953年，在当地被视为“能人”，他先后做过出纳和石油公司的经理，这种平淡无奇的人生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他追随父亲一起在上房沟矿区腹地开矿，当时艰苦程度堪称惨烈—人们用钢钎锤子在坚硬的岩石上手工钻孔，自己配制炸药，之后将矿石从陡峭的山崖上用人力车运送下来，一不小心就会被飞溅下来的岩石击得鲜血直流；其栖身之所只有草棚，吃的也只有馒头和咸菜。
这段经历显然极大地磨砺了李。李的故事折射了民营矿主们的无奈和心酸。1986年《矿产资源法》颁布之初，当地政府鼓励有能力的个人开矿，一时间冒出的大大小小的矿山企业总数超过600个，戴红帽子的只有日后的洛阳钼业和钼都矿业。当时，采矿管理权管辖极其简单随意，只要县一级地方政府的地质矿产部门批准备案，按照政府规划在指定地方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即可生产。采矿许可证的产权意义和概念在那时并不普及，办理合法手续和证件则难上加难。1980年代末期，当地政府第一次着手对境内矿山进行整顿，但最终只给予两个规模较大的国有钼矿办理了采矿证：洛阳钼业所辖三道庄钼矿区和钼都矿业所在的上房沟钼矿区，另一处的南泥湖矿区作为后备资源予以保护。
根据当时的矿产法规定，只要符合法定主体资格，无论法人、自然人或其它组织，均可成为采矿权主体申请办理采矿证。但当时县里的态度是对乡镇集体企业以及私人企业申请采矿证不予支持，李松峰试图数次前往办理相关证件，均被劝止。李称，这就导致在两大国有矿山拥有采矿证的前提下，一张采矿证下拥有多家采矿实体的奇怪格局就此产生。“矿主们大多数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对无证采矿的后果并不知道有多严重，否则估计所有人都会抗争。”李后悔不迭。李的龙沟钼矿公司也作为子公司挂靠在钼都矿业下。
明争暗战
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直到2002年前后被再次打破，当时钼矿价格一落千丈，洛钼和钼都两大国有企业几近破产边缘，艰难到甚至连职工每月不到四百元的工资都发不下来。当地政府再次对矿区资源进行整合，意图将所有个体矿山合并到钼都以及洛钼旗下盘活资源。但因涉及利益纠葛，钼都的整合过程进行得异常艰辛，遭到众多矿主的抵制。而在洛钼所在的三道庄钼矿区，这家公司则控股整合了大东坡、九扬、长青三家公司。“事实上，这三家公司名下其实有二三十家小矿主，因为没有采矿证，政府可以随时关停，所以不卖不行。”一位知情者说。
作为这次整合的结果，县政府批复龙沟钼矿作为钼都矿冶的子公司存在。没有采矿证的李松峰成了这轮整顿的唯一幸存者，其代价是重新搬迁，从矿石品味最高的中心腹地迁徙到贫瘠的边缘地带。
此后长达多年的钼价低迷，导致钼都矿业入不敷出，在2003年一度负债1.8亿元，钼都矿业开始采取整体公开出让的形式进行改制。
对所有竞标者而言，环宇合金以不到3000万元的价格购得钼都矿业，“这么好的机会，给谁谁要。”李松峰说。由于钼都公司严重资不抵债，无法改制成立新公司，应县政府和县工商局要求，2003年9月，收购方两家公司又出资5000万元成立了洛阳富川矿业有限公司，承继原钼都公司全部资产及债务。富川矿业的成立，令滕尚福完成了钼产业链布局—从一个单纯的钼产品加工贸易商，变成了一个拥有采矿权的矿山主。
胜利者很快遭到了嫉妒和报复。不久，洛阳市相关部门接到针对富川改制的举报信，举报者称富川改制中存在国有资产重大流失，原钼都矿业探矿权和采矿权价款应计入资产总额，在股权转让时并没有列入总资产进行评估。此外，钼都矿业原是国有企业，按规定，改制时富川矿业应向栾川县政府直接交付总数1.06亿元的采矿价款。其余瑕疵还包括对原有钼都资产进行评估的中介机构资质不符以及其出具的资源储量与实际不相匹配，其中一项指控包括将钼都矿业所拥有的上房沟1.2平方公里采矿权范围内的70万吨钼储量缩小为7万吨，其转让价款也从近8亿元缩减为1.06亿元，相差悬殊。
2004年年中，洛阳市政府、国资委、发改委、国土资源局等部门派驻的调查组认定其改制存在程序不符以及国有资产重大流失的问题，要求国土资源部暂停办理富川矿业的采矿权变更登记。此外，栾川县政府一反常态，推翻之前与环宇达成的所有协议内容，并认定《股权出让合同》严重违规，属于无效合同。由于营业执照被当地工商部门吊销，富川被迫停产。
