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节奏，走在曲线前
债券玩家
“去年下半年以来，政策性的放松开始出现，社会融资总量快速上升”、“中国经济的这一轮复苏更加依赖于融资，根基欠稳”、“海外市场量化宽松值得关注”、“去杠杆的过程经济形势比较痛苦”……类似这种宏观的、全局化的判断和谈论时常出现在这一群专业从事固定收益投资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口中。他们大多为名校金融学硕博出身，关心全球宏观经济大事，深谙各国央行最新动向，“通胀”、“经济增速”、“利率”话不离口，经济周期轮动时钟熟记于心。
与“全民炒股”的权益类投资的深入人心相比，这一群体是资本市场上更为小众的参与者—专注于对债券、分级基金A类资产、新股申购等相对低风险的投资产品。
说其“小众”，是因为债券市场的直接参与者人数少。国内固定收益主要以机构投资者参与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参与者从数量上远逊于股票市场。
但是大象无形，债券市场的市值连年扩大。2012年年底，国内债券市场的市值为23.7万亿元，超过了股票市场的22万亿元。虽然参与者数量不多，但是个人投资者中认知度更高的债券基金、银行理财等理财产品背后，主要由这部分人群运筹帷幄。尚未真正公众化的债券领域中，直接参与者正乐在其中，等待固定收益行业盛夏的到来。
“以前表内业务是存款来源和贷款应用，现在则是银行理财提供资金，资金的一边是各种通道，包括信托、券商资管、公募基金等机构来发行产品，另一边是发行债券和票据的主体即各种需要融资的企业。这个主体的规模非常大，每年的增量至少在2万亿元，目前总体规模在10万亿左右。”中国市场第一代债券投资人、乐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乐瑞”）董事长唐毅亭说，“从这个意义上看，老百姓买银行理财产品是在间接地参与债券市场，而金融脱媒化的潮流会进一步导致银行理财、债券业务的大发展。我觉得债券业务的夏天快来了。”
把握大势
每周一和周三早上，杨爱斌都是从探讨宏观环境变化的例会开始一天的工作。
杨是中国债券市场元老级人物。从事债券投资13年，曾经是华夏基金固定收益部的灵魂，历任华夏基金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总监。2011年年底，杨爱斌离开华夏基金，创办了鹏扬投资管理公司，继续专注于固定收益投资。
例会从每天早上8点30分开始，有时要开到10点才结束。鹏扬的投研团队成员为9人，包括交易员和从事宏观研究、信用分析、可转债、量化风险控制的研究人 员。
“债券市场的走势与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直接相关。因此，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来进行宏观投资策略调整。研究宏观大势是债券投资十分关键的内容。”杨爱斌说。
杨爱斌最早的债券从业经验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在平安保险的任职。如今，在经历了多轮利率涨跌、政策松紧轮回后，杨爱斌坦言，债券投资者追求的就是“把握节奏，走在曲线之前”。
2002年4季度时，市场上弥漫着通缩预期，债券利率很低。然而，从国家信贷快速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的经济数据中，杨爱斌判断中国经济会出现一轮复苏，应当进行战略性地债券减持。
然后理性的判断碰上了一场突袭的非典。200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环境继续向下，利率又创新低。
幸好，非典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又逢政府换届、国内投资力度加强，到2003年下半年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迹象。这时中央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导致2003年下半年债券市场暴跌。由于2002年年底已经开始减持债券，杨爱斌和他的团队避免了这次风险。
2004年初，从经济表象上看，继续通胀，继续提高准备金率，继续过热。是年1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竟然超过了50%。“看到这个数据，当时我们都吓傻了。我们判断债券市场可能会进入加息周期。所以在一季度前，我们仍不敢进入，主要以空仓和短期债券为主。”杨爱斌说。4月，宏观调控开始，市场中甚至传出要停止新增贷款的声音，杨爱斌的判断是：机会来了。2004年5月，财政部招标发行记账式四期国债367.5亿，当时负责保险资金资产配置工作的杨爱斌拿下该期国债140亿的份额，抄到债券市场的底部。
随着2005债券市场大牛市的到来，杨爱斌也迎来了事业的新起点。
2005年5月，杨爱斌加入华夏基金固定收益部。加入华夏基金后杨爱斌干的第一件事是大张旗鼓地买入企业债，正好赶上了企业债的最后一波行情。2005年10月，中国宏观经济市场发生大变革，汇率改革被重新提上日程。面对这一消息，当时大多数市场声音认为此举对债券市场是利多，对股票市场是利空。但是杨爱斌却持谨慎态度：汇率松动可能会导致更多热钱流入国内，进而促使通胀压力增大。因此杨爱斌开始逐步撤出债券投资，相应增加权益类资产如可转债的投 入。
