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从乡村到城市的风潮席卷了全球，远离故乡的新移民们怎样获取身份认同？
落脚城市
城市有更发达的科技、更多个人发展机会以及更好的生活水平，因此成为人们移居的目标。中国的很多人三代以内还生活在田间地头，而2011年末城市人口数已经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不仅只是经济飞速发展带给中国的巨变，而是全球范围内有1/3的人都在进行人类最后的迁徙：从乡村到城市。预计到21世纪末，人类将完全生活在城市。大规模狂潮般的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诸多新挑战和新现象，这也正是《落脚城市》一书作者道格·桑德斯敏锐觉察并加以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重庆的城乡结合部、英国伦敦 偏僻街区的贫民窟，作者探究的这些城市飞地，正是那些进城而尚未融入城市的群体：处于贫困的最底层但又渴望成功。这些社区的发展与演变，不仅关乎这个群体，也关乎整个城市乃至人类的前途。它们可能是隐藏着暴力冲突的阴暗角落，也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之地。道格·桑德斯指出，政府对于落脚社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尊重其自身内在的发展并给予支持，外来新移民会融入社会、演变成新的中产阶级；而如果政府采取漠视态度，这些城市的角落就会成为诱发政治动荡及社会危机之 地。
不久前在法国图卢兹发生的枪击案，再次引发了种族问题带来的政治危机。在法国，种族问题与大量非洲、阿拉伯裔移民问题密不可分，法国政府未能妥善解决新移民涌入产生的教育、就业、福利诸多问题，因此也造就了社会动荡不安的隐忧。通过对全球各地“落脚城市”的探寻，本书将提醒我们必须认知并思考移民城市潮。
《落脚城市》以中国重庆附近“六公里”的故事作为开篇，你是如何寻找到这个故事的？它代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典型的案例吗？
筹划《落脚城市》时，我在重要关注的国家里雇用了一些调研者，他们花费数月时间寻找与我探讨主旨相契合的地点和人群。在本书中，我选用了重庆和深圳作为中国的代表例子。选择重庆，是因为它正经历着异常迅速的城市化进程，而且在它的边界内有着很多自建房屋构成的“城市村庄”毗邻。讲述深圳的故事，则是因为它25年前曾是这样的位置，现在则成为了相当发达的城市，并且其住房成本和政策已经使之超出了“落脚城市”的住房经济。结果导致成千上万的工人、“前村民”已经从深圳移居到了内陆城市，包括重庆。在那里，他们挣到的钱更少，但他们可以在这样的“落脚城市”形成自己的属地。
我本可以写北京、上海或者其它20多个城市，但我认为这两个城市阐释了中国巨大规模乡村往城市移民的重要后果和流动人口的命运。
在你探寻的世界上众多落脚城市中，很多是国外人口移入的例子。但中国国内的迁徙鲜有文化差异，更多是以中国经济增长为强大驱动力，中国的“落脚城市”会因此和其他城市存在些差异吗？
在中国，因为人们拥有同种民族文化，语言相同，所以文化差异性变小，不过差异并非不存在。移居城市的新移民仍然被看作局外人，不仅是因为户口政策，也因为一个乡下人将被已经确立身份的都市人视为不同。很多进城的乡下人最初都是做最底层的工作，比如重庆的“棒棒军”，面临被城市认同的困境。
但在中国存在一些优势。在我访问的重庆周边简易棚搭建的小镇“六公里”居住了20万人，我还去了其他类似的四个城外镇。与其他“落脚城市”的贫民窟相比，这里拥有着更广阔范围的经济活动。在“六公里”，尽管看起来像非常寒酸的贫民窟，这里却存在着各种经济活动：一些以前的农民已经建立起了摩托车零部件工厂，使用电脑控制的铣床或者复杂的编织机。我个人主页上展示了一系列“六公里”内部经济的图片，这要比你在巴西或者印度看到的情况发达得多。一定程度上，我想中国人是创业的天才，但也因为中国的农村移民更容易与城市经济建立起经济联系。