当地人士认为，富川之所以遭此劫难，与当时钼矿价格疯涨密切相关。富川公司接手钼都公司前，每吨钼精粉不过几万元，接手后的半年间行情暴涨，每吨钼精粉达到20多万元。之前成为政府烫手山芋的钼都矿业顿时身价倍增。“政府之前原本想把一个烂摊子给富川，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一个聚宝盆，所以后悔了。”一位在栾川县政府担任要职的官员对《环球企业家》说。另有当地知情人称，滕尚福拒绝了当地政府一项建设歌剧院的投资提议，直接得罪了时任洛阳市委书记的孙善武（孙因经济问题在去年9月被“双开”并移送司法处理）。
厄运接二连三。2005年年初，栾川县政府要求富川公司将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栾川县国资管理办公室，与此同时，洛阳市国资委、栾川县政府、栾川县经贸委发文要求将早已注销的钼都公司重新注册，将之“起死回生”，一位栾川常务副县长担任复活之后的钼都公司董事长。4月，县政府向富川公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富川公司补交采矿权价款1.06亿元，富川公司只能以钼都公司名义采矿，并无偿转让给栾川县政府40%的股份。“这其实就是‘驱逐令’，如果依命而行，富川则必然亏损，不执行政府的命令，则意味着矿山无法复工。”富川一名中层说。
几天之后，“起死回生”的钼都公司开始强行接管富川所在的矿区和所有资产。之后，县政府在没有召集富川留守人员的情况下，单方面派出20多名员工前往富川的两个选矿厂进行了资产清点。川流不息的重型卡车将成吨的钼矿石运走，尽管这座钼矿的主人是富川矿业，但被勒令停产的它只能任由其矿产被源源不断地运出变卖。
当年五月，栾川县邀请滕尚福商谈解决钼都公司的改制遗留问题，滕以在加拿大养病为由拒绝了邀请。对富川而言，其所最忌惮与珍视的是一纸能证明其合法身份的采矿证。富川改制后一直沿用已经被注销的钼都矿业的老采矿证，其时已有一年时间没有进行年审，且富川已经被撤销工商注册，如果再拖延一年，依照有关规定则将被收回重新招标拍卖，采矿证不仅有流失之忧，其投资栾川钼矿的所有努力也将付诸东流。
2005年8月，已经断炊一年的富川矿业最终在河南省、洛阳市等各方协调下达成妥协方案：富川矿业采矿权价款1.06亿元改交地方，双方共同努力办理采矿证，采矿证顺利变更后，注销钼都矿业；由于此前在矿山评估时对矿产储量评估失实，富川矿业重新生产后必须出让8%的税后利润给栾川县。劫后重生的富川矿业在妥协让步之后最终拿到了朝思暮想的采矿许可证。截至发稿时止，当地相关部门未对本刊的相关事实求证请求作出回应。
生死玄机
焦头烂额的滕尚福费尽周折终于将富川所拥有的矿产虎口脱险。一名接近滕的知情者说，长达数年的矿山关停事件给了他很大教训，他开始意识到“靠山”以及企业性质正当性的重要性。当时，有色金属价格的急剧飙升给了滕很大的底气。对其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就是，由于中国制造业需求的急剧拉动，矿产资源遂成为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竞相追逐的对象，只要拥有足够的矿产资源，就可以迅速变现提款。
看到这一点的并不只有滕。在弹丸之地的栾川，来自四面八方的资本纷至沓来，其中最有实力的是河南永煤集团。洛阳市政府此前曾计划引进永煤集团，让其收购经营困难的洛阳市轴承厂，作为交换条件之一，将把作为后备资源的南泥湖矿区给永煤。此外，首钢控股也对栾川钼矿觊觎已久。最终，滕尚福最终选中首钢控股，究其原因在于首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首钢控股”）通过司法拍卖和协议受让取得了S*ST圣方（000620.SZ）的大部分股权，腾可以借此重组上市。S*ST圣方原名牡丹江石化，于2006年３月遭破产清算。之后。首钢控股以3000万的代价拍得S*ST圣方这一无资产、无负债的“净壳”公司。
滕尚福期待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此前纠葛不清的历史问题。为此，滕开出了极富竞争力的价码，表示可以向栾川县政府保证将股权转让净收益的30%交县政府，如转让净收益超过10亿元，则将超出部分的35%给政府，此外，保证此前双方拟定的县政府每年8%的分红收益权不变。
