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触礁

郑义宣是现代汽车集团董事长郑梦九唯一的儿子，近年来，他在这家韩国第二大企业中的地位正逐渐上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5岁的郑义宣是韩国财阀1970年代子女中表现最出色的一位，身担起亚汽车集团及韩国最大汽车零件制造商现代摩比斯(Hyundai Mobis)的双料总裁。据悉，现代汽车、起亚汽车和Hyundai Mobis是整个集团的三大旗舰企业。

不难想象，在最近起亚汽车开设斯洛伐克工厂的项目中，郑义宣开始学习如何扮演重要角色。该项目价值10亿美元，是韩国公司史上最大的海外投资之一。这座年产量30万辆整车的工厂预计明年下半年全面投产。去年，在参加完法兰克福汽车展后，郑义宣立即赶到斯洛伐克的工地视察。工厂建设期间，他频繁往来于韩国和工地现场，逐个检查项目中的各个细节，如同一位苛刻的战地指挥官。在对待细节的态度上，他与自己的父亲十分相似。

现在，父亲处境艰难，已经暗中为正式加冕做足准备的郑义宣，也因此被推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郑氏连环套】
至少从2001年开始，郑氏父子就开始执行权力转移计划。当年，郑梦九父子总计投入约500万美元建立了Glovis运输公司。由于掌握着现代和起亚汽车的海内外运输专营权，Glovis成立的第一年就创造了2.03亿美元的销售额，净赚670万美元；2005年，其销售额达到了15.8亿美元，净利润为0.82亿美元。无疑，这种滚雪球效应在短时间内为郑氏家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郑氏父子采用的是创始家族继续控制公司的典型策略之一：家族集团之外，单独成立一家公司，并确保它能够从前者那些利润丰厚的子公司中获得诱人的订单。一边转移财富，家族成员一边利用这些财富来购买集团中旗舰公司的股份以巩固控制权。所以尽管他们手中掌控的集团公开发行股票还不到5%，但却通过复杂的交叉持股将集团中所有子公司控制在手中。

郑梦九正是通过利用Glovis以及其它几个没有上市的公司将集团控制权转交给郑义宣。郑梦九仅仅拥有现代汽车4.1%的股份，但另外两家关联公司让他有充足的控制权。看起来，郑氏家族为此设计了一个精巧的资本连环套：现代拥有起亚汽车36.3%的股份，起亚拥有Hyundai Mobis18.19%的股份，Hyundai Mobis则把持现代汽车15.1%的股份。

现代汽车及其关联公司之间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造成了独特的杠杆效果：事实上，只要能够控股起亚、Hyundai Mobis和现代汽车这三家旗舰公司之中的任何一家，就能够撬动整个现代汽车集团。

郑氏父子在旗舰公司中选择了起亚。在正式成为起亚总裁之前，郑义宣已经掌控了这家子公司近1%的股份。当时，舆论就敏锐地觉察出这是他未来掌控现代和起亚的信号。“那是第一次郑氏家族成员这么大规模地购买现代或者起亚的股份。”一位现代汽车的内部人士说道。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找到更多的资金来控股起亚？

在调查今年2月现代汽车关联企业Bontec的股价被Hyundai Autonet收购前是否遭到操控提价时，警方偶然发现了问题的答案。根据检察官的分析，此次操控提价很有可能是为了帮助郑义宣建立基金来购买关联公司的控股权。去年9月份，郑义宣向德国西门子公司出售了Bontec30%的股份，据估计，通过此次交易，郑义宣获得了6000万美元的利润。两个月后，得到资金支持的郑义宣买下了起亚汽车0.98%的股份。如今，他共拥有这家汽车公司1.99%的股权。

除了对起亚的控制，郑义宣还拥有Glovis 39.85%的股份，该公司在去年12月份成功上市。按照韩国的规定，IPO后的6个月之内，郑义宣无法抛售手中股票。但外界相信，一旦禁售期结束，郑义宣一定会出售Glovis的全部股份，以便获得近1.6亿美元的收益，用以购买起亚汽车的更多股份，以实现控股目标。今年3月，尽管Glovis受到CEO李朱恩被捕新闻的影响市值下滑16.6%，但它依然是一份价值15亿美元的雄厚资产。