书中提到移民在“落脚城市”进行了大量投资，并且其中一些确实会成为新的中产阶级。但是通常是寄予下一代实现的希望。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他们成功或者失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偶尔，你确实会遇到从泥土堆里迅速窜升为中产阶级的第一代移民：农民出身，实现了拥有自己城市住房的终身理想。但是这都是百里挑一的个案。通常，城市新移民要从最低阶层开始他们的城市生活。他们要为了孩子未来比他们更有出息而做出伟大的牺牲，在中国更为突出。中国进了城的农民正在艰辛奋斗，为了让孩子能够逃离农村、在既有的经济社会拥有一席之地。我看到很多大人把自己在制衣厂挣的钱一分不剩寄回农村，他们实际上过着比在农村更糟糕的生活，但他们的孩子可以过的稍微好些。除了每年春节，他们见不到孩子。想象一下这带来的心理后果！对于父母和孩子都是可怕的而且大规模的影响—成为真正的都市人如此困难。想一下2亿移民后代翻倍的人口规模，我担心这种艰辛对下一代产生的的情感和心理后果。
《落脚城市》的写作初衷是受到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启发。那本书更多是关注城市建设、规划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而在你的书中人成为了关键因素，落脚到城市的新移民将如何影响城市的未来？
在多伦多，我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雅各布斯居住在同一条街。1990年代，我有数次机会与她长谈，在本书中我也引用了她的一些话。她革新了我们对于建造城市中心区域的理解。她提出，城市周边的发展是有机、有组织的，伴随其自然路径发展和内在逻辑，也是依照他们自身需求获得的最好发展，那些外在的规划通常对他们有害。我曾经感兴趣适应她的想法不去设立市中心区域。而是在外围和贫困的角落建立新城区，城市思想家试图忽视这些区域，但是当我遵循她的原则开始发现，那些地区的成功和发展是因为其有社区群体存在，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和逻辑。如果驱除那些阻碍他们自然进化的绊脚石，他们能成功。
在你的书中提到政府是关键性角色，对于外来的社区，怎样才是政府最有效的措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不同路径？
在一些方面，我认为政府应该退出来不加干预。正如我上述，我相信自建的社区应该被允许按照其自身需要而发展。但是这不是我作为放任主义的论证。就如同经济学家赫南多·德·索托论证过的一样：如果给予人们产权所有权证书和商业许可证就足够产生一个经济利益。我认为，没有政府的角色参与这些利益不可能奏效。我的书既不是提倡放任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它想证明的是：针对那些阻碍城市新移民自然成功发展的那些障碍，如果政府能够扮演一个协调、帮助的角色，落脚城市的自由经济就能够繁荣。阻碍通常来自三方面。
物质障碍。“落脚城市”之所以成为落脚城市，是因为谋生落脚的成本比其他地方要低很多，虽然这个因素也经常会造成随后的失败。造成生活成本低些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其所处地段：比如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或者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贫民窟就建造在悬崖边；在东南亚一些地方，它可能是靠近一个污水湖；或者在迈阿密，它处于接近机场或者火车铁轨的位置；或者这些地方远离城市中心，需要花费2个小时车程才能去上班（或者只是招揽周边客人光临其小店或小餐馆），在巴黎就存在这样的情况；也可能房屋人口居住密度很低，在楼房之间存在大块的空旷地带，比如在阿姆斯特丹。在任何这些情况下，这些人都处在社会阶梯最下层的水泥地里，而不是阶梯的第二层、第三层，这是在一个城市起步的地方。政府是可以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的。
制度阻碍。法律上保证新移民有权开始合法的生意，拥有自己的房屋等，但也应该包含教育。落脚城市会因教育而繁荣。新移民最主要的抱负就是让他们的孩子获得教育的机会，他们只是需要学校，而不是出色的学校。但是有些事情是市场无法提供的，或至多提供条件简陋的学校。政府应该介入，提供极好的初级、中级教育给这些非常有志向的人。
