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期付款“美国梦”

“今天的美国梦包含一幢郊区住房，后院可供孩子玩耍，露台上可以做烧烤，所在的街道绿树成荫。孩子聪明、听话，家人一起外出野营、垂钓。有两辆汽车，观看孩子们参加学校和教会的文艺演出，还有通向世界的网络联系。”

这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智商最高的人”玛丽莲·沃斯·莎凡特在1959年的一个专栏问答中对“美国梦”下的定义。在50年后的今天看来，她给出的配置仍然堪称标准。这个已成专有名词的词组出自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笔下。但他在1931年谈及“对一个国家的梦想”时所想的并不是莎凡特描绘的中产阶级生活画卷，而是“根据各自的能力或业绩，人们的生活应该更美好、更富裕、更充实”。这意味着“美国梦”有着两个不同方向的内涵—它既包括“自由”、“自我实现”、“生活得更充实”等无法用货币衡量的理想主义价值，又是一份关于各种消费品和休闲活动的明确购物清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梦”中的消费主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1990年代至今，美国储蓄率不断下降，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升至71%。2003至2007年的经济鼎盛期正是建立在房地产及相关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大幅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进一步刺激消费的基础上。这个神话的结果人所共知：“美国梦”的恶性膨胀、对消费和财富的无尽追逐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拖累全球陷入衰退噩梦。

当人们反省过去几十年的“慷慨”时，不可避免地要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让“美国梦”变成无节制的消费主义？答案：大批量生产、大规模营销和大众融资（也就是消费信贷）。

这种通过规范商业渠道向个人在提供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提供短、中期贷款的信贷诞生于20世纪最初的20年，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膨胀，然后在21世纪初失控—从2001年到2004年，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后，一个典型的年收入45000美元左右的中产阶级家庭债务负担仍增长33.9%，个人破产急剧增加。

如果说过去人们认为消费主义毁灭的是美国的清教徒道德，现在他们指责这种主义毁灭的是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消费信贷似乎是这场灾难最大的帮凶—任何人为了任何目的都可以得到融资，信贷的泛滥导致经济的失衡。不过，无论消费信贷是促进还是毁灭了经济，正如一本出版于1936年关于个人财务的书所指出的，消费信贷是一场革命，其重要性仅次于从手工业转向机器工业的巨大变迁。

消费主义的崛起

所有的文化都要回答“我是谁”、“我应该过怎样的生活”等问题，作为一种文化的消费主义也不例外。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人通过百货公司、购物中心和抵押贷款机构树立起不同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及文化秩序—“更美好的生活”不是满意的工作或是值得骄傲的经济独立，也不是对上帝的信仰或是对大众承担起责任，而是不断拥有更多商品。人与人的联系形成于销售、购买、使用和处置这些商品的过程，生活的意义也在于此。当人们选择购买某件商品时，他们也选择了“购买”其背后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内心梦想和个人存在标识。用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即“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消费的已不是物品，而是符号”。

在消费主义的世界中，最理想的公民就是消费者，最理想的消费者就是在消费中寻找和发现人生意义的人。如果说要在其中勉强寻找“美国梦”最初的理想主义色彩，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消费社会首先论证了资本主义平等的神话”：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质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则在其著名的《美国人》三部曲中指出赊购（消费信贷的一种早期形式）模糊并淡化了所有权概念，而消费信贷有助于形成新的民主群体。这种“消费群体”的共性不在于地域或信念，而是购买的商品和通过消费表现出来的梦想。

南北战争结束前的美国还无法想象这样的消费社会，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以惊人的速度从视节俭为美德的生产型社会蜕变成世界上最善于消费的国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当时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流动等趋势促成了这种转变—工业化带来的商品生产扩张是消费主义存在的根本前提；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消费观念的转变使更多美国家庭开始追求非必需的消费品；而移民国家固有的人口流动性使美国家庭缺乏欧洲社会的继承传统，仅凭个人累积财富很难遵循“先储蓄、后消费”的旧例。

1920年代是消费主义历史中最具意义的时间点之一。1955年的数据表明，消费债务的增长率在1920至1929年猛升131%，未偿还款额从33亿美元增至76亿美元。大萧条打断了这一增长曲线，但消费债务到1937年就回到大萧条前的水平，其后继续上升，直到二战期间对信贷进行控制才停下来。对这些数据进行的计量学分析发现，美国家庭的真实债务在1900至1916年间实际略有下降，但从1920至1929年，每个家庭的真实债务几乎翻了一番。

一旦美国社会开始向消费主义靠拢，就无法再停下脚步。个人消费信贷体系也在1920年代左右开始建立并飞速发展。这种能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信贷形式是消费主义崛起最重要的保证—它完成了广告商无法实现的任务，为人们提供实现消费昂贵商品的“美国梦”的经济手段。新型零售商、小额贷款放贷人及商业银行等具有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改革者在放款方式上的创新—特别是分期付款和销售融资公司、消费融资公司的出现—使美国人有了新的家庭财务结构：以预支未来的信贷方式消费，而非使用已有的储蓄。