市场印证了他的判断。2006年3月，通胀上升，M1增速远远超过M2增速。这时，杨爱斌对债券市场彻底看空，将所有债券空仓，久期缩到3个月以内。杨爱斌至今还记得，3月18日那天，华夏基金占据了市场抛盘50%的成交量。这样坚决的操作，甚至引起了华夏基金风控部的注意，特意来询问他大幅抛售债券的原因。
“利率高低、政策松紧，是一个轮动的过程。如果把握准了节奏，每一轮都是能挣钱的。”杨爱斌说。从债券市场大方向的把握上，杨爱斌鲜少失误，以有记录的业绩来看，华夏债券基金从2005年到2008年都保持着10%左右的收益率。
但是也会有错判的时候。杨爱斌的错判，通常都发生在那些在债券基金中占据仓位更少的股票投资上—比如2009年7、8月间，坊间对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信贷扩张的声音反对强烈，杨爱斌虽有所警惕，开始撤出权益类投资，但是速度却有些迟缓。
走在曲线前
如今，杨爱斌这样讲述他当前的投资策略：“从久期看，目前国内处在通胀从低到高的过程中，因此我们回避长期债券，偏向3年左右的中短期债券；从信用角度看，我们的判断是中国经济这一轮回升并非是实质性的而是靠借债来实现的，根基并不稳定。这也导致企业极有可能无法承担未来的融资成本进而产生信用风险，因此我们偏向选择资质较高的债券品种。”
决策是否准确最终需要交给市场验证，但是背后所倚重的逻辑线条，在学院派的债券市场投资者中却是一脉相承的—即通过经济现象判断未来发展趋势，进而转化为合适的操作策略。
宏观经济研究对于这些机构投资者来说，是寻找大方向决战债券市场的关键武器，杨爱斌的偶像们—比如索罗斯、鲍尔森、雷·达里奥（Ray Dalio）都成名于宏观对冲上的出色表现。
雷·达里奥管理着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桥水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他曾经在2007年时预测了美国后来的次贷危机。
“债券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都是机构，当你在买入时就意味着有其他机构在卖出，这是一个互相博弈的过程。怎么样才能做到比别人更牛？归根结底比拼的是大家对宏观大势的判断。所以，要找到领先指标，要‘走在曲线之前’。”杨爱斌称。
雷·达里奥也是乐瑞董事长唐毅亭的偶像。唐毅亭已在固定收益市场浸淫18年。2011年成立乐瑞之前，唐毅亭历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债券投资负责人和安信证券总裁助理，负责主持资产管理部和债券业务部工作。
在债券市场摸爬滚打多年后，唐毅亭也形成了自己分析宏观策略的框架。乐瑞内部有一个自主研发的宏观策略研究系统，它的操作界面类似于万得等金融数据终端，通过宏观数据、货币政策、资金面分析的模块化展示，最终为大类资产配置决策的做出提供支持。
“宏观策略框架包含了程序化后的世界各大经济体数据，并按照我们既定的逻辑展现。”唐毅亭说，“举例来说，进出口增速是衡量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通过历史数据研究，我们发现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和OECD国家固定增速增长这两个因素与进出口增速走势高度拟合，并且能够提前三个月做出反应，因此这两个因素将会成为我们考量进出口增速的风向标。”每三个月，唐毅亭都会和团队成员一起，对着系统里的各项指标开会分析，最终形成大类资产配置决策。之后每一个月，团队会回顾并根据市场变化对配置决策进行微调。
个券挑选
“与大多数至下而上的权益类投资不一样，固定收益的投资更多是偏向至上而下的分析，凭借对宏观的深刻理解决定大类资产配置，然后再从微观层面进行个券的选择。”前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团队负责人、连续多年获得新财富固定收益最佳分析师的徐小庆表示，“但是随着债券市场广度的扩大，微观层面的个券选择也成为收益贡献上很重要的倚重点。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也更加多元化，有些投资者并不擅长分析宏观，而是注重个券的投资机会。”
2008年以前，债券市场中以利率债为主，信用债还未形成发展态势，债券投资的风格仍然主要依靠大类资产配置和转换。2008年以后，信用债开始快速发展，直到今日，信用债在整个债券市场存量的比重已达25%，成为债券市场重要组成之一。
信用债个券之间差异很大，如何从具体的信用债中选出资质好、收益率高的债券，是固定收益投资最具实操意义的工作之一。
“信用债有外部评级，但是我们不信，很少真正采纳。这些年来出问题的债券，比如山东海龙、超日太阳，哪个外部评级不好？我们有自己的个券内部评价体系，以便对信用债进行筛选。”唐毅亭说。
“市场上垃圾债太多了。在超日太阳2011年年报出来之后，我们的内部评级就已经根据其财务数据将它评为CCC垃圾级，这样的个券我们不会碰。”唐毅亭表示，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通过个券分析规避信用风险了。