身份障碍。如果移民没有途径获得完全合法的居民身份，他们不会在周边投资购买房屋，开始做合法生意，缴税，送他们孩子上大学等，他们不考虑长远发展和进步。这种身份障碍，不仅包括拒绝给予移民合法国家公民身份（比如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美国的拉丁裔），也包括在中国一些城市户口的限 制。
书中把多伦多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典范。加拿大作为移民国家，有着关于移民完整的政策和制度。而对于一些非移民的城市、国家（比如一些欧洲国家），他们是否在应对移民问题上失控了？
北美被设想为移民能获得成功的地方，如果失败是基于个人的一些错误。我们的历史是大家都是移民，大多数就是在近期内。《落脚城市》的灵感就来自于，我和中国人、葡萄牙裔和曾经的意大利农民共同居住在多伦多，而且观察到了他们的家庭如何盘算过日子。
在欧洲的落脚城市，有着同样的内在经济诉求，但那里存在更多的阻碍。在欧洲也有很多和北美一样成功的落脚城市，比如在伦敦的怀特查斯佩、谢菲尔德、布里克巷等区域，巴黎的贝尔维尔。但是太多的地方在法律上、物质上或者制度上阻碍了这种周边的成功。
你认为城里人和新移民之间的矛盾是持续不变的吗？
我想整个世纪都会贯穿着新移民的到来，尽管世界人口增长会缓慢，甚至会因为落脚城市增多而在世纪末减少。
所以，我们应该理解落脚城市将会是终生在我们城市能看到的现象，不管我们采取的政策如何。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尽力，因为他们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和新中产阶级的诞生地。看看在土耳其和巴西的伟大进步，被落脚城市所推动和支配的群体都理解这一点。
你认为城市化只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还是相信它百分之百是积极的？又如何解决面对更多移民而造成的城市资源枯竭问题？
从农村谋生到城市生活的转变，在每一个贫穷的城市生活背后都描绘了在收入、婴儿死亡率、疾病预防、教育水平、营养不良、女性教育等多方面一种量级的改善。每个地方都是如此，这也是人们寻求移居的原因。其次，它代表了在乡村经济中最大投资来源。今天，中国乡村收入最大的来源不是农业而是在城里亲人们的汇款，这也是乡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原因。
我们面对的巨大危险，不是将有太多人居住在城市里，而是有太多人居住在偏远地区。当巨大规模的人口都居住在乡村、偏远地区，比如占到全国人口的50%，农村很难生产提供出大规模食物。即使在19世纪中期，营养不良和饥饿仍然是欧洲的主要社会问题。而当农村人口下降到了总人口的50%以下（目前欧洲农村人口比率是10%到20%），更大产量的食物生产才实现。事实上，欧洲仍然在生产比其消费所需多很多倍的食物，每公顷的产出是印度的两倍（印度本应该比欧洲拥有更多人口和富饶的土地）。而且，最终向城市的转移产生了更小的家庭单位，城市家庭总是比乡村的小。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它同样是城市移民在南亚、非洲产生的巨大后果，家庭规模现在迅速下降。伊朗从1985年的每家平均7个孩子下降到了现在每家平均1.7个孩子。所以，这种城市经济的变化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稀缺资源的更有效利用，也可以说是更可持续的。
《落脚城市》简介
从乡村到城市，全球1/3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从重庆郊外的“六公里”到孟买、德黑兰的城市边缘，从圣保罗与墨西哥城的山地，到巴黎、洛杉矶的各种社区，世界各地都遍布着这种由新移民带来的“落脚城市”。道格·桑德斯从事新闻工作，他走访了全球五大洲20多个国家与地区，观察城市习惯，深入探寻远离市中心、由乡村移民构成的城市飞地。本书不仅揭示了这些饱受漠视又充满了希望与活力的“落脚城市”面貌，也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和解决路径。
作者简介