过继行动颇费周折，2006年7月，栾川县政府批准环宇钼业转让富川矿业股权，但需确保“四条不变”原则，其中包括股权变动后，富川矿业的名称不变、注册地点不变、税收体制不变以及李松峰所拥有的天罡矿业在上房沟矿区西部边角矿山的开发现状不变等细节。3个月后，首钢控股获得环宇钼业50%股权，间接入股富川。
对新进入者首钢来说，首当其冲的则是解决龙沟、天罡的整合难题，而这自然遭到了天罡矿业所有者李松峰的激烈反抗。
事实上，早在2004年初首钢尚未入主之前，富川就加强对矿区内非法开采企业的清理活动，没有采矿证的李很早就成了清理的对象。2004年9月，经栾川县委、县政府协调，采矿证由钼都矿业的采矿证过继申办为富川矿业的采矿证。作为过继的交换条件，富川矿业必须承认龙沟钼矿享有的采矿权。这样，该地区一个采矿证被富川和龙沟共享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经过此后几年间对其辖区内100多家无证开采企业的围剿，到2006年年末只剩下龙沟钼矿一家。最终龙沟钼矿强行在富川矿区中间修起一道墙，割据了半个矿区。
2006年11月，洛阳市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整顿办公室发文，将龙沟、天罡作为非法开采的打击整顿对象，并列为榜首，责令栾川县负责停产、关闭、取缔。但之后栾川县却发了一个《关于天罡与富川公司问题的意见》，与洛阳方面的意见完全相左，不但没有关闭、取缔，反而同意上房沟矿区暂分为两个采矿区，认同龙沟天罡的划墙开采。
栾川县政府与洛阳方面的态度为何冰火两重天？这显然得益于李松峰的断臂求生之举，将企业的控股权主动让渡给了栾川县政府。
知情者说，4800万的资产估值显然偏低，实乃割肉之举。李松峰则对《环球企业家》说：“开矿挣钱不是包饺子，资源是政府的，政府要钱是顺理成章。”究其所为，乃是寄希望于当地政府控股来借此逃脱没有采矿证而可能遭遇富川整合的结局。
2006年10月，S*ST圣方公告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方案称，首钢控股拟将所持环宇钼业50%的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作为对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同时，上市公司向徐州天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天裕投资”）定向发行13333万股，收购环宇钼业另外50%的股权。一旦交易完成，S*ST圣方将持有环宇钼业的全部股权，控制子公司富川拥有的矿权。随后，上述方案获监管部门审核通过。
正当S*ST圣方距离复牌一步之遥，滕尚福正一步步接近自己的上市梦想的时候，李松峰终于打破了沉默。2007年5月，证监会监察局收到了李松峰针对S*ST圣方重组的第三方举报，矛头直指富川矿业的采矿权不具备独立性、完整性。
一石激起千层浪，证监会随即派出调查组，认定举报内容中有关内容属实，要求S*ST圣方以及重组方提交有关问题的说明，以及提供当地政府对相关重组事项的意见。此后关于S*ST圣方重组的批准文件被勒令紧急停发，批复变得不可预期。
而在2007年4月，与富川矿业比邻而居的洛钼集团则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募集资金超过81亿港元。4年前通过改制进入洛钼的鸿商产业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于泳，在洛钼上市首日其1.8亿投资获益高达172亿港币。与之相印证，如果不是李松峰的半路杀出，一旦上市，滕尚福对富川的投资收益将是惊人的。
“现在我是无证生产，从合法到不合法，富川矿业则是相反，从不合法洗为合法。”李松峰说。他坦承，自己现在扮演的“吹哨者”的角色并没有让他高兴起来，在其与富川、栾川县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最早时丧失了此前位于富矿区的矿井，又遭到接踵而至的资本雄厚的外来者的收编逼迫，情急之下，不得不将控股权让渡给政府。这一切让李愤愤不平：“这片矿山见证了我和父亲过去最艰苦的岁月，我为之奋斗了22年—人生能有几个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