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投行“三派”

“国内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已经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对投行业务的不同定位，将会使各家银行在这个领域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谈及眼前的竞争格局，民生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张立洲如此评论。

自2002年工商银行经央行特批，在国内商业银行中第一家设立投行部门至今，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之路已经走过了整整十年。在此期间，国内主要商业银行不仅实现了投行业务规模上的跨越性增长，在业务的重点发展方向上也日益多元化和差异化。

“过了摸索期，基础业务都会了，大家的本事不同、资源不同、胆量不同，从2007年起，在业务创新方向上的路子也不一样。”一位曾供职于工行投行部门的人士表示，“走到今天，就成了模式。”

不过在过去四年间，无论是深耕基础投行业务的“传统派”，还是将投行业务与资产池运营、金融市场业务密切关联的“理财派”，抑或以资产管理为主体、接近华尔街投行风格的“资管派”，其业务收入几乎都实现了年均40%以上的高增幅。

自2010年起货币政策调整所引致的信贷规模收缩，使得包括投行业务在内的中间业务，愈加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寄予厚望的新兴利润增长点。但日趋严峻的经济形势，亦令各银行投行业务模式开始真正面临实质性的考验。

既往的佳绩，究竟是源自有效的业务创新，还是仅仅搭上整体经济增长的“便车”？在未来的竞争中，何种业务模式更有利于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提升？投行业务与传统业务又应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随着各家银行在“三岔口”前的不同选择，上述疑问或许会有答案。

传统通道制

作为一名自2005年起即专司银行投行业务的资深人士，张立洲更愿意将眼下国内银行在投行业务上的“群雄逐鹿”，视为坚守通道制业务和转战新兴资管业务两种不同发展思路的竞争，而在资管业务方面，又可派生出偏重资产池理财和侧重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或股权投资的不同模式。这一观点亦得到多位来自工行、光大及兴业等银行资深投行人士的认同。

“通道制业务主要是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以及为一些并购项目提供融资服务，投行部门不必从中承担太多直接风险，只是赚取一个手续费的收入，不过，作为承销行，银行信用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捆绑在其中的。”有股份制投行人士表示，对一些风险厌恶型的银行投行部门，“把这种基础业务的交易量做上去，正是他们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的来源”。

在国内主要商业银行中，光大银行可被视为这种坚守通道制业务的投行模式代表。仅在2009年至2011年的三年中，光大银行虽在客户资源上无法与工、农、中、建等国有四大行抗衡，但在债务融资工具总体承销规模上始终位居行业前三，主承销规模始终保持行业前五，承销手续费收入亦实现了由近3亿到4.5亿再到逾6亿元的三级跳。而在光大全部投行业务收入中，承销手续费收入也长期占到七成以上。

“光大银行成功的关键，在于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积极把握以及对新债务融资品种的快速上手。”一位股份制银行投行人士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光大的债券承销规模肯定不是最大的，“但从2009年以来，光大每年承销过的企业数量却是最多的”，“这意味着单笔企业的债务工具承销额不会太大”。

另一方面，光大银行也是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及非公开定向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等新兴债务融资工具最早的试水者。这些新型债务融资工具也成为了光大银行拓宽传统通道制投行业务收入来源的重要依托。

不过多位银行投行人士也认为，光大、中信等银行以传统通道制业务为主体的投行业务，之所以能在近年始终维持较高增速，很大程度是“沾光”于宏观经济持续高增长和信贷政策的反复。

一家同样以债券承销业务见长的城商行投行部门人士坦言，“低风险的通道制业务肯定是能赚钱的，但像这几年赚得这么快，就要‘靠天吃饭’。”同时，由于各家银行竞争激烈，承销费率也持续下滑的，很多银行更多的还是看重承销类业务的存款派生效应。他更大胆预测，随着今年整体经济形势趋紧，银行通道制业务收入的增速可能普遍回落至20%左右。

资管新派

有意思的是，作为目前国内通道制业务收入最高的商业银行，工行的投行业务却在另辟蹊径，走上了依托庞大资产池、以对公理财业务为主体的独特道路。一位前工行投行部门人士则形象地将这一模式喻为“面包加牛排”，“传统业务就好比是西餐里的面包，没味道，但必须得吃，做起来也不轻松。而特色的对公理财业务就是牛排，这才是重头。”

以2010 年度为例，当年工行实现投行业务收入155 亿元，同比增长23.7%，其中对公理财业务实现收入68.86 亿元，同比增长55%，“这主要是对公理财产品销量上升后，随之而来的产品推介费、投资管理费以及销售手续费这些收入都有快速增长。”

