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上海

到上海创意产业寻梦的国际设计公司悲哀地发现，找到灵感反而是最容易的部分

15年前，当日本最大的设计公司GK集团的木下理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业设计——这个典型的创意型工作——在中国会有多大的发展，他当时唯一的客户是位于青岛的海尔集团，在那里他帮助这个家电制造商建立了一个设计团队后，就再没有了其他客户。 
 
但是到了去年，他却突然发现，创意产业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不仅很多以生产见长的中国公司希望自己成为创意型公司，而且包括北京、深圳、南京、上海等在内的各地政府也都积极扶持创意产业，并制定了相应的发展计划。 
 
其中上海的动作最大，去年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创意产业“十一五”规划》及《上海城市创意指数》等政府文件，长远目标是力争到2010年创意产业增加值达到全市GDP的10%以上；用10年左右的时间，把上海建成亚洲最有影响的创意产业中心之一；用20年左右的时间使上海成为全球最有影响的创意产业中心之一，其对标的城市是已经成为全球创意之都的伦敦。 
 
于是在去年，GK集团决定在上海成立一家分公司，在GK计划中，除了从日本总部带过来的客户，很多日益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将会成为公司的客户，而且在当地政府各种利好政策的支持下，业务应该会蒸蒸日上。 
 
然而一年过去了，已经是GK上海分公司负责人的木下理郎发现自己的判断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像海尔一样注重工业设计的企业还屈指可数，GK在上海的市场拓展工作很难取得成效，现在还依赖于承接日本总部的中国业务来维持运营，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客户是在华日资企业，而且在他看来，上海整体的创意产业环境还非常初级，“需要改变的还很多，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 
 
事实上，类似GK一样来到上海的创意型跨国公司还有不少，他们大多看中这里未来的潜力，但对眼下持有“悲观”态度，“机会看起来很多，但伸手却够不着”，桥中设计管理公司CEO黄蔚说。她曾担任美国通用电器控股的一家国际性的设计咨询公司GE-Fitch的中国区市场总监，亲历了这家世界知名的设计公司雄心勃勃的进入中国，最终又黯然退出的过程。 
 
而另外一些国际知名的设计师也在经历类似的窘境，卡斯登·约根森（Carsten Joergensen）这位享誉欧洲的优秀设计师，结束了在世界知名厨房用品品牌Bodum二十多年设计管理总监的职业生涯之后，来上海创办了Joergensen Associated公司。然而，为了支付昂贵的租金和下属们的薪水，他不得不动用自己的积蓄，因为设计公司的营业收入还远远不够。“别无选择，现在只能希望尽快实现收支平衡”，卡斯登对《环球企业家》说。但在他家乡的同行看来，以他享誉欧洲的设计名声，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只希望上海的整体创意环境赶快成熟起来”，他说。  
  
 
【超前消费？】 
 
没有人否认上海市在提升创意产业方面的努力。除了做出发展规划，也对工业历史建筑实行保护性开发，一批主题型成熟的创意产业集聚区被列入保护对象。到去年年底，在建和已建成的36家创意产业集聚区内入驻了美国、比利时、法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意设计企业1000多家，从业人员上万人。  
 
但对这些企业来说，始终存在的关键问题是，是否有真正的客户存在。因为事实上“大部分中国企业根本不理解设计的意义和价值”， 黄蔚说。 
 
与国内大多数依靠卖图纸为生的设计公司不同，外资设计公司所作的每一个项目，几乎都是从关注消费者体验和市场调研开始的，无论设计产品、商店还是服务。这就是工业设计中常被人们挂在口上的“人性因素”。 
 
IDEO是这方面的典范，例如，当客户是计算机制造商时，IDEO可能会跑到消费者家里，观察他们怎样使用个人电脑和其它小玩意儿，从而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IDEO在美国配备了一个350人组成的团队，涵盖30多个领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机械和电子工程、材料科学以及工业设计等。当他们开始一项设计时，设计师会追随消费者，拍摄他们使用产品时的照片，采访他们并且评估客户体验。 
 
“我们力求设计一个更好的客户体验，”IDEO上海代表处机构经理安迪·斯维克（Andy Switky）说，“我们想要弄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但如此繁复的设计过程导致外资设计公司设计成本比本土设计公司要高出许多倍。 
 
虽然少数中国企业认识到设计对产品的成功至关重要，但许多其他企业没有认识到好的设计值得他们花钱，以便让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因此，它们对外资设计公司的这一惯常做法嗤之以鼻，它们要的仅仅是一个草图。大量的市场调研，消费者体验分析在他们看来显得太小题大作，没有多少中国企业愿意在这上面花钱。 
 
不久前，GK完成了宁波一家著名企业委托设计的产品方案，汇报结果时，对方表示只能付给GK产品草图的费用，对于所作的市场调研分析等，他们概不认可。“和那些优秀的公司态度完全相反”，木下理郎尴尬的说，“调研报告和设计思路是最应被重视的”，而在他曾经管理过的青岛海尔集团的设计团队中，120个工业设计师中就有35个人专门负责市场调研。 
 
