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的导演是陈德森，陈可辛挂名监制，我不懂电影——这算不算陈可辛的作品？如果算，陈大导十多年来还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堕落的速度不比张大导慢。

陈少白说，“我们这一代要牺牲是为换来重光那一代的幸福”，最后年轻人都死了，老的倒还活着。阿纯问阿四：你知道你明天要保护的人是谁么？阿四摇头，报以天真的一笑。有人认为类似这样的镜头反应了这部电影对革命的反思，果真如此，也只能是仅有的一点点反思了。

最让我寒毛倒竖的是电影里的人经常把四万万同胞挂在嘴边，“孙先生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希望，是我们的未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四万万同胞的希望。”类似的话说到今天，成了十三万万，人口多了两倍有余，愚昧还是一样的愚昧。或许是个嘲讽罢，四在现代汉语里不是个吉利数字，十三在基督教世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陈少白反驳鼓吹君权神授的阎孝国：为什么有人生来就是奴才，有人生来就是主人，还自命为天子。陈社长竟然没想过，为什么有人生来就只能寄希望于别人，而有人生来就是别人的希望？还自命是四万万人的希望！

孙大炮说：十年以前，一个学生在这里提问：何为革命？我告诉他，革命，就是要让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次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如果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革命是什么？革命是欲求幸福，不得不经痛苦，与文明绝无关系。至于所求是谁的幸福，所经又是谁的痛苦，哪里说得清楚？唯一说得清楚的是，经痛苦的大多求不到幸福，求得幸福的那些极少要经痛苦。而大玩概念的偷梁换柱，蒙蔽世人，革命者何等厚颜无耻至此，领袖者何等厚颜无耻至此。

让四万万同胞有恒业？谁有恒业？李玉堂有，孙大炮没有，孙大炮害死李玉堂的儿子，断了人家恒业。乖乖，孙大炮专干毁人恒业的坏事，却打出让四万万同胞有恒业的招牌——事实上，孙大炮革命以后半个多世纪，中国有恒业者未见更多，啼饥号寒死于非命之多却是前世所未有，至于这半个多世纪里专制之烈，又让慈禧老佛爷只能瞠乎其后甘拜下风了。孙大炮说他的同志相继牺牲，革命于他而言不可同日而语。噫，我说同志，可同志不可同日啊，你们是牺牲了，孙大炮却日上了GUO母（敏感词）……

电影如何描摹孙大炮的形象和语言，本来只是艺术刻画，不足以当做导演自己的观点，成为骂柄。问题是，如果这部电影不是建立在肯定革命、漠视个体的意志基础之上，那它的结构松散和线索紊乱就达到惊人的程度了——我还是不愿意拿这么大的恶意来揣测导演的。片末孙大炮的眼泪和辛亥革命成功的辉煌铜管色，也明确了导演的价值取向——这短短几十秒钟是在重申电影的主题，这主题便是从孙大炮嘴里说出的那句话：这痛苦，就叫作革命。

如前所述，如果本片有什么反思，就只局限在痛苦这一点上。至于“这痛苦，就叫作革命”这样的句式，以我的语言常识来理解，显然首先是一个讴歌句式。

这便是导演的“革命的痛苦美学”罢。至于多处前言不搭后语的台词，生硬的剧情场面，扭曲的人物性格发展，就不多说了。《投名状》为惨烈的打斗场面所累，好歹还有个好本子，底子是不错的。《十月围城》值得一赞的，就只剩下无欢同学突飞猛进的演技。

