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标
江苏省黄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文 本刊记者 岳淼

在这场地震中，死亡的气味是从5月13号开始在都江堰这座城市弥漫开来的，所有的人都泪流满面。那天，我带领着60台卡车、挖掘机、吊车以及推土机出现在都江堰聚源中学。当我跳下车，数以千计的尸体就如同凝固的雕塑一样摆放在每一寸废墟的边缘之处，在深埋的废墟之下，无数人呻吟着死去。当时缺少救援设备，徒手搬运石块、钢筋混凝土的士兵们置身于最真实、最血腥的灾难现场，所有的人都极度克制着挫败感。

我率领的这只队伍，70%的人都当过军人。他们和我一样刚刚42小时前从江苏、安徽全国各地日夜兼程，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了灾区，我也骄傲地成为自发抗灾抵达地震灾区的首支民间队伍。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武汉开董事会，突然接到了成都朋友的电话。心急如焚的我随即给远在合肥、南京负责拆迁业务子公司的下属们挨个打电话，要求组织120名司机、60台重型机械以及搭载的重型卡车火速开往成都。为节约时间，我告诉他们连衣服都不要换，但要加满所有车辆油箱的油。

当天，我带上25万现金、200万支票火速从武汉飞往成都。在上飞机前，我列了一个满满的采购清单：迷彩服、作战靴、水壶、饮用水、饼干蛋糕以及药品，根据经验，我特别采购了一批工程机械易损件，比如钻头和轴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装备：油罐车。成都城内所有的油罐车要么已经被调往地震重灾区。要么司机担心震区危险，不愿意前往。最后我从内江找到了一辆10吨油罐车，加满柴油后用了两个小时赶到成都。

我挨个给手下的司机们鼓劲，强调三个原则：一不怕疲劳，二不怕牺牲，三要连续作战。我伸出左手要求所有人像我一样拳头握紧，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我也不知道救援队伍中将来会不会有没有人员伤亡，这种事情很难说。5月14日凌晨三四点钟一直到晚上9点钟，车队陆续到达目的地展开救援。我一个人拿着大喇叭到每一栋可能有人的废墟上喊“有人吗？”。我做拆迁出身，经常指挥工人们进行废弃建筑物的定向爆破，对建筑结构多有了解，我并没有漫无目的地寻找。

在那种环境中，你很容易崩溃。在短短的1天之内，我们发现并营救出7名当时还活着的学生，最终活下来的只有4个。我对一个小姑娘印象深刻，她穿着花格子衣服。营救出来的时候，她还能清楚和我讲话，放在地上担架上两三个小时内眼睁睁就死了。晚上7时，对她的抢救宣告放弃。我呆呆坐在那儿，当时下着蒙蒙细雨，一个人憋得难受，就哭了——我的童年，兄妹5人，在困难时期，不幸活活饿死了两个。

在休息间隙，我前往难民聚集地发钱给他们，很快就发出了10多万。之后接到部队救援请求，我将车队划分为三拨，分别开往北川、什邡和绵阳。15号凌晨6点钟，我随即赶往北川中学救援。前往北川的道路被塌方所阻隔，并不好走。我带领的工程机械随即派上了用场，两台挖掘机很快在群山之中挖开缺口。欲哭无泪的家长们在残垣断壁下孤立无援。我那时候已经3天没有合眼了，心急如火。我又拿着高音喇叭对可能生还的地方呼喊，很快发现了另一名生还者。这名叫龚婷婷的女孩已经被深埋了长达60个小时，奄奄一息。我背起她，走在瓦砾之上，体力不支。脚步打滑，差点摔倒。背上的女孩向我的领口哇哇吐血不止，起初她还能说话，后来就不讲话了。现场没有医护人员。就这样，孩子无助地死去。我们在北川先后抢救了将近200人，但真正活下来的只有11人。在北川曲镇幼儿园我救出来一名叫曹小磊的男孩。他嘴巴干干的，在幼儿园床下瑟瑟发抖，终于活了下来。曹是这个幼儿园我们发现的唯一幸存者，而我则亲手埋葬了死去的43条年幼而鲜活的生命。

灾难来得太快太猛烈了，我救援的中学整个班除了跳窗的两名学生，其余人全部罹难。在操场上，等待认领的孩子遗体一字排开，有数十具之多。我难过极了，用书本盖住每一个逝去孩子们的脸，帮他们赶走飞来的苍蝇。

并不总是绝望。之后我驱车来到北川茶厂，几名香港志愿者正用生命探测仪在那里探测。一名37岁、名叫桑翠兰的女工被我们拖扶了上来。17号下午我被调配到映秀镇。负责在巴掌宽的塌方路面帮助军队进行道路施工，左右是陡坡、悬崖和深不见底的岷江，路面已经被震开碗口大的裂缝，可以伸脚插进去。崩裂的山体源源不断地从山顶垮塌下来，我整整推了两天半路，协助军队在岷江边打通了一条仅仅容纳一辆小车的临时公路后，物资和救援队才得以通过这条生命之路，源源不断进入映秀。

当离开一地前往另一地救援的时候，我都会在废墟前收集整理那些死去孩子们的课本，等撤回成都的时候，超过一千册，我托下属将这些课本空运到南京放在自己办公室里。这么做，一来是我想给自己留下永远的纪念，同时也想给那些与死去孩子在阴阳两界离散的家长们一个念想。

长达一周多的救援，救援队烧掉40吨柴油，临别时，油罐车司机连每小时3000块钱的工本费都没有收；在救援期间，我还在成都临时租赁了10余台挖掘机，刚开始说好，一小时工本费300块钱，工人最后一分钱都没有要。他们说我像条川江汉子，是个好人，而我则抱着他们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