如果说19世纪的消费主义主要还是上流社会的“炫耀性消费”，1920年代的消费主义就已开始显现出“大众消费”的特点。普及了装配流水线生产的“福特主义”在大众消费的主流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推动了大规模生产，“第一次创造了一种工人阶级的消费模式”。但福特主义代表的只是生产上的巨大进步，消费时代的开启仍需消费信贷的配合。

从1905年开始，专门为以分期付款方式销售消费品（比如图书和钢琴）的商家融资的信贷公司纷纷成立。1916年4月14日，一位独立财务顾问给福特汽车公司写了一份长篇秘密备忘录，指出“汽车行业将从现金购买转向定期付款”，建议福特组建一家给客户和销售商的票据提供贴现的金融公司，它应该单独运作，却仍在福特掌控下。但对银行家、借钱、股东和金融资本主义很反感的亨利·福特根本不赞成分期付款，坚持现金销售。

通用汽车公司的经理们却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未来的趋势，他们在1919年组建起通用汽车金融公司（GMAC），开始了汽车融资的繁荣时期。虽然在整个1920年代中仍有25%至40%的美国人使用现金购车，但他们大多属于富裕阶层，中产阶级在购买这件在当时并不便宜的大件商品时更喜欢分期付款。坚信节俭储蓄才是负担得起大额支出唯一方式的福特在1926年首次将市场领先地位输给通用汽车，被迫进入信贷经营，在1928年成立自己资助的分期付款销售融资公司。

信贷融资方式使汽车成为美国消费文化的典型商品，电冰箱、吸尘器、首饰及其它高档耐用消费品也都通过消费信贷进入普通家庭。以前不涉足信贷业务的零售商、美国政府和商业银行在大萧条时期加入消费信贷体系。到1940年，消费信贷在法律、道德和经济3个方面的基础都已打好，美国人通过各种分期付款购买自己的生活标准。1950年代，美国社会沉浸在战争结束后看好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中，已经掌握工作权和理财权的家庭主妇掀起了又一股消费热潮。所有人都忙于在各种分期付款中寻找灵魂，大众消费文化在1950年代后期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到1970年，美国消费信贷已大约相当于个人税后收入的1/5，约有2/3的汽车和1/2左右的电视机、家俱、洗衣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

真正的消费主义高潮发生在最近20年。在媒体的大肆宣扬和鼓动下，人们从以邻居为榜样升级到将电视和报纸中的富豪为消费参照系。大众消费开始模仿上层阶级的“炫耀性消费”。1979至1995年间，人均支出增加了30%，即便是年收入在5万至10万美元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因为过度支出陷入“无人知晓的贫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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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美德的衰落

美国诗人兰德尔·贾雷尔曾这样形容1960年代初期消费信贷在美国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任何人希望绘制我们社会中各种事物的起源图，他将会画出这样一个场景—上帝递给亚当一本支票簿，一张信用卡或者一张赊购卡。”

虽然400年前乘“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的英国清教徒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的船票，但他们如果看到贾雷尔描绘的消费社会，很可能会既怀疑又愤怒。正如消费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沃伦·萨斯曼指出的：“20世纪美国的基本冲突之一是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一种是更老的文化，常常被宽泛地标记为清教共和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的文化，另一种是新兴的富足文化。”

消费主义确实诞生在一个不甚友好的环境里。《圣经》教导人们“不要欠人任何东西”，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告诫人们“你的笔不要触碰放债人的账簿”，而“借债的人就是痛苦的人”是共和主义的常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债务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也是一种道德状态，其背后隐藏着信任、承诺、谨慎和节制物欲等道德含义。只有在道德层面成为可允许的行为，消费者才会心安理得地欠账消费。

一个“假想敌”是维多利亚时代谨慎的财务观。人们印象中的19世纪美国人总是生活在节俭、家有存款、经济克制的黄金时代。确实有很多人将勤俭节约和推迟满足作为重要的文化理想和道德标准，但将人们对节俭的钟情和对负债的憎恨进行夸大都很错误。经济美德并不是在消费信贷出现后才开始败坏，看看马克·吐温1873年的小说《镀金时代》就可以知道，南北战争前保守的财务论在战后就开始堕落成狂热的投机一代。

美国人的负债也不是始于消费信贷的发明，几乎所有的早期移民都背负着这个“沉重的负担”。19世纪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漂浮在暗流涌动的信贷海洋上，如果没有借贷，他们就无法购买土地、种植庄稼、开展业务、建立企业，也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将当时美国家庭私人债务总额的最低数字估计为110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负债880美元，而当时非农工人的年均工资不过475美元。考虑到私人债务的隐私性和真实记录的难以获得，这个已经十分惊人的数字几乎肯定低估了家庭债务的实际数量。

