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畅销书商们裹足的人文类图书领域,试图成为中国版兰登书屋的贝贝特同样制造出大热门

文以载道

来源:环球企业家  |  作者:唐宏梅  |  阅读:

中国式“兰登书屋”之所以难产,除了体制之囿和图书阅读大环境的衍变,商业和文化追求的难以平衡是重要原因: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出版机构,大多依靠教辅图书和国外引进图书,缺乏策划和市场引导力;坚持文化理想的,却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赚钱。这正是人文艺术类出版公司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曾经面临的局面,但现在,这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的全资公司,似乎找到了解决之道。

如果以文化成果论,陈丹青、梁文道、木心、董桥、舒国治、张铁志、马世芳等,这些两岸三地文化名人的图书在市场上热销的背后,都离不开贝贝特的运作。如果看商业成绩,贝贝特每年出版150本以上的图书,平均起印册数超过1.5万册,远远超过同行业平均的几千册,2009年梁文道和贝贝特合作出版的《常识》,销售了惊人的30万册。“我们以作者为中心:不是把书当作一个抽象的商品,把作者当作摇钱树,而是考虑怎么对作者的形象负责。”贝贝特总经理刘瑞琳如此阐述其经营之道。

经营作者

八年前来到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刘瑞琳是图书行业的老手,她的朴实想法也形成了贝贝特最大的特点,即只做凸显人文追求的好书。在出版界,偶尔做一两本好书并不难,但持续不断地做好书,并且做经年之后仍能叫好的好书,这需要强大的理念支撑,才不至于目光短浅,看到什么书赚钱就蜂拥而上。

判断何为好书的价值观显得至关重要。在刘瑞琳看来,好书就是要有清晰的人文色彩与人文关怀,而并不等同于学术书籍。其特别看重的是作者的公信力与人品,在人生观与价值追求上相互认同,期待自己的出版品有价值,有建设性,并且易读好读。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为了把控质量,刘瑞琳长期总是站在第一线,甚至有时一个封面也要她亲自拍板确 定。

仅有在文化品质上的追求而无商业上的支撑,“理想国”最后也会沦为空谈。但许多好书都属于长销书,一点点卖,而不是一上来就畅销。比如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早年的书有印三五本的、十数本的,较多的如《背德者》初版印三百本,《地粮》才印五百本。虽然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在人文类的书籍销售上,仍然面临这样的尴尬。

2006年以前的北京贝贝特并没有影响力很大销售量也很大的书,直到陈丹青的《退步集》问世。2005年1月,陈丹青的《退步集》正式出版,一年下来,销量达到10万册(后来累计销量在20多万册),这让刘瑞琳突然开了窍,“我们每年应该做几本有品质的畅销书。”她告诉《环球企业家》。

早年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工作时,刘瑞琳就结识了陈丹青。当她到北京贝贝特之后,陈丹青也跟着授权贝贝特出版他的书籍。也差不多是在陈丹青的《退步集》大卖之后,贝贝特开始有意识关注并经营一些作者。2006年,贝贝特开始关注梁文道,看他的节目,读他的文章,之前也曾有人建议他们出版梁文道的书。但是当时媒体人出书的情况并不太多,贝贝特在作者经营上十分谨慎,直到刘瑞琳看到梁文道一篇写关于西藏的文章。在诸多此类文章中,梁文道的那篇被刘瑞琳认为是视野最开阔。论证最公允也最有说服力,写得非常有力量。当下她决定要出梁文道的书。2008年的夏天,梁文道与刘瑞琳等人长谈之后,决定合作出版一本时评集。于是《常识》横空出世,一销就销了30万册。三个月后,梁文道的第二本书《我执》出版,目前其第三本《味道》还在打磨中。

贝贝特对作者的经营有足够的耐心,比如在写作周期上,会尽量配合作者,陈丹青早期的写作并不是一来就规划好要出哪几本,而是一篇一篇写完才合成集子。在出版的周期上,他们避免过于密集。

刘瑞琳形容自己更像整个公司的“服务员”,除了选题和终审的把关外,她的主要工作是跟作者打交道,“这些作者个个都重要,每个作者都讲究感觉,我们也在乎每个人的感觉”。如果有主动投稿又被认为是不合适出版的,往往直接说“No”去沟通的也是刘瑞琳,“这些来投稿的都是喜欢出版社的人,这样去沟通对他们是一种尊重”。

在诚意和耐心下,到2010年,和贝贝特合作的作者名单从早期的陈丹青扩大到后来的木心、梁文道、舒国治、蒋勋、张铁志、马世芳、白先勇、董桥等人,贝贝特也逐渐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图书出版机构之一。

经营作者而不是经营图书,从去年开始,贝贝特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念。

过去贝贝特积累了许多作者资源,每年为了配合营销工作在北京安排几十场讲座,这些讲座遍布单向街书店、雕刻时光咖啡馆、时尚廊书店,以及北大、清华等高校,比如单向街成立后盘点做过的最初两百场讲座,超过十分之一是由贝贝特邀请作者的,他们相互间形成一种合作关系,对方提供场地,贝贝特负责邀请作者,逐渐这种营销活动也变成不仅是为书籍做宣传,而是有了越来越多的公共性。

2010年,北京贝贝特转而有意识地经营文化品牌。一年一度的“理想国文化沙龙”便是这个品牌经营中的重要环节,它也成为京城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影响力甚至辐射到港台的文化圈。今年,第二届“理想国”沙龙的主题是“打开”,与第一届相比,这次沙龙想要表达一种多元与包容性,它要足够前瞻,去引导话题,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中展开想象。沙龙还增加了民谣演出部分,“让大家能放松,像节日一 样。”

“很多人有了哲学头脑,有了思辨能力,有了表达能力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变得非常好。”在刘瑞琳描绘的情境中,这些讲座潜移默化形成一种讨论的氛围,大家在一起讨论的话题看似也没有太多实际效用,但这恰好给了那些有头脑的年轻人以精神养分。刘瑞琳知道,“理想国”从无到有的建立并非靠一夕成名,“没有什么事情你能唾手可得,但是也没有什么事情别人逼着你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