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末日”

平静的湖水下，最易潜伏激涌的暗流。好莱坞的“人类终结者”罗兰·艾默里奇就是那个最善于搅动一池死水的人。1996年他在《独立日》里，让外星人把地球炸了个七零八落；1998年他在《哥斯拉》里，让核辐射产生的怪物把纽约掀了个底朝天；2004年他在《后天》里，让灭绝恐龙的冰河世纪重归地球……

艾默里奇无穷无尽地表达着自己的末日情结。作为灾难片永不枯竭的创作素材，它既消费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又贩卖了人类对未来的不安。

当然，消费“末日”不仅仅是好莱坞的专利，凑热闹的往往还有那些以先知面目示人的预言家。哈罗德·康平曾四次预言世界末日的来临。上一次，是在2011年10月21日。再上一次，是在同年的5月。但显然，我们还活着。

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种新的世界末日预言。而在预言的时间未到之前，总能引起恐慌，事后却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为子虚乌有。末日，似乎只是一种数学上的极限，就像12只猴子随意地敲打键盘，终有一天也能写出莎士比亚的名著那样。概率微乎其微，可能性却无法绝对排除，这为谣言—证伪—谣言的怪圈留下了容忍空间。

那些关于末日的预言来自何处？它是不是神秘主义不怀好意的煽动，为什么总能披上科学的外衣？我们为什么那么惧怕末日，我们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想象末日？它是否发酵自现实，又是否可以被视作“人将要往哪儿去”这个终极命题的无限延伸？

科学和猎奇

“2012年真的会是世界末日吗？”

——“这个故事开始于一个假想的行星——Nibiru，苏美尔人认为它最终会撞击地球。这个灾难发生的日期最初被认为是2003年5月，但奇怪的是那一天什么也没发生，所以这个末日的时间又被推迟到了2012年12月。”

“玛雅人的日历最后一天真的是2012年12月吗？”

——“这就好比你家厨房里的那个日历，12月31日是一年的最后一天，然后会在明年的1月1日开始一样。并不代表世界就会终结。”

这两段对话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官网，记录了全世界最著名的航天研究机构对“世界末日”的答疑。2011年的最后几天，人们煞有介事地向它提出疑问，并寻求帮助。这个严肃的科研机构的回答多少显得有些无奈。

相似的情形在两年前也发生过。那是在好莱坞大片《2012》上映后没多久。片中，导演艾默里奇借助玛雅历的神秘效应，绘制了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惨烈图景：海啸淹没了喜马拉雅山，地震碾碎了洛杉矶。

“一个消失1500年的文明竟能预测世界末日的确切时间，这很荒唐。”艾默里奇本人自嘲道。但正是这一部“危言耸听”的《2012》，再一次制造了关于“世界末日”的公共话题。该片公映后的8个月里， 潮水般的邮件涌向NASA，有的充满疑惑、有的则是无助和恐惧，一位妇女烦恼道，她是否应该杀死自己的孩子再自杀。

不安的情绪也蔓延到了中国。成都一学生以“末日”为借口办理了退学；上海的一位记者颇为谨慎地把生小孩的时间表推迟至2012年后，“不然生了也是白生。”他戏谑道。

在“2012”成为事件之前，“千禧年”也曾引发过一场群体性的末日危机。基督教《启示录》记载，千禧年时，基督再度降临，撒旦被打入地狱，人类将迎来末世审判。“千禧年概念被创造的时候，罗马的公历还未发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寿福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把千禧年等同于1000或者2000年，那是人们的附会。

有趣的是，《2012》引起的恐慌，与宗教无关，却跟“科学”沾边。磁极倒转、天体重叠、行星撞地球、太阳风暴……电影营造的专业词汇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让普通人似懂非懂，因而无法辨别真伪。

“其实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环球科学》前首席编辑、现任科学松鼠会频道主编虞骏坚称，“比如《2012》讨论的太阳活动发出的中微子使地核熔化。事实上，每个人每秒钟都有很多个中微子从身体穿过，它们对身体都没有造成影响。”

理论上，“末日”并非零概率。科学家认为，如果太阳枯竭了，地球将不再适合居住。“但那也是极其遥远的50亿年后的未来。50亿年之内我们是不用去担心的。”虞骏说。令科学家不解的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每时每刻无不面临安全隐患。小到通行红绿灯，大到食品安全，但他们却在讨论生命乃至文明周期外的“未知恐慌”。

“人其实都有一种猎奇心理，以及对事物发生和发展规律不确定的恐惧和担忧。生活在动荡中，就会期待有一天可以平静下来；而在长时间的平静后就会想要寻求刺激。”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张麒告诉本报记者，“现在长期平静的生活，接下去有可能会变糟，所以人们愿意听到这类耸人听闻的消息，也愿意去相信。”

别有用意的预言

1499年，德国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约翰尼斯·斯图弗勒预言，一场巨大的洪水将在1524年2月20日吞没整个世界。德国贵族伊格里黑伯爵，在莱茵河上建造了一艘三层楼高的大船。1524年对欧洲来说是干旱的一年，但是在2月20日那天德国上空飘起了小雨。市民拥挤在伊格里黑伯爵的大船前，数百人因踩踏而死，伯爵本人也被石头砸死了。

1954年，美国一个叫桃乐茜·马丁的人声称得到外星人的通知，一场大洪水将在当年11月21日毁灭地球上的生命。相信这个预言的人放弃了钱财等身外物，辞掉了工作，准备等待外星人的飞碟把他们接到安全的星球。

