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徽商银行

近期，最受关注的一家地方城商行非徽商银行莫属。

一个月以来，市场上密集传出该行的重磅消息：H股上市获银监会批准、预计10月完成H股招股、有望成为第一批海外上市的城商行；与此同时，宿州市委原书记李宏鸣空降徽商银行，接替王晓昕担任董事长一职。

上市前夕的此番人事变动很快引来了外界的质疑，“虽然李宏鸣有着长期丰富的从政经验，但其完全没有银行从业背景，如何胜任一家拟上市金融企业掌舵人？此外，没有金融从业经验，也不符合银监会要求城商行董事长至少要有3年的金融从业经验的任职要求”。

不过，即使外界有再大的质疑声，此番任命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徽商银行总行人士告诉《环球企业家》记者，“这是省委组织部的人事任命，并且7月底董事会也已经通过，现在银监会都已经批了，不存在变数。”据了解，李宏鸣目前已到行内主持工作，8月6日他就以徽商银行董事长的身份对徽商银行金寨支行、徽银村镇银行进行了调研。“目前董事长负责全局，行长负责具体经营。”上述总行人士说道。

在城商行中，由政府官员担任高管的情况并不少。南京银行现任行长和董事长均来自政府部门，曾分别担任南京市金融办主任、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宁波银行董事长陆华裕也曾任宁波市财政局副局长。但由市委书记担任银行董事长的情况确实罕见，且在上市前夕任命，不免引发争议。

现任银监会主席助理、原徽商银行的“设计师”杨家才或许没有想到，7年前自己主导设计的、提倡“无官股、无控股、淡化政府影响”的银行，在历经7年多发展后依然会有如此行政化的人事安排。

当年整合安徽省13家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而成立的徽商银行，被认为是地方城商行改革的“破冰之作”，不久后便成立董事会，从民生银行挖来李和担任行长，并请郭传杰、吴晓求、巴曙松等知名学者担任独立董事，努力架构起一套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总的来说，当时的徽商银行作为地方城商行的改革典范被寄予了极大希望。

成立之初，杨家才就提倡市场化运作、减少政府影响，并为其设计了一个“整合、增资扩股、上市”的发展图景。

接下来几年，徽商银行按照上述路径逐步完成了整合、增资扩股，如今上市在即。然而另一方面，该行无论从股东结构、公司治理、企业文化、业务重心，依然保持着地方政府主导银行的典型形象。

同时，它还面临着增速放缓、不良贷款双升、涉足大量平台贷款的问题。这样一家城商行将如何在高度市场化的香港市场将自己营销出去？

对于前往H股上市的城商行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各项监管指标达到标准，而是良好的公司治理，完全的市场化运作，以及未来的增长预期。

漫长上市路

徽商银行的上市规划从2005年成立之时就已提出，并成为该行一直以来的目标。

2008年，时任行长李和表示将正式启动上市工作，希望能够在2009年内完成。然而事违人愿，2008年底证监会决定暂停城商行、农商行上市审核。

直到2010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再次提出成立上市专门机构，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积极启动并推进上市工作。

2011年，其A股上市迈出实质性步伐，股东大会通过《徽商银行上市工作方案》、并审议《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随后向监管部门提交材料。      

据本刊记者了解，就在当年该行专门成立一个临时部门“上市办”，负责配合尽职调查、与投行合作、监管审批方面的沟通等一系列与上市有关的事务。

董事长王晓昕在一次记者群访活动上说道：“争取最迟要在2013年完成上市工作。”但至今A股上市仍处在证监会初审阶段。在前景依然渺茫的情况下，徽商银行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先转向H股。

今年4月份，徽商银行在2012年股东大会上审议并通过了等一系列与H股上市相关的议案。另外，大会也通过了A股上市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关于近日传出的“H股上市已经获银监会批准”的消息，记者向徽商银行办公室求证，并询问上市最新进展，截至记者发稿未收到回复。

对此银行业内普遍的说法是“材料已经到证监会，和重庆银行的进展一样。”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徽商银行计划9月通过上市聆讯、10月完成招股，集资10亿至15亿美元，已经聘请包括中银国际、中信证券国际、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以及瑞银在内的五家承销商来安排上市方案。”若按此节奏，徽商银行将有望成为城商行H股首单。