但工行对公理财业务并非由投行部门独立运作。在对公理财项目的背后，则是工行受托理财资金近1.3万亿的庞大资产池。这一涵盖多个市场、资产品种繁多的资产池，其近年来出色的投资业绩，成为工行投行部门积极展开营销的依托。

但也有银行投行人士指，这种“资产池”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资产池规模，“这也就决定了这样的模式只有少数银行可以做得好，比如有股份制银行想学工行的‘资产池’投行，其实得多考虑一下。”

相比之下，民生银行与建设银行的投行业务模式或许更为接近人们印象中的华尔街投行业务。其中民生银行投行部推出的“上市直通车”、产业整合基金以及建行投行部发起募集的8支主体产业基金等，均可算是这一模式下投行业务的典型代表。

“‘上市直通车’是为企业从酝酿上市起到成功上市，乃至上市后一段时期的综合金融服务需求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使企业尽快具备上市条件，从而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张立洲介绍称，“这个过程中，投行服务所提供的实际上是包括战略规划、债务融资、股本融资、股债混合融资、资产重组、债务优化、并购整合，以及各类咨询顾问在内的系列综合性金融服务，甚至还包括对券商、律所等中介机构服务的整合。”

民生银行将投行创新服务手段与传统金融服务工具相结合的服务方式，比目前国内不少银行投行部门单纯意义上的IPO咨询服务要更为复杂，而由此获得的复合回报，则同样远远超出单纯的咨询服务费收入。“民生银行能够拿到的有利息收入、承销收入、顾问咨询收入以及股东财富管理收入等多样化回报。”一位兴业银行投行部门人士分析称，“这种连带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建行2009年以来在投行业务方面所迈出的步伐则更为激进。除去与民生银行上市直通车类似的“金融全面解决方案（FITS）”外，建行投行部积极推进的产业基金项目，则成为国内银行投行进行股权投资的首例。

然而，前述兴业银行投行部门人士也称，以民生、建行为代表的新型投行业务模式，对于投行业务团队的专业能力，尤其是跨市场运营及风险控制能力要求颇高，“国内很多银行在这一块的表现，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考验”。

事实上，今年以来，一些潜在的隐忧已经浮出水面。一位国有银行投行人士就暗示，建行投行部“正遇到了一些麻烦，有几单新型业务的收益情况可能远远逊于当初的预期”。

避险

尽管多种业务模式都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回报，但对投行业务风险过高的疑虑，在国内银行业中始终挥之不去。金融危机以来，部分跨国银行投行部门的槽糕表现，更令这种质疑之声骤然放大。

“国内银行投行部门这几年做的资产证券化类的产品也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涉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基建项目的“信托加理财”类型产品，隐藏的风险其实是很大的。随着地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的加大，这些证券化产品的风险很可能会集中爆发。”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投行部门高管就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而在另一方面，对银行投行业务可能冲击监管原则及《商业银行法》规定的疑虑，同样是此起彼伏。“银行投行的一些业务，比如财务顾问，就被很多银行当作变相获取高息的工具，而且还可以拿这个冲高中间业务收入。”前述原工行投行部门人士表示，“还有的业务，比如信托受益凭证和股权投资，有时也是打分业监管的擦边球。”

而对上述质疑，很多银行投行人士并不完全认同，“银行传统信贷业务尚且有不良资产，何况新兴的投行业务？个别银行投行业务风控做得不够好，但不能说整个行业都有问题。”事实上，各家商业银行也都在积极推进投行业务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对该类业务风险的控制。例如，民生银行对于投行项目的审批就采取了专设“总行投行审批委员会”、年末全面回溯评估等多种独特的措施确保有效控制投行项目的风险。“审批委员会由风控部门和投行部门共同组成，对于项目实行‘一审即终审’。同时，由总行派员直接参与项目，确保项目一旦出现变化，能够迅速反馈到总行，并及时得到解决。我们的资产质量很好。”张立洲很自信的告诉记者。

最令张立洲感到满意的，则是民生投行的内部“投行保荐人”制度。“我们从分行选拔优秀产品经理、风险经理和客户经理，由总行统一组织笔试、面试，通过者再进行集中业务培训，尤其是对风控进行培训，并在总行进行业务见习，成功实现投行项目保荐者后获得正式投行项目保荐人资格，实行注册制管理，并由总行进行动态考核。由分行推荐的投行项目，也由这些内部保荐人首先进行筛选后才能正式进入投行业务流程，确保把好风控的第一关。”

不过，包括张立洲和一位兴业银行投行部门负责人在内的多位银行投行业务高管也表示，现阶段银行投行业务的创新总体属于“不需要牌照的有效创新”。，

“说实话，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很多银行投行创新能力不足，过度担心投行对分业监管的冲击。”一位股份制银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