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为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专栏作家。曾连续三年获得加拿大国家新闻奖，其专栏内容为探究新闻背后的常识与全球趋势。《落脚城市》是作者在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作者雅各布斯(Jane Jacobs)采访后萌生的想法。从2007年开始，作者开始了一场全球旅行，最终撰写完成了这部记录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2012年3月，该书中文版发布。
在中国重庆的城乡结合部、英国伦敦 偏僻街区的贫民窟，作者探究的这些城市飞地，正是那些进城而尚未融入城市的群体：处于贫困的最底层但又渴望成功。这些社区的发展与演变，不仅关乎这个群体，也关乎整个城市乃至人类的前途。它们可能是隐藏着暴力冲突的阴暗角落，也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之地。道格·桑德斯指出，政府对于落脚社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尊重其自身内在的发展并给予支持，外来新移民会融入社会、演变成新的中产阶级；而如果政府采取漠视态度，这些城市的角落就会成为诱发政治动荡及社会危机之 地。
不久前在法国图卢兹发生的枪击案，再次引发了种族问题带来的政治危机。在法国，种族问题与大量非洲、阿拉伯裔移民问题密不可分，法国政府未能妥善解决新移民涌入产生的教育、就业、福利诸多问题，因此也造就了社会动荡不安的隐忧。通过对全球各地“落脚城市”的探寻，本书将提醒我们必须认知并思考移民城市潮。
《落脚城市》以中国重庆附近“六公里”的故事作为开篇，你是如何寻找到这个故事的？它代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典型的案例吗？
筹划《落脚城市》时，我在重要关注的国家里雇用了一些调研者，他们花费数月时间寻找与我探讨主旨相契合的地点和人群。在本书中，我选用了重庆和深圳作为中国的代表例子。选择重庆，是因为它正经历着异常迅速的城市化进程，而且在它的边界内有着很多自建房屋构成的“城市村庄”毗邻。讲述深圳的故事，则是因为它25年前曾是这样的位置，现在则成为了相当发达的城市，并且其住房成本和政策已经使之超出了“落脚城市”的住房经济。结果导致成千上万的工人、“前村民”已经从深圳移居到了内陆城市，包括重庆。在那里，他们挣到的钱更少，但他们可以在这样的“落脚城市”形成自己的属地。
我本可以写北京、上海或者其它20多个城市，但我认为这两个城市阐释了中国巨大规模乡村往城市移民的重要后果和流动人口的命运。
在你探寻的世界上众多落脚城市中，很多是国外人口移入的例子。但中国国内的迁徙鲜有文化差异，更多是以中国经济增长为强大驱动力，中国的“落脚城市”会因此和其他城市存在些差异吗？
在中国，因为人们拥有同种民族文化，语言相同，所以文化差异性变小，不过差异并非不存在。移居城市的新移民仍然被看作局外人，不仅是因为户口政策，也因为一个乡下人将被已经确立身份的都市人视为不同。很多进城的乡下人最初都是做最底层的工作，比如重庆的“棒棒军”，面临被城市认同的困境。
但在中国存在一些优势。在我访问的重庆周边简易棚搭建的小镇“六公里”居住了20万人，我还去了其他类似的四个城外镇。与其他“落脚城市”的贫民窟相比，这里拥有着更广阔范围的经济活动。在“六公里”，尽管看起来像非常寒酸的贫民窟，这里却存在着各种经济活动：一些以前的农民已经建立起了摩托车零部件工厂，使用电脑控制的铣床或者复杂的编织机。我个人主页上展示了一系列“六公里”内部经济的图片，这要比你在巴西或者印度看到的情况发达得多。一定程度上，我想中国人是创业的天才，但也因为中国的农村移民更容易与城市经济建立起经济联系。
书中提到移民在“落脚城市”进行了大量投资，并且其中一些确实会成为新的中产阶级。但是通常是寄予下一代实现的希望。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他们成功或者失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偶尔，你确实会遇到从泥土堆里迅速窜升为中产阶级的第一代移民：农民出身，实现了拥有自己城市住房的终身理想。但是这都是百里挑一的个案。通常，城市新移民要从最低阶层开始他们的城市生活。他们要为了孩子未来比他们更有出息而做出伟大的牺牲，在中国更为突出。中国进了城的农民正在艰辛奋斗，为了让孩子能够逃离农村、在既有的经济社会拥有一席之地。我看到很多大人把自己在制衣厂挣的钱一分不剩寄回农村，他们实际上过着比在农村更糟糕的生活，但他们的孩子可以过的稍微好些。除了每年春节，他们见不到孩子。想象一下这带来的心理后果！对于父母和孩子都是可怕的而且大规模的影响—成为真正的都市人如此困难。想一下2亿移民后代翻倍的人口规模，我担心这种艰辛对下一代产生的的情感和心理后果。