不过，该行一名不愿具名的高层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上述时间表都是外界的猜测，H上市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限制和影响，需要银监会、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国资委等多方的意见，我们自己都没法准确预计时间，只能说希望能尽快实现上市。”另外，对于上述募集金额和承销商的信息该高层人士予以默认。

截至2012年该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30%，在同类城商行中处于较高水平，目前资本压力并不算大。“更重要的是借此调整它的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以及建立资本长效补充机制。”一名长期研究上市城商行的银行业分析师认为，“若能作为城商行H股首单，还将带来一定的品牌效应。”

行政主导的公司治理

“作为省属企业，董事长其实不一定需要懂具体业务，关键是关系协调的能力，能很好地领会、贯彻省政府的思路，抓准大方向。”在安徽当地金融圈人士看来，作为省属国企，这样的人事任命再正常不过，也不一定是坏事，能为银行的发展带来不少资源优势。“除了董事长，省政府还在行内安插了不少政府官员。”

据了解在该行的高管中，副董事长许德美、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张仁付，以及四名非执行董事都有政府官员的背景，可见省政府对该行的控制力度。其“公司治理”的情况也因此受到外界的质疑。

质疑声在2009年“行长事件”中达到高峰。当年安徽省委组织部在该行未召开董事会情况下宣布徽商银行行长停职，时任独立董事的吴晓求也对此事程序上不合规表示异议。

而在杨家才最初的设计中，徽商银行 “首先是企业，不是由政府说了算”。他提出行长、分管财务副行长名称应逐渐由CEO、CFO取代，目的是“减少‘长’字使用的频率，减少经营层的官本位意识”。并向媒体表示，“在今后的增资扩股中，要淡化政府的影响，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的办法是无官股、无控股。”

 “转折在2008年”，安徽当地金融圈人士告诉记者，当时徽商银行的“设计者”杨家才已离开安徽前往银监会担任银行监管一部主任。徽商银行还是在按照他当初规划的“整合、增资扩股，并积极运作上市”的步骤在走，但结果或许并不是杨家才想看到的。

2008年该行增资扩股50亿股，使股本规模跃居全国城商行首位，资本充足率由上年末的8%跃升至18%，这让徽商银行兴奋不已。

但本次增资扩股方案，国有股占绝对控股地位，其结构为：国有企业15户，募集股份达38.4亿股，占总募集股份的77%；民营企业10户，募集股份为11.6亿股，占总募集股份的23%。

在此次增资扩股事宜上，时任徽商银行独董的巴曙松、郭传杰表示过异议。时任行长的李和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引智大于引资”。“徽商银行最紧缺的并不是资金，而是按照国际标杆银行的标准，借助‘外脑’尽快将徽商银行打造成具有国内同业领先水平的银行。”

不过，省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很坚决。安徽省副省长孙志刚亲自主持召开徽商银行发展专题会议，要求参会的徽商银行国企股东对该增资扩股方案投赞成 票。

结果是国有持股比例从2007年的63%增加到72.04%，直接提高了省属国有企业的持股占比。这显然有悖于“通过增资扩股淡化官本位”的初衷。

调整之后的前十大股东中，前四名都均为省政府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高速公路总公司，加上同样隶属于省国资委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58%的股份，省属国企总持股36.3%。从此确立了省属国有股在该行的主导地位。

此后，徽商银行升格为安徽省“正厅级”单位，徽商银行的党政主要领导都升为安徽省管的正厅级干部。随后在2009年的董事会换届中，行长李和被撤职，吴学民接任。“明星”独董巴曙松、郭传杰离开，代替他们的两位独董分别是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杜长棣、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的戴根有。除此之外，多了五名来自前五大股东的高层担任非执行董事。

如今，吴晓求也卸任了该行独董职位，代表成立之初徽商银行市场化改革力量的关键人物已全部散 场。

地方政府小金库

一名曾就职于徽商银行零售银行部的高层告诉记者，“当年李和被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思路与省政府不合拍，比如在立足省内发展还是省外扩张的看法上与省政府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当时省组织部在银行内部搞得民主测评，李和未能入选只是表因，当然他搞的流程改革也得罪了一些人。”

当时城商行处于快速扩张期，李和倾向于尽快跑马圈地跨区域扩张。他在200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争取年内设立杭州、南京两家分行。”并提出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三年规划，计划随后三年在南京、杭州、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广州等地设立分支机 构。

安徽省政府对李和的这种思路并不认同，据当地金融圈人士回忆，当时安徽省副省长孙志刚在会上表态，“急着走出去干嘛，先做好省内再说。”