在乐瑞，投研人员和交易人员们在一个没有区隔的大开间里办公，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在安静地做着研究分析，在聊天工具上进行交易沟通，但是一旦交易指令发布，开放的办公环境就会为他们的沟通提供便利，“只要喊一嗓子都能听见”。
通常的交易流程是，投资总监给出指令，例如“我要一个长期的、高票息的城投债”，交易员便迅速反应开始在市场上询价，并及时反馈市场上该类债券的发行情况，寻找到可以交易的具体个券，而研究员继而根据交易员报告的情况，在内部评级系统上确认资质，最终确认是否要进行交易。
在杨爱斌的鹏扬投资管理公司，投研人员电脑屏幕上最常出现的就是企业财报和债券招募说明书。“很多人觉得债券研究只是纯数学、公式、模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非常综合的。你要了解企业财务状况、行业特征和周期，甚至一个区域的经济政策、资源禀赋等等，才能对债券的信用等级做出正确判断。”
“所以我总开玩笑地说，玩债券的最好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因为无论是宏观分析还是个券信用研究，到最后还是要考虑经济、政策、制度层面的东西。”杨爱斌说。
圈子文化
但是，债券投资者时常会碰到的状况是，因券源有限而抢不到券。“今天早上想抢一只券，但没有买到，晚了1秒钟。”杨爱斌说道。
中国债券市场分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占债券市场交易的95%以上，参与者均为机构投资者，不对个人投资者开放。与交易所市场不同，银行间场外市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交易之前先交朋友”。
“场外市场就像一个集市，每一笔买卖都是人与人谈判出来的。”杨爱斌说。因此建立人脉资源也是优秀债券投资者的重要技能。其中人脉资源既包括债券承销商—可以保证在市场火热的时候拿到量，也包括各大机构的交易员—他们知道谁手上有券或愿意接手，以及在债券回购中提供融资的资金拆借方 等。
交易员的日常工作就是挂在路透RM（Reuters Messaging）或是MSN、QQ等工具上进行询价和交易沟通工作，一笔买卖从早上开始谈到成交、结算、清算完成常常需要耗费交易员一天的时间。在路透RM上，债券交易员总户数大约在1万户左右，为自家机构询价谈判，各司其职。大多数交易员之间即便素未谋面，也早已“神交已久”，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圈子。
机构大佬们也有自己的现实版圈子。杨爱斌、唐毅亭、徐小庆都是北京的固定收益投资圈子成员，他们大约每个月会聚会一次，交流对政策经济的判断。 “固定收益的买方卖方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而且大小机构互补性又很强，银行可能偏向做国债和金融债，小机构可能更多地做垃圾债和信用债，大家互通有无很有必要。”唐毅亭说。
中诚信资讯副总裁郇公弟这样评价固定收益投资者的特色：“平和、儒雅、老谋深算。”
这种概括与债券市场本身的交易特色有直接关系。债券市场总体来说交易不频繁，以乐瑞管理的70亿资产量和低风险投资风格来看，通常一天的交易不超过10笔，而像中信证券或是农业银行这样的固定收益大机构，每天的交易约在300笔至800笔，即便如此，热火朝天的报价和分秒必争的建仓也鲜少出现。
与此同时，债券市场价格波动区间小，一年中大波行情出现的机会不多，一笔交易的盈利空间也不大，这更需要参与者们有独具慧眼的洞察力，提前预知时机，敏感把握住机会，获得超额收益。
不过，虽然投资品种都是低风险产品，但是通过各种操作手段，可以为这类低风险投资加上杠杆，增加风险收益。在债券投资手法中，最常见的即为债券回 购。
通俗来讲，债券正回购就是投资者用持有的债券进行抵押，不同债券按照不同折算率折算成标准券，从市场中融入资金。通过重复质押，投资者最终可以获得多倍杠杆。这种操作手法在杨爱斌和唐毅亭的产品中都有所涉及。但是通常，机构的风险意识会比较强，杠杆通常不超过3倍，在质押品种的选择上也更为保守。因为一旦债券市场环境恶化，高杠杆的债券正回购很容易产生巨大风险。徐小庆说：“拆卸杠杆是一门学问。需要投资人在判断市场有机会的时候加杠杆，市场有风险的时候降杠杆。”
老谋深算还体现在对套利机会的挖掘上。在债券市场中，偶尔会出现同一产品在不同场所、不同时间段的差价，套利空间由此出现。常见的套利手段有可转债回售套利（如新钢转债）、债券避税套利（如庞大债）等。
其中债券避税套利，是机构和个人都在参与的游戏，这个游戏建立在一个背景信息下：企业每年的付息日，如果个人持有债券，需要交纳20%的利息税；但机构账户是免税的。
债券流动性较差，为了规避付息，许多个人投资者都会在债券付息前将债券卖掉，企业付完息之后再买回来。这样就形成了债券低估的洼地。对于机构来说，这正好形成了套利的好机会，他们可以在付息前买入债券，付息后再卖出。但是，如果个人投资者提前布局，就可以在付息前坐等机构账户抬轿，然后获利离 场。
不过债券避税套利并非每次都能成功，最终结果还需要看机构和个人的博弈。
“这也意味着，固定收益并不一定是低风险。我们的观察结果是，国外出现金融危机时，很少出在权益类产品上，罪魁大多时候都是固定收益产品。因为，可质押债券使得固定收益产品更容易运用杠杆，一旦亏损发生，不仅会亏掉自己的资本金，还有抵押借来的其他资金。”徐小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