这些19世纪末的债务主要来源于5个信贷渠道:典当商的柜台、非法小额放贷人的口袋、杂货店的登记簿、亲友的记忆以及抵押放贷人的账本。每个家庭依靠哪个渠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所属社会阶层，也遵循性别、民众和种族等特点。正如1876年一份报刊记录的，在消费信贷革命出现前，财富“本身便声嘶力竭地叫喊，以便被人贷出”。

从通货膨胀的1830年代初到创立联邦储备制度的1913年间，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人目睹了社会被彻底货币化的过程，逐渐认识到家庭财务的复杂性、金钱的价值、个人财务的重要性和债务的意义。实际上，货币化的经济生活要求人们变得更精于计算、更有远见、更注意自我控制—也就是要求被称为“经济美德”的东西。

社会货币化是消费主义的根本前提之一。这种充满象征意义、具有帝国主义特征的符号不可能被限制在经济生活中，最终像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评论的那样，货币扩大自身的影响，直至被发现处于美国一切事物的底线上。当货币取代等级排序成为社会地位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时，就变成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从单纯的经济工具转为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载体，成为所有人的活动中心，而不是商人和交易者才关心的东西。这一点对追求成为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来说尤为重要。

尽管如此，消费信贷仍未自然地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敬。信贷革命的创新者意识到这个以前处于隐蔽、私密状态中的行业背负了太多“剥削者”一类的恶名，便利用广告和“教育性”的公关活动使个人信贷进入公开的经济生活。到1920年代末，“先买后付账”一类的口号已成为美国消费群体的标准用语。

更为根本的是，当美国家庭消费债务增加的幅度超过人们的经历和记忆时，对待消费债务的态度也随之转变，从感到耻辱转向欣然接受，摆脱了债务首先是道德问题的旧观念。大量的新信贷机构使用分期付款这样的新放款方式，将越来越多的货币借给越来越多的人，以便为越来越多的新消费种类提供资金。在这个过程中,“消费性”债务作为不节俭和贫穷标记的含义逐渐消退，最后变成中产阶级受人尊重的标志。

但对消费信贷的权威辩白来自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德温·塞利格曼在1927年出版的两卷本巨作《分期付款销售经济学》。

这本书的诞生与通用汽车有关。1925年，通用汽车董事会注意到针对分期付款销售的批评日益强烈，他们既担心这会对GMAC造成不良影响，又担心其中的一些指摘可能是正确的。最终他们决定请塞利格曼研究这种新型消费形式到底是好是坏，开出的两个条件是他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GMAC和通用汽车关于分期付款的全部记录，以及自由地发表任何研究成果。

塞利格曼得出的结论极大地推动了消费信贷—他明确支持分期付款，指出这一“既成事实”除了已被排除的少量“不恰当做法”外，“正在对现代经济作出重要而有价值的贡献”。按他的估计，美国分期付款总额在1926年底为45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塞利格曼消解了节俭与浪费、必需与奢侈、生产与消费的传统二元对立，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消费信贷和消费主义的合理性。古典信贷理论相信“生产性信贷”被用于创造价值、增加财富的生产活动，而满足个人需求的“消费性信贷”助长了个人对资源的消耗和对财富的破坏，前者值得提倡，而后者应该抑制。塞利格曼通过引入“效用”的概念抹去了生产与消费的简单界限，将生产性信贷和消费性信贷简化为“生产信贷”和“消费信贷”，指出生产和消费间的道德等效。这一看上去细微的变化意义重大，它去掉了消费信贷在旧名称下的罪恶感和不道德感，暗示消费者是值得尊敬的人。

经过实践和理论的双重证明，消费信贷开始牢牢扎根于美国社会。在1930年代讨论消费信贷是否是道德问题的一个学术会议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消费信贷已经……超越了它被人谴责或辩护的阶段。它的存在是几乎普遍可见的现实。”

在这个过程，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清教徒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发生了显而易见的破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1958出版的《丰裕社会》中写道：“清教主义的经典要求个人先节约，后享受；迄今为止，已经出现了脱离这一要求的无法说明但却非常真实的现象。”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亦在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断言：“在破坏新教伦理过程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单一发动机是分期付款方式或即时信贷的发明。”

《丰裕社会》出版40年后，美国的家庭数量翻了一番，消费债务却增加了26倍，从1958年的450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7月的1.266万亿。时间轴越往后延续，美国人的债务越沉重，对消费的沉溺也越深，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的经济美德确实在消费主义社会中不可挽回地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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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主义的回归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小额信贷还是分期付款，消费信贷革命最初的创造者们并不想将美国推向消费主义。