另外一个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宏观调控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对安徽省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省政府希望牢牢抓住徽商银行 “立足地方促发展”，对省内中小企业及民营经济提供支持。

其结果当然是按照省政府的思路来走，于是徽商银行错过了省外扩张的黄金时期，真正当它想要向外走的时候，又遇到监管层对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限制措施。

实际上2005年重组徽商银行的指导思想就是“以服务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和广大市民为宗旨，以改善地方金融服务、促进安徽经济发展为目标”。徽商银行也将市场定位为“服务三市”即服务市政、服务市企和服务市民。为此省政府设置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励各市政府为徽商银行提供财政存款，徽商银行以信贷支持作为回报。

徽商银行这几年的年报显示，其最大的十家贷款客户几乎全部是国资背景，涵盖了城建、公路、钢铁、矿业、土地开发等行业，而地方平台贷款占到很大一部分。其2012年报显示，前11大贷款客户中，有8户都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共达71亿。

在徽商银行的业务结构中，除了小企业贷款，市政和基建项目贷款占到很大一部分。这几年，徽商银行先后与合肥、芜湖、安庆、阜阳等市政府签署了银政全面合作协议。今年6月，徽商银行再与黄山市政府签署政银战略合作协议。约定2013至2017年五年间，徽商银行意向性为黄山市累计提供200亿元的融资支持，促进黄山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同时还与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市交投公司签订业务合作协议。

据了解，成立七年来徽商为推动安徽经济建设，累计投放信贷资金破万亿元，重点支持“861”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和当地中小企业发展，信贷投入的增长速度和增加额在省内同业中均保持领先。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7年时间安徽省政府会持续扩大对该行的控制力，以及为何徽商银行并没能走向杨家才初期所预设的“淡化政府应向，做到无官股、去官股”的道路。

实际上，徽商银行7年多的发展路径，途中遇到的向左向右的纠结、博弈，以及如今的尴尬处境，都暗含着各地方城商行普遍面临的一些境遇。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确是地方政府与城商行关系样本。

或面增长瓶颈

2009年3月，徽商银行巢湖支行正式开业，至此徽商银行实现全省17个市网点全面覆盖。当年5月份，徽商银行首家省外分行开业南京分行开业，随后便停止了分行扩张。

截至2012年年报该行仍然只有18家分行，而目前监管层对城商行省外扩张进行限制，徽商银行也只能偏安一隅，守住省内的业务。但早已密集布局的省内分支机构，开拓新市场的空间有限，该行接下来面临的或许是增长瓶颈。

徽商银行2012年年报显示，去年其资产总额3242.2亿元，增长26.2%；全年实现净利润43.06亿元，同比增长23.3%。对比2005年成立时的数据，2012年总资产和净利润分别是成立之初的5.7倍和18.6倍。但近三年的增长速度放缓，2010年，徽商银行规模相继被南京银行、宁波银行超过，去年底进一步被杭州银行超越。

另外，因经济增长放缓和银行业总体资产质量下滑，徽商银行2012年末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首次出现“双升”。该行去年前十位的贷款类诉讼案件，多以造船、钢贸企业为主。其中东方造船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0月29日逾期的1.47亿贷款，仍在“案件执行中”。

东方造船的这笔贷款是典型的政府引导性贷款。据了解，作为省政府861重点项目、当地政府2007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东方造船公司从一开始就与徽商银行有密切的合作。2009年，该企业出现流动资金困难，徽商银行枞阳支行主动介入，为其提供2000万贷款渡过难关，随后徽商银行再给予2.5亿元的授信额度。当时一个重要的背景是，2009年7月，安徽省政府发布《安徽省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计划》，要求加大船舶生产经营信贷融资支持，对建造中船舶实行抵押融资。

然而东方造船依然没有挺过这漫长而不景气的造船市场，并于2012年遭遇生死危机被迫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摘牌退市。因无力按时偿还贷款，开始不断陷入与各大银行的融资纠纷当中，9亿的银行欠款中，徽商银行就占到了两亿。

前安徽省银监局局长余龙武曾表示。“在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中，在地方政府面临政绩压力的背景下，要求地方银行提供符合政策方向的‘软约束’贷款，从而增加了潜在的地方金融危险。”如今涉及这么多的平台贷款和政策性贷款的徽商银行，其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