《落脚城市》的写作初衷是受到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启发。那本书更多是关注城市建设、规划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而在你的书中人成为了关键因素，落脚到城市的新移民将如何影响城市的未来？
在多伦多，我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雅各布斯居住在同一条街。1990年代，我有数次机会与她长谈，在本书中我也引用了她的一些话。她革新了我们对于建造城市中心区域的理解。她提出，城市周边的发展是有机、有组织的，伴随其自然路径发展和内在逻辑，也是依照他们自身需求获得的最好发展，那些外在的规划通常对他们有害。我曾经感兴趣适应她的想法不去设立市中心区域。而是在外围和贫困的角落建立新城区，城市思想家试图忽视这些区域，但是当我遵循她的原则开始发现，那些地区的成功和发展是因为其有社区群体存在，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和逻辑。如果驱除那些阻碍他们自然进化的绊脚石，他们能成功。
在你的书中提到政府是关键性角色，对于外来的社区，怎样才是政府最有效的措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不同路径？
在一些方面，我认为政府应该退出来不加干预。正如我上述，我相信自建的社区应该被允许按照其自身需要而发展。但是这不是我作为放任主义的论证。就如同经济学家赫南多·德·索托论证过的一样：如果给予人们产权所有权证书和商业许可证就足够产生一个经济利益。我认为，没有政府的角色参与这些利益不可能奏效。我的书既不是提倡放任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它想证明的是：针对那些阻碍城市新移民自然成功发展的那些障碍，如果政府能够扮演一个协调、帮助的角色，落脚城市的自由经济就能够繁荣。阻碍通常来自三方面。
物质障碍。“落脚城市”之所以成为落脚城市，是因为谋生落脚的成本比其他地方要低很多，虽然这个因素也经常会造成随后的失败。造成生活成本低些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其所处地段：比如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或者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贫民窟就建造在悬崖边；在东南亚一些地方，它可能是靠近一个污水湖；或者在迈阿密，它处于接近机场或者火车铁轨的位置；或者这些地方远离城市中心，需要花费2个小时车程才能去上班（或者只是招揽周边客人光临其小店或小餐馆），在巴黎就存在这样的情况；也可能房屋人口居住密度很低，在楼房之间存在大块的空旷地带，比如在阿姆斯特丹。在任何这些情况下，这些人都处在社会阶梯最下层的水泥地里，而不是阶梯的第二层、第三层，这是在一个城市起步的地方。政府是可以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的。
制度阻碍。法律上保证新移民有权开始合法的生意，拥有自己的房屋等，但也应该包含教育。落脚城市会因教育而繁荣。新移民最主要的抱负就是让他们的孩子获得教育的机会，他们只是需要学校，而不是出色的学校。但是有些事情是市场无法提供的，或至多提供条件简陋的学校。政府应该介入，提供极好的初级、中级教育给这些非常有志向的人。
身份障碍。如果移民没有途径获得完全合法的居民身份，他们不会在周边投资购买房屋，开始做合法生意，缴税，送他们孩子上大学等，他们不考虑长远发展和进步。这种身份障碍，不仅包括拒绝给予移民合法国家公民身份（比如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美国的拉丁裔），也包括在中国一些城市户口的限 制。
书中把多伦多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典范。加拿大作为移民国家，有着关于移民完整的政策和制度。而对于一些非移民的城市、国家（比如一些欧洲国家），他们是否在应对移民问题上失控了？