1920年代的小额贷款发放者认真地抵抗着现代消费主义。他们的初衷不是为了让人们轻松过上水平日益提高的消费主义生活，而是希望发明一种帮助、解救贫困潦倒工人的慈善和社会福利运作。小额贷款发放人将自己视为“美国梦”的维护者，在这个梦想中，美国将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辛勤劳动、积攒金钱的工薪族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最终变成不受其他人支配的独立生产者。这是一个现已不复存在的、比消费主义历史更悠久的“美国梦”。

创建分期付款销售制度的赊销商人没有小额贷款发放者这种知识分子式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大众消费社会的奠基人。虽然分期付款在现代社会过分发展，本质上它仍要求消费者实现财务克制，因为借款人受严格的还款时间约束。这种方式限制了消费主义内部的享乐主义冲动，瞬间满足背后的长期工作和克己将消费与生产联系起来，同时维护了“预算”、“储蓄”、“工作”甚至“节俭”等19世纪传统价值。

即便消费主义总体上朝着满足物欲、脱离清教禁欲主义的方向行进，其机制中必然包含制衡力量。唯有如此，这种文化才能不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自我毁灭的极致，而是成为改变社会的整合力量。消费信贷就是对消费主义的制约。所有的信贷都是一种对未来的处置权，只有保持小心谨慎才能避免沦为享乐主义的工具。

这种保护未来的机制在金融产业和个人消费者长期膨胀的贪欲中逐渐失去平衡。当渠道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低，消费信贷不但逐渐失去制约消费主义的能力，还成为让消费失控的重要推力之一。所有的明天都已在今天“用完”，人们的消费已经失去理性认可的支付基础，却还如滚雪球般无可阻挡地越滚越大。35岁以下的消费者是最不节制的疯狂购物者，穆迪氏旗下网站Economy.com和美联储的数据表明，这个年龄段的美国人在2006年每挣100美元就要花掉117美元。

金融产业在几十年中盘根错节的发展和极大的复杂性掩盖了消费主义已成为一张无法偿付的账单的事实，并改变了人们处理家庭财务的方式。2006年，可统计的全球经济产出大约是48.6万亿美元，而全球股市的总市值和债券价值分别是50.6万亿美元和67.9万亿美元。人们已习惯于将收入投入到股市、汇市等起伏不定的市场中去，而不是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让其安稳地躺在银行保险库里。美联储的数据表明，美国家庭和非盈利组织的资产净值从2002年底的39.2万亿美元直升至2007年第三季度的58.7万亿美元。与这一狂飙突进式的增长同步进行的是个人储蓄的迅速萎缩。2003年的美国储蓄总额是1749亿美元，到2007年就下降到574亿美元。金融业中的各种票据、单据和合同能让人一夜致富，也能让人一夜破产。从2007年9月到2008年6月，美国家庭的资产净值下跌了2.7万亿美元，这还不是次贷危机爆发后最悲惨时刻的数据。

消费者的“去杠杆”比公司更艰难。大企业能出售资产偿债，但大多数人最大的资产就是住房，卖掉就失去了自己的家，而且以现在的市场价格，得到的钱可能还不够偿还抵押贷款。于是，节俭重新成为美国人生活的重心，他们努力戒掉奢侈品，封存信用卡，去沃尔玛拼抢限时折扣的生活必需品。虽然开始的时间不长，但效果已经显现。自美联储1952年开始跟踪就一直稳步上升的家庭负债在2008年第三季度首次出现下降，同一季度，美国消费支出增幅也出现17年来的首次下滑。经济学家预计，美国近年来已沦为负值的储蓄率将在2009年出现二次大战以来最剧烈的反转，回升到3%至5%，甚至更高。高盛更预计这个数字是6%至10%。

但情况真的这么乐观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消费主义已深深扎根于美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消费者支出的减少在萧条时期将对经济增长造成尤其大的压力。抛开“节俭悖论”，美国人是否会真正回归节俭传统也是一个大大的疑问。人们早已从根本上习惯了消费主义，要将这种已成为社会价值体系标准的文化剥离出去，远不是让美国人面对一双昂贵的鞋子或是一瓶高档葡萄酒克制自己的欲望那么简单。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也经常让人产生已经身处“丰裕社会”的幻觉，当华尔街作为替罪羊被宰杀献祭后，普通人对自己的反省也许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深刻。眼下的节俭可能只是迫于暂时的财务困难，当美国经济再度复苏时，节俭将被当做旧时代的旧道德，再次遭到抛弃。

归根结底，对消费文化的反思重点不在于限制或杜绝消费信贷和消费主义，毕竟前者只是一种信贷方式，后者也只有在大多数人亲身实践时才具有力量。一切都掌握在人们自己的手里。用储蓄还是分期付款购买商品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购买的是什么效用和价值，值不值得抵押上所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