不仅如此，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以工程师为中心的“技术主义”，使设计师处处受制于工程师。比如说工程师觉得水杯不应该是圆的，要改成方的，工业设计师就只有改的份。“产品出来之后大多是两种态度，要不已经认不出来了，要不就是羞于承认那是自己的作品。”鲁卡·翠西设计咨询公司(Luca Trazzi Design Consultancy Shanghai CO.,Ltd) 的CEO 鲁卡·翠西说，国内的很多企业，宁愿花大笔钱不断做模具，模具若不合适，就丢掉重做，也不愿意拿出一笔钱来好好地做做设计。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开拓工作对于外资设计公司来讲，大多数时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还得教会这些中国企业看到设计的全部意义和益处”，卡斯登说。很多时候，他的公司会对这些企业家阐述设计理念，对之进行“再教育”，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精力，而且收效甚微。 
 
三年前，GE－Fitch把业务发展重心从大陆转移到台湾时，其大中华区执行总监陈禧冠就曾表示，原因是大陆的企业不如台湾企业了解设计的好处，“再教育”的成本过于昂贵。 
 
因此，即使IDEO这样世界顶尖的创意型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也很不景气，IDEO上海不过是只拥有几个工程师的代表处而已。而对于其何时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深入开展中国业务，IDEO董事长戴维·凯利只能回答：“中国市场会做好准备迎接我们的那一天。”  
  
 
【人才，还是人才】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斯蒂芬·弗里奇（Stefan Fritschi）最近开始对公司内部严格要求，绝对不允许别人对外透露他手下设计师的姓名。因为在他看来，上海一个训练有素的设计师常常会被许多个设计公司的眼睛盯上。 
 
目前，上海已经有十多所高校开设有设计专业，而且其中不乏如同济大学和东华大学这样以设计专业见长的学校。上海设计行业从业人员已经号称有“十万大军”，在校的设计类专业学生也高达5万多。 
 
虽然如此，但设计师需求和供应之间的鸿沟仍然很大。“选择中国设计师比较困难”，鲁卡·翠西认为，许多本土设计师缺乏创造力，只注重技巧，而且工作毫无激情可言。木下理郎对此也深有感触，GK的设计师团队几乎都在海外有求学或工作经历，而招聘进来的那些本土设计师，很少有能胜任工作而留下来的。 
 
这取决于中国高校设计专业的教学水平和教学理念。对于设计专业的人才来说，比其他专业更需要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佩斯曾言“培养学生的原则是要使他们具有完整的认识生活、认识统一的宇宙的正常能力。”所以对设计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从重视设计技术训练转变到着重对设计思想、艺术意识、创新意识培养方面上来。 
 
尽管中国的设计学院擅长教授如何创造讨喜的外形和使用电脑设计新产品，但他们仍需要更多地指导学生什么样的产品才是实用的和恰当的。“中国和西方工艺技术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GK在上海的设计总监、毕业于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的陈嵘认为，“问题在中国的设计缺乏创新。” 
 
现在，许多中国设计师已经开始在海外工作，一旦这些人花上几年在米兰、东京或纽约磨砺了他们的设计技艺，返回国内必然会帮助中国将设计水平提高一个层次。 
 
中国本土设计师习惯于从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在上司的口令中工作，这也是导致其创造力匮乏的一个原因。上海禹华通信研发公司设计总监杨继栋一个重要的日常工作就是不停的观察设计师们的工作状态，提醒他们应该完成的任务。 
 
然而，要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设计团队就必须突破传统的等级心理，充分尊重每个设计师的个性。韩国三星公司设计团队也经历过这重要的一步。在三星公司众多的会议上虽然儒家纲常仍然盛行，但是在设计中心就是另一番景象，没有着装规定，一些年轻的设计人员将头发染成了绿色或粉红色，中心鼓励每个人畅所欲言，对自己的上司提出质疑，设计人员虽然资历迥异，但在工作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外资设计公司纷纷开始培养自己的本土设计团队。基本每半年，鲁卡·翠西都会把在上海招聘的几位本土设计师和他在米兰的设计工作室的设计师们对调，送他们去米兰工作一段时间，并且让这些本土设计师和来自米兰的设计师共同完成一些项目。“但这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谁也不能保证，他们辛苦培训的设计师以后是否会为他们效力。 
 
创造力匮乏的一个后果便是设计抄袭的盛行。这对这些外资设计公司的生存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木下理郎在中国的十几年里，他曾在一个工厂的生产线上看到过抄袭GK设计的产品被大批量生产。不过，随着中国企业也日益面临盗版的困扰，中国政府投入了更大的决心和力量打击盗版，近年来，关于知识产权的诉讼也越来越多，但是制止成风气的抄袭，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什么时候才能圆这些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创意梦”？答案让人喜忧参半，“这一天应该不远，”木下理郎说，“但我想会是十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