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下午，美国马萨诸塞州达特茅斯传来一声枪响，56岁的詹姆斯·麦克唐纳在汽车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华尔街众多职业经理中，麦克唐纳算不上大名鼎鼎，然而，和麦克唐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赫赫有名的洛克菲勒家族。麦克唐纳担任洛克菲勒资产管理公司CEO长达八年，被誉为洛克菲勒家族能找到的“最好的管家”。

对于麦克唐纳的死因，据麦克唐纳的朋友和同事说，他的自杀与生意基本无关。麦克唐纳长期受精神抑郁症的折磨，而他的死正是一种解脱。

从某个角度看，麦克唐纳是幸运的，毕竟他为自己的病症找到了一个解决出路。但在中国，类似和他一样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却可能更多地要面对的是束手无策。在今年10月10日，世界第18个“精神健康日”时，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总人数已经超过1亿，精神疾病发病率超过7%，其中大部分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

不难理解中国精神疾病患者增多的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而与之相配套的医疗设施以及社会救助体系并没有随之形成。尤其是去年汶川大地震后，治疗心理疾病更是成为一个全社会性的话题。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一个潜力巨大但却十分独特的市场正在中国形成。因为长期以来，被俗称为“精神病”的心理疾病，一直不为病人本身和市场认可，传统观点中，这并不属于真正的病症，因此甚至不存在相关的医药和医疗市场。而这几年来，在“精神病”被抑郁症这类名词代替后，似乎市场也开始火热。据一些医疗保健咨询公司的分析，中国的精神科药物市场规模从1990年代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2007年已经增长到2.5亿美元，在2012年则会增长到10亿美元左右。

所以现在奇特的局面是，一方面是市场参与者，尤其是跨国药企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培育，终于开始积极推出新产品来救治患者—目前在中国上市的精神疾病类药物，仅以抑郁症为例就有十几种，其中包括礼来、辉瑞、西安杨森、惠氏等知名跨国药企的明星产品都在其中，并且为了提升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一家公司甚至在短短几年就接连上市新产品—而另一方面，却是更多的患者观念依然停留在过去，无视自己的精神疾病问题。 

拓荒行动

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漫长等待后，王彦玲终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佳境。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心理门诊医生，她清楚记得在1996年之前，自己的职业几乎还无人知道，每天上门就诊的人也寥寥无几。直到在1996年一部名为《心理医生》的电视剧热播之后，情况才稍微开始好转，就诊人数增加到3、4个。熬到了今年，每天的人数终于出现十六、七个的情况，这几乎是属于爆满了。同样，王彦玲的一些同行—每小时就诊费用高到数百元的私人心理诊所—今年也开始有了生意火爆的迹象。

但直到今天，王彦玲还能接待到这样的病人：一个带有明显焦虑症状的孩子，从11岁到16岁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做了一大摞检测报告找不到病因，孩子母亲一直拒绝承认是心理问题；一个从高二开始就有明显的失眠、抑郁症状的学生，没有考上大学。“他妈妈带他吃了很多中药，如果能够及早发现是心理问题对症下药，他的人生道路可能就不一样了。”王彦玲说。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但是市场并没有完成普及工作。事实上，虽然各大制药企业都先后在中国上市了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然而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要忍受市场的平淡—就中国抗抑郁药市场而言，拥有世界1/5的人口，市场总量却只有世界市场总量的1/200。以至于一位欧加农高级医药代表在几年前曾不屑地说过，“因为市场实在太小，我们在中国基本上放弃了专利申请。”欧加农是全球数一数二跨国药企先灵葆雅的子公司。

因此全球第一个被美国FDA批准、被海外媒体誉为“世纪之药”的美国礼来公司的抗抑郁药“百优解”，在1995年也是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想法进入中国市场。作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抗抑郁药物，面临的状况是“不仅普通公众，即使是大多数非精神疾病的大夫也缺乏认知”。结果，1996年“百优解”在中国的年销售额还不到100万元。

幸运的是，作为第一批拓荒者，礼来敏感地意识到要想赢得市场，就必须先做教育市场的工作，从那些“非专科医生”做起—中国的专科医生资源缺乏，平均每10万人中才有一个精神科医师。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每1万中就有一名精神科医生。此外目前中国有四分之三的抗抑郁药物是非精神科医生开的，但地市级以上综合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

于是，礼来1996年在中国启动了“礼来旭日工程”，组织了几百场大型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编辑临床参考资料，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疾病普及活动，近30000名医生参加了抑郁症识别与诊断的培训，其中通科的医生占了很大比重。

这在当时并非易事，西安杨森中枢神经产品市场总监王彤焱回忆说：“上大学学临床医学，大家不愿意去精神病院实习。连我们学医的学生都不愿意去接触那些人，可见社会上的压力有多大。”

但通过礼来的“旭日工程”，那些检查结果正常就急于把病人转出去的通科医生，开始注重从病人精神症状上寻找病因了，病人看病都会定期收到礼来寄送的精神卫生资料。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启蒙，礼来的品牌在医生和病人群体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最初惠氏的“怡诺思”—目前全球销量第一位的抗抑郁药物—在中国上市时，就没有那么幸运。惠氏当时仅把它看成专科药物而派了几个人去做销售，结果和全球形成强烈反差，它在中国十几个上市的抗抑郁药物中排名倒数第一。

在反思后，惠氏认为，此时的市场已经不可能在人力和成果上像礼来那样做一次大普及培训，只能细化到更深入的市场。通过市场分析，惠氏发现由于对精神疾病和神经疾病的混淆，近一半病人首次是去神经科就诊的。而和其他通科医生相比，神经科的医生也更愿意了解精神疾病。因此，惠氏的医生教育锁定了神经科，并且组织神经和精神学科的专家共同探讨一些大脑疾病的课题。惠氏还特意设立了精神科医师奖，曾经让一些获奖的老专家激动不已，因为这是老专家在这个领域的贡献获得了首肯。

除了医生培训，对于病患和大众的普及宣传也做得更加专业、到位。惠氏就“怡诺思”这个产品设立了专门的网站，包含了抑郁症的病因、诊断等基本普及知识。此外还开始了“绿丝带”关爱行动，深入社区和大学进行认知抑郁症的宣传活动。在进行活动中，惠氏并不刻意去触碰人们对于疾病敏感的心理，而是强调“了解得多一些，可能就会帮助到你身边有需要的人”。就在北京航天大学进行讲座后，一个女学生等候了良久，对讲座的安定医院院长说：如果不是来听了这个讲座，我可能就去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