在公司里做事，多多少少受过一些入门级的管理培训，我记得有这么一条：表扬或批评别人时，不要光下结论，要善于使用事实。比如不要说：“你最近老迟到！”适当的方式是一一列举出：五月三十一日，迟到5分钟；六月一日，迟到2分钟；六月二日，迟到半分钟……。道理很简单：如果光下结论，听到对方耳朵里就没有事实，只有你的态度和情绪。
同样的，以下这几句话，在人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事实可言，有的只是说话人的态度和情绪：“从与她接触比较密切的人那里了解到，她平常有些不太正常的反应。”“优抚医院跟邓玉娇有仇吗？跟邓贵大有亲吗？医院有必要这么做吗？”“她为什么喊‘爸爸’，只有她自己知道。”“我分析就是黄德智与邓玉娇发生争吵，邓贵大过去，跟他的同伴共同表达一种不满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弄得这么复杂。”
话中所表达的态度和情绪很鲜明：无论如何，我就是站在邓玉娇的对立面。
还是同一个人，说：“就是一张单人沙发，是躺不下去的。”“是推坐，这个有事实依据。”只要稍通闺房常识，就能想明白：一、在一个异性洗浴服务场所里，某个时刻一男对一女做的动作是不是“推坐”，事后是根本不可能获得什么事实根据的。二、一张单人沙发能不能躺下去，得看人的身材、身体柔韧性，以及——躺下去的意愿是否足够强烈。所以这两句话也没有陈述任何事实，只是表达了鲜明的态度和情绪：我站在邓贵大这一边。
如果说这几句话的人是我，听者权当是听了个段子，一笑了之。但说这话的是手握重权的巴东县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就很难不让人深深地担忧了。这种深深的担忧表现之一：这位局长迅速成名，已经被列入《百度知道》的词条中。表现之二：当这位局长说“我们从（她）包里发现有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时，即使他陈述的是一个事实，也已经乏人相信了。
局长埋怨记者和大众太多猜疑，把事情搞复杂了。但猜疑可不是坏事，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说，“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再看看近一两天互联网上的情绪从猜疑转为一边倒的愤怒，或许局长该怀念，猜疑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氛围。
大明星安吉丽娜·朱莉最近主演一部电影，叫作《换子疑云》。故事很简单：一位年轻的单亲母亲丢失了孩子。美帝警察局为平息舆论，弄来一个流浪儿顶包交差。母亲坚决不认冒牌儿子，为了保留找到儿子的最后一点希望，她坚持上访，并向媒体报料，成为上访钉子户。美帝警察局不堪其扰乱公务，混淆视听，把她送进精神病院。这个疯狂的故事据说是真实的，发生在1928年，洛杉矶法纪废弛的黑暗时期。
她在精神病院认识许多与她遭遇相似的人，说明那时候警察把人当精神病是常事。只要认同警察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可以出院，否则就要吃最好的药，睡最好的电床——进了精神病院，不能指望还有什么更好的待遇，就好像监狱里不会有躲猫猫，最后果然没有躲猫猫。同样的常识：在异性洗浴服务场所里，一个官员还能干什么好事呢？毕竟这一次，是招商办主任来到了雄风城，而不是邓玉娇冲进了招商办啊。
好莱坞电影一贯喜欢猜疑甚至痛骂万恶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不是贪污腐化，就是滥用权力，对人民从来不怀好意（除非像《独立日》那样，事情糟糕得无以复加——被外星人入侵！得到这田地，美帝政府才会稍微表现出它好的一面）。猜疑和痛骂是有道理的，马克思就认为，国家是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照这个说法，当初美国“建国”这等光辉灿烂的大事件，就是施暴。当然了，杰斐逊等一班开国元勋则是强奸犯，亦即许多媒体猜疑邓贵大所扮演的角色。
或许是他们情知施暴不可避免，就尽量轻手轻脚，美国《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于是他们颁布一部宪法，试图说清楚应该如何组织国家和政治生活，规范政府的产生、更替、运行，防止人民的权利受到侵害。
在电影《换子疑云》中，洛杉矶的民主制度选出了一个腐败市长，带大了一个黑暗的警察系统，无恶不作，但还有独立的法院来审判官员和警察；有新闻自由呼吁成千上万善良的人来声援弱者，追求正义；还有牧师可以相对安全地与世俗恶政权抗衡，反贪揭黑。
否则，岂不就任由那帮坏蛋以“每小时70码左右”的速度，在人民的历史中横冲直撞了？