被起诉之前，郑氏父子共拥有Glovis约60%的股份，并且已经从中得到了超过1亿美元的利润回报。这得益于2004年将公司20%的股份出售给挪威船运公司Wilh. Wilhelmsen以及过去4年来的丰厚分红。而根据上市前签署的协议，郑梦九有权以合理的价格回购这20%的股份。
如果不是韩国监管当局以强势介入的话，郑梦九或许会通过财产捐赠的形式，将自己在Glovis的全部股份转让给郑义宣——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苛税猛于虎】

郑义宣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李在容？

后者是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的独子，目前唯一的头衔是三星电子副总裁。李在容是实际控制三星集团的Everland公司的最大股东，但数月前，他获得Everland股票的途径却因受到政府怀疑而遭到调查，李在容的上升之路就此停止。

现在，韩国的财阀阶层热衷追踪现代汽车事件的每一步进展，因为这关系到家族企业最核心的基础——将权力和财富交给下一代。

1960年代，韩国总统朴正熙鼓励家族企业的发展，并为那些制造业出口型公司创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这是三星、现代集团的创始者白手起家的黄金年代，数十年间，他们积累起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财富，并为韩国家族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现在，和二战时期建立的西方家族企业一样，韩国的新型家族公司正在步入一个立嗣高峰。

几乎没有一个父亲不希望将家族企业控制权移交给儿子，这并无过错，问题在于传递的方式是否妥当。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这些财团的第二代继承人平稳安全的获得了集团控制权。但同时，得益于税务体制的漏洞，以及社会对苛重遗产税的同情，他们并没有按照韩国法律规定缴纳相应的遗产税。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投资者对于财务数据特别是对纳税的关注，使得父子间的权力交接变得十分困难。同时，大量外部资金的注入使得家族在集团中的原始股份被大幅度稀释，加之近些年来韩国政府监管的加强，许多财阀不惜以极端方式进行权力交接。导致这种极端思维最直接的原因是韩国高额的遗产税。

5月，韩国最大的折扣店集团新世界集团宣布，董事长李明希需要为自己的儿子获得公司控制权而支付高达约10亿美元遗产税。而未来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若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儿子，他需要支付约15亿美元的遗产税。

李健熙拥有三星电子1.91%的股份，大约价值18.3亿美元。李在容获得这些股份的代价是10.6亿美元。如果李在容希望得到父亲在其它关联公司以及母亲手中的股份，则总计需要掏出15亿美元。这几乎超过了他们现有资产的二分之一，如此高昂的遗产税在客观上形成家族企业禅让制的最大威胁。

冒着被判刑的危险，郑梦九希望不动声色地将400亿美元的资产转至独子门下。否则，经过遗产税的扣除，后者很难继续控制现代汽车集团。

郑氏家族的经历几乎再度回应了一个古老的东方问题：苛税猛于虎。一些经济学家呼吁重新审视遗产税的法规。他们认为韩国的相关法规过于严厉和僵化，在某种程度上迫使这些财阀使用非法手段将控制权交接给后代。不难想见，如果韩国的相关法律不对此做出相应调整，除非郑梦九们甘心情愿地放弃一半财富或集团的控制权，否则，类似于三星、现代汽车的故事还会继续上演。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根据财阀民间组织韩国行业联盟（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的数据显示，降低遗产税的趋势正在全球风行。1972年的加拿大、1977年的澳大利亚、1992年的新西兰都曾降低遗产税税率。目前，美国布什政府支持取消遗产税以鼓励企业家大胆经营，而同样的呼声在加拿大、意大利和中国香港地区都日渐高涨。

但韩国官方却并不愿在遗产税法规方面有所放松，他们认为，通过严格的遗产税法规，能够迫使韩国财团启用更多的职业经理人，从而提高公司治理的透明度。“我们的税负远低于日本和德国。” 韩国财政部副部长金永民公开批评对遗产税的指责，“而且这些继承人还可以使用为期15年的分期付款方式来支付遗产税。”政府显示出了强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