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秀丽没有压抑住自己的火爆脾气,拍着桌子冲对面四个联发科技(MediaTek Inc,以下简称联发科)的人大声指责起来。
“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用展讯科技的产品,只能用你们联发科的?”
“我们也只是‘奉旨行事’,请您谅解。”
此刻是2006年年中,北京天宇朗通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和它的手机芯片方案提供伙伴联发科刚开始合作两周。天宇朗通的总经理荣秀丽无法接受台湾合作伙伴的英特尔式作风——凡是其客户,绝不允许采用竞争对手的产品。天宇朗通以前采用的是中国大陆的展讯和美国模拟器件公司(ADI)的手机芯片解决方案。
但荣很快便发现,自己对联发科的一揽子手机芯片解决方案“上瘾了”。有了联发科的方案,天宇朗通最短在3个月就可以完成一台新机从设计、研发、生产到最后摆上柜台的全过程,而这一周期在国外成熟的手机厂商那里,通常需要1年半。
联发科承诺的质量可以与诺基亚比肩的说法,看起来也非夸张。天宇朗通的低端产品返修率现在约为4%,中高端为7%-8%。
即便问题来了,联发科的服务响应堪称迅速。在荣秀丽去联发科的北京办公室提出了一大堆要求和问题后,他以为对方起码要在一两天后,才能给回复。但就在她打车回单位的路上,就接到了数十个电话,开头第一句话都是,“老板刚才指示我,让我马上帮你解决问题”到荣下车后,所有问题基本都得到解决。
运气看起来不能再好了。到了2006年8月份,天宇朗通的“天语/K-Touch”品牌手机的出货量已达到80万部——仅仅5个月前,这家公司才拿到手机生产牌照(此前它是一家手机分销商)。到今年11月份,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了4%-5%,仅次于联想移动的6.2%,在国产手机中排名第二。而其销售额,据公开资料也已经超过12亿元人民币。如今,天宇朗通已成为联发科在内地手机市场的最大合作伙伴。
曾令中外手机制造商挠头不已的中国庞大的“黑手机”产业更是对联发科感激涕零。一年前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电脑城里逛一圈,就会发现若干外形似曾相识的“著名品牌”手机,比如“Song Ericsson”、“Motrola”或者“三新”,还有一些你从未听过的品牌,比如“野马”、“东方龙”。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联发科的芯片套上了畅销手机型号的外壳。黑手机一年前一度在中国市场占据1/5的份额,其“过人之处”便是能在挑中市面上新品机型的外壳后,3个月内便实现销售和回款。
业内流传的说法是,中国内地有1亿台左右的国产手机都采用了联发科的芯片解决方案,而整个国产手机的出货量今年也不过1.8亿台。如果再考虑到所有在中国生产的手机(包括外资品牌)已经占据了全世界产量的45%左右,联发科的全球地位已经无庸置疑——根据联发科自身的数据,其在手机芯片领域全球排名仅次于高通(Qualcomm)和德州仪器(TI),位列第三。
投资者对此局面笑逐颜开:联发科的销售额过去五年来实现爆炸式增长,仅2007年的前三季度营收就达18亿美元。联发科在台湾股市上的市值也飙升至6000亿元新台币(约185亿美元),股价从三年前不到250元新台币直涨到现在的650元,一度是台湾股王。当地舆论则将联发科盛赞为自鸿海以来新一代台湾企业的代表,正在“终结美国大厂独霸局面”。在内地,联发科的创始人蔡明介则被业内冠以更具争议性的“黑手机之父”。
这并不妨碍联发科赢得对手的尊敬。“在联发科面前,我们还只能算‘小弟’”。展讯科技的总裁武平对《环球企业家》说。展讯总部位于上海,是内地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设计公司。
而做到这一切,联发科几乎用的是火箭般的速度:它进入手机芯片领域,至今不过只有7年光景;进入内地市场,也只有3年。
身材瘦小、不善言辞的蔡明介并不认为这是多么值得夸耀的成就。“我们只是为这个行业提供了应有的附加价值”,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不是什么‘手机教父’,也千万不要用‘统治力’这个词。”
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内地媒体的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