如果您不是足球迷，我还得先解释这个词：墨西哥人浪——球迷一般按顺时针方向先后举手站起，再坐下，在看台上形成人群波浪，通常推进速度为每秒12米（约20个座位），这样，一分钟左右可以绕场一周。这个游戏源自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也就是马拉多纳拿冠军那一届。
　　 有科学研究认为，墨西哥人浪并不实用。没有证据表明，它会帮助自己拥护的球队获胜。这个疯狂的举动倒是可能让现场观众热血沸腾，从而增加人群骚乱的可能性。不过直到今天，还没有球场因为搞墨西哥人浪出乱子，倒是有数不清的女孩子因为热衷这个游戏，加入了球迷的行列。
“地球一小时”有那么点像一个规模庞大的墨西哥人浪。
三月28日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半，新西兰东南约800公里，查塔姆岛关闭岛上唯一的发电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起的2009年“地球一小时”活动开始。经过24小时，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3943个城市的数亿人口参加接力，最后到北美洲结束。
活动声势浩大，足见环保问题人人关注，但不能否认的是，活动的形式美感更具吸引力。想像一下吧，逆着地球自转方向，子午线上的繁华都市依次黯淡，又陆续绽亮，而你竟能置身这景象之中——这是真正的大场面！张艺谋导演只剩自叹弗如的份。一定会有小朋友想到：如果有“宇宙一小时”活动，那一晚的夜空又该多么壮丽！
抗议者来了。有国人认为这个活动是外国势力的政治阴谋，这就不去论它了。还有理性的人说，北京关灯的一小时里节电7万千瓦，杭州用电负荷下降4万千瓦，与全年能耗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比较严谨的人指出，一个小时内电力负荷突减骤增，会导致电网瘫痪（有人打电话问过专家吗？）。还有人不满WWF宣传花费甚靡，活动广告支出已经超过省下的电费了。
WWF驻中国首席代表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希望大家能在从小事做起，节约能源，并呼吁各国政府尽快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话倒是说得很清楚，目的并不在于一小时能省多少电，而在于唤起大众和政府的行动。
每年九月都有许多新生走进北京各院校大门，大二的老生少不了心怀各异地张罗迎新仪式。不过，北京的新生自有一套给外地同学的欢迎仪式：在水房里，把他们没有拧紧的水龙头狠狠拧上。这相当于说：哥儿们，这是北京！
这个不留情面的仪式不是没有道理的。2007年，北京人均综合用水量约245立方米；在滔滔珠江边上的广州，这一指标高达809立方米，全国首屈一指。如果全国人民都像广州人这样用水，和全国人民都像北京人这样用水，这之间的差距——相当于中国河流每年入海水量的一半。
那时候，我们把对首都天安门毛主席的热爱都投射到北京同学身上了，他们就是时尚指标，他们就是先进生产力，我们都跟着他们，节约用水，拧紧龙头。多年来，所有外地同学都感叹北京同学的仪式十分有效。今天，我生活在一个水资源还算比较丰富的南方城市，深圳，人均综合用水量仅为213立方米，比北京还低——我为此感到骄傲。
就像一个笑话说的：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独身了；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你们关灯的时候，我们用上电灯是有些年头了，但是对煤油（凭证购买）灯的恐惧还埋藏在记忆深处。我们不差钱了，但是对贫乏的恐惧还刻在脑海。现在要减少享受，降低物欲，关上电灯，可以，但我们觉得这是美德，不是本能。
当环保只是一种美德而非本能时，是不足以改变现状的。因为美德是稀缺的，而本能才无处不在，无时不起作用。
我的总裁是办公室电灯随用随开、随走随关的典范。他说：“3月28日，我家关灯了。不关能行吗？我女儿从一周前就反复宣传这事了。时间一到，她第一个扑上去摁开关。”想想吧，“地球一小时”美学熏陶长大的孩子，省电完全就是一种本能。待到她这一代长大、管水管电的时候，这个世界能不环保吗。
“地球一小时”的图片很快出现在互联网上：纽约关灯前，纽约关灯后；悉尼关灯前，悉尼关灯后；浦东关灯前，浦东关灯后……城市繁华，美不胜收。不过我还是要说，水面映衬下，纽约、悉尼的夜景要更美一些。至于浦东，如果江水更清澈些，倒影更清晰些，就一样美了。