北美被设想为移民能获得成功的地方，如果失败是基于个人的一些错误。我们的历史是大家都是移民，大多数就是在近期内。《落脚城市》的灵感就来自于，我和中国人、葡萄牙裔和曾经的意大利农民共同居住在多伦多，而且观察到了他们的家庭如何盘算过日子。
在欧洲的落脚城市，有着同样的内在经济诉求，但那里存在更多的阻碍。在欧洲也有很多和北美一样成功的落脚城市，比如在伦敦的怀特查斯佩、谢菲尔德、布里克巷等区域，巴黎的贝尔维尔。但是太多的地方在法律上、物质上或者制度上阻碍了这种周边的成功。
你认为城里人和新移民之间的矛盾是持续不变的吗？
我想整个世纪都会贯穿着新移民的到来，尽管世界人口增长会缓慢，甚至会因为落脚城市增多而在世纪末减少。
所以，我们应该理解落脚城市将会是终生在我们城市能看到的现象，不管我们采取的政策如何。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尽力，因为他们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和新中产阶级的诞生地。看看在土耳其和巴西的伟大进步，被落脚城市所推动和支配的群体都理解这一点。
你认为城市化只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还是相信它百分之百是积极的？又如何解决面对更多移民而造成的城市资源枯竭问题？
从农村谋生到城市生活的转变，在每一个贫穷的城市生活背后都描绘了在收入、婴儿死亡率、疾病预防、教育水平、营养不良、女性教育等多方面一种量级的改善。每个地方都是如此，这也是人们寻求移居的原因。其次，它代表了在乡村经济中最大投资来源。今天，中国乡村收入最大的来源不是农业而是在城里亲人们的汇款，这也是乡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原因。
我们面对的巨大危险，不是将有太多人居住在城市里，而是有太多人居住在偏远地区。当巨大规模的人口都居住在乡村、偏远地区，比如占到全国人口的50%，农村很难生产提供出大规模食物。即使在19世纪中期，营养不良和饥饿仍然是欧洲的主要社会问题。而当农村人口下降到了总人口的50%以下（目前欧洲农村人口比率是10%到20%），更大产量的食物生产才实现。事实上，欧洲仍然在生产比其消费所需多很多倍的食物，每公顷的产出是印度的两倍（印度本应该比欧洲拥有更多人口和富饶的土地）。而且，最终向城市的转移产生了更小的家庭单位，城市家庭总是比乡村的小。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它同样是城市移民在南亚、非洲产生的巨大后果，家庭规模现在迅速下降。伊朗从1985年的每家平均7个孩子下降到了现在每家平均1.7个孩子。所以，这种城市经济的变化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稀缺资源的更有效利用，也可以说是更可持续的。
《落脚城市》简介
从乡村到城市，全球1/3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从重庆郊外的“六公里”到孟买、德黑兰的城市边缘，从圣保罗与墨西哥城的山地，到巴黎、洛杉矶的各种社区，世界各地都遍布着这种由新移民带来的“落脚城市”。道格·桑德斯从事新闻工作，他走访了全球五大洲20多个国家与地区，观察城市习惯，深入探寻远离市中心、由乡村移民构成的城市飞地。本书不仅揭示了这些饱受漠视又充满了希望与活力的“落脚城市”面貌，也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和解决路径。
作者简介
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为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专栏作家。曾连续三年获得加拿大国家新闻奖，其专栏内容为探究新闻背后的常识与全球趋势。《落脚城市》是作者在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作者雅各布斯(Jane Jacobs)采访后萌生的想法。从2007年开始，作者开始了一场全球旅行，最终撰写完成了这部记录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2012年3月，该书中文版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