从古至今，从东至西，关于末日的传说从未间断，但追溯其源头，都绕不开那场灭世的大洪水和那艘救世的“诺亚方舟”。

“诺亚方舟故事，源于五千年前世界性的大洪水，和东方的大禹治水的时间点一致”，金寿福说。很长一段时间内，诺亚方舟的神话被人们视作《圣经》的创造，“但实际源于两河流域的文化。”历史学家考证，更为古老的巴比伦《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记录的故事与诺亚方舟如出一辙。“两河流域经常河水泛滥。也有学者论证过，这个地区出现过积雪融化时，毁灭村庄的事情。”

古巴比伦对史前大洪水的记录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但在《圣经》的创造中，犹太人首次将这个故事引入道德层面的审判——只有诺亚这样的善人才会在末日中得救。他的逃生工具正是诺亚方舟。这解释了人类建设“诺亚方舟”的意愿为何从未间断过。

2004年，英国出台“冷冻方舟”计划，准备将物种的DNA冷冻起来，用于日后克隆“重生”。2008年，挪威政府建造的“种子诺亚方舟”启用，这个种子库位于挪威最北部的斯瓦尔巴群岛，有26.8万种种子样本被储存进种子库。即便格陵兰的冰盖和南极洲的冰层完全融化，也不会被淹没。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夏洞奇表示，如果基督教的末日论是引起大众恐慌的由头，那实在太荒谬了。“基督教讲的末世不是地球的毁灭，人类的毁灭，而是物理宇宙的毁灭、天体物理意义上的宇宙。”他解释，按照《新约》所讲，天地都要退去。不独是人类社会。“宇宙毁灭后，善人得救，进入天国，这有什么好恐慌的。而且正统教义从来不预言。”

基督教的末日论如何衍生了末日预言，芝加哥大学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大卫·奈恩伯格教授得出结论：这跟计时器的进步与天文知识不断丰富需要制定统一日历有关。与此同时，欧洲又发生了许多大灾难，例如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这些事件和一些数字的意外让命理学家开始痴迷于预言。

而那些散布恐慌的末日预言，表面上打着宗教的幌子，往往别有用意。1213年，教宗英诺森三世为了发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声称世界末日将于1284年来临。他宣扬，如果阿拉伯文化被消灭，人类将迎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16世纪世界著名的预言家“希普顿妈妈”曾预测：“世界末日将在1881年到来。”这个预言最初在1641年出版，但是当时距离1881年还遥远，因此引起的恐慌有限。1862年，当这个预言再次被出版后，书的作者坦言，无非是为了提高书的销量而已。

为什么看似不着调的预言总能蛊惑人心，“也许是人类防范恐慌的本性，”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家乐竞泓解释，“这种本性属于人类进化的正常表现，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道可道，非常道

一切似乎都发轫于神话，一切又似乎发酵于现实。

复活节岛，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因探险家雅各布·罗格文发现时正值复活节，因而得名。1722年，当罗格文带领一帮人登陆复活节岛时，他亲眼目睹了遍布全岛的巨大石雕人像，它们背靠大海，面对陆地，记录了遥远年代里文明社会的存在痕迹。那些文明兴起于何时，又结束于何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曾著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贾雷德·戴蒙德对复活节岛文明的衰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其结论是，大兴土木、滥伐森林导致的环境破坏，是复活节岛物种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环境破坏，也谱写了玛雅文明、格林兰维京社会走向崩溃的悲悯序曲。

复活节岛的覆亡比起任何一个史前社会更让人触目惊心。在戴蒙德出版的新书《崩溃》中，他忧心到，复活节岛在太平洋上相对孤立的地理状况与地球之于宇宙极为相似。“当他们陷入困境时，无处可去，无人救援。当灾难来临时，地球人也一样插翅难逃。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将复活节岛的崩溃当做世界末日的隐喻。”

在“有限”地球的时代，我们似乎正在无限地消耗资源——这成为了当代末日论聚焦的主要议题之一，暗示了人类对末日的讨论正在从神学走向环境学和灾难史的领域。

著名的水乡泽国罗布泊百年间突然滴水全无；甘肃的龙洞大地震，因为灾后疫情等间接原因，几百万人死亡……著名物理学家霍金预言，地球200年内将不适合人类居住。

“一些生态脆弱带，比如西南大峡谷、大沙漠、甘肃定西、山海关都被联合国评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翼补充道，“这些生态脆弱带，主要是由贫困、生态退化与人口压力三个因素互相作用而产生，称之为贫困陷阱。”

如果末日论能有一点积极的作用，那就是给急功近利的地球人敲个警钟。“但如果它被夸大其词，有可能会扭曲社会的资源配置。” 戴星翼告诫道。

他举例，罗布泊可以运用以色列农业那种成本很高的滴灌法。解决了水源问题，罗布泊完全可以得到恢复。而谈其色变的温室效应基本处于伪命题，掺杂了私人动机和政治利益。“地球变暖，导致水蒸气变多，云层会变厚，自然阻挡阳光直射，地球就会慢慢散热降温”，这是“负反馈”系统在起作用。此外，从历史上看，天气暖也比天气冷更适宜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

“因为高度不确定性的东西，而耗费大量资源，这就是绑架地球、恫吓世界。”比如，预防气候变化所做的投入并不见得比解决十几亿人口困难来得更有意义。“环境末日的各种预测与猜想其实都源于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属于道德泡沫。”

作为一个科学家，戴星翼尝试着用逻辑和常识消解人们对末日的不安，“人人都怕死，但没有死过为什么要怕呢？这个世界最迷人、最精彩的地方不正是它的不确定吗？”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心理慰藉。孔子说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试图对后世作出预测，本身就是愚蠢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