早间新闻，深圳猪肉价格又跌了，从春节前每斤9块6元跌到9块3元，降幅3.1%。蔬菜价格也在持续下跌，叶菜类日均价已连续一周保持在每斤1块以下。记得去年这个时节，生猪肉录得历史高位，一斤15块。山寨社报道说，沙和尚给分别多年的孙猴子写信：“大师兄，光阴似箭，如今二师兄的肉都比师父的肉贵了。”
现在，高兴的不仅仅是家庭主妇，还有梅林关外几个楼盘的住户。这两年猪肉金贵，有一些精明的人投机养猪，在这一带的偏僻角落建了许多违章猪圈。山风吹来，粪臭飘飘，住户人家苦不堪言，不断投诉。但是违章猪圈屡拆屡建，禁而不绝。如今猪多肉贱，恐怕无特别之利可图，“看不见的手”将会杜绝山风中的粪臭。这些楼盘的住户若早知如此，应该从我做起，发起不吃猪肉运动，甚至改信伊斯兰教，恐怕问题早已解决，楼盘也会逆市升值？
房价在下跌，股票已经跌了一年多，最近有人说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又有人说，这脚步声一瘸一拐，听起来半年一年的走不到咱们眼前。利率连续下调，汽油价格也连续下调，因为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到了每桶40美元以下。只有黄金价格在疯涨，从去年11月每盎司709.5美元跑到了964美元。世事难料，多少人走眼，多少人失手，就这么一年里，有的人输掉了几个饭局，有的人输掉了一生。
关于去年二月，我们还记得什么？“2008年低档商品房的价格可能要跌，但整体房价拐点不会出现。”“房价还得像去年一样保持飞涨。”“2008年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房价不会降。”这是行业内的看法。经济学家也认为：“无论从供需，从土地，还是从中国城市建设，中国文化传统等方面来看，拐点不会出现。”——虽然在去年初，一家租售公司在上海的200多家门店在一夜间关闭了，北京最大的中介公司陆陆续续关掉了100多家门店，各地的土地拍卖也频频流拍……
从前年到去年九月，很多人都说过类似上面的话。十月以后，这种声音慢慢少了，听不见了。是的，现在看来这些人的预测错了——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知道您是否和我一样，立刻想到：那么，预测正确的人是谁呢？
我们一直在寻找正确的预测，希望自己拥有这种能力（事实上应该叫超能力），或者寻找能够正确预测的人。我们不愿意正视这个残酷的事实：根本没有能预测的人，也不存在未来预测的能力。千百年来，我们对预测的迷信就和对长生不死的迷信一样，百折不挠，明知荒谬仍心存侥幸。结果呢？就像秦始皇派徐福和三千童男童女去海上找仙丹，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只是便宜了徐福这老小子。
在这个问题上，二十一世纪和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并没有太大不同。不同的只是，古时候我们相信并寄希望于神力来进行预测，于是就有了巫师这个职业；后来我们从西方进口了一种新设备，名叫科学（或者叫现代管理，或者叫经济学——随便你叫它什么名字），想必就应该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预测，于是又有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巫师。很多年前，我曾看过一部电影《东方不败》，里面有句台词：“你有科学，我有神功！”当时只觉十分无厘头，后来发现，这句话不能太当玩笑话了，在我们的世界里，科学就是一种神功，神功也曾是一门科学。
我这么说一点儿都没有过份挖苦。想想看，假设有机会和格林斯潘、巴菲特、周小川或王石这些“聪明人”共进午餐，头三句话您说些什么？换了我想必是这样的：1、您好！2、刚读到一篇采访您的文章，很受启发。3、请问您对未来一年里的XXX怎么看？”XXX因人而异，可以是全球经济、全球股市、中国经济或房地产市场走势——不信您去看看那些综艺节目、论坛、记者招待会，都和我这套路差不多。
当然，可能聪明人会回答这个问题，东戳西指作一番预测，因为被问到了，不回答就显得不够礼貌。结果聪明人就不幸被挟持成了现代巫师。也有可能，人家会拒绝回答，因为巴菲特说过，永远不要试图预测市场。接下来的问题是，没有预测的超能力，我们靠什么成功？还是巴菲特说的，“（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的是发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
这句话里透着大智慧，它让我想起另外一句同样充满智慧的话——来自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当被问及他何以能成为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他回答，只是靠“实用的技巧和足够长的绳索”。

城市是热门话题，从来不缺为它服务的笔墨纸张。国外的不说，中国的几个核心城市如今都各有一套都市报纸和杂志，北京的《新京报》、《TimeOut》，上海的《周末画报》，广州的《城市画报》，纷纷探访角落，记录细节，作感性的描写和抒情，日积月累，也渐渐酝酿出自家城市风格的时尚文化。
感性的城市描写和抒情，窃以美国导演伍迪·艾伦镜头中的纽约最动人。电影《曼哈顿》一开头，伍迪·艾伦用漫长的9分钟对纽约顶礼膜拜：“市中心天际线的一连串黑白画面，破败公寓、篮球场、垃圾堆、暴风雪中的公园路、购物广场，迷人的，丑陋的，令人惊叹的……音乐推向高潮，太阳缓缓升起，百老汇、林肯中心、中央公园的薄暮景色……节奏逐渐加快，直到一个惊人的长镜头缓缓放慢节奏，让观众屏住呼吸——扬基体育馆的光芒映亮天空，阵阵欢呼四处轰鸣。然后是中央公园上空的绚烂烟花，伴着气势磅礴的《蓝色狂想曲》”，铜管的音色灿烂而疲倦，真正的美国味道。
凌晨三点多，1909年修建的皇后区桥自曦光中缓缓升起，伍迪·艾伦说：“这是美妙的城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它如此迷人。”
不过，感性的城市描写中，人们喜欢用一己一时的印象来评论自己体验的城市，而这又最合中国人的胃口，我们擅长的正是攫取只鳞片爪，作出直取禅意的姿态，只著一字，尽得风流。于是，北京是文化的，上海是精致的，广州是杂乱的，深圳是年轻的。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变成一个简单的符号，一个优雅的概念，而不再是那个繁衍了亿万人口，自己也在疯狂生长的怪物。
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的两个特殊城市，深圳和上海都有浓厚的商业气息。但我常常模糊感觉到，比起深圳，上海的大多数街头要显得闲适许多，深圳人似乎有一种永远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紧张感。后来才发现，这种感性的印象可能来自速度和噪音：深圳主干道机动车平均时速超过36公里，而上海不到28公里；深圳人步行速度更快；当然，深圳的城市噪音也更大，比起上海，深圳简直是个震耳欲聋的城市。
城市不仅仅是天际线、建筑立面、租界、老家具、咖啡馆，它更是经纬度、距离、速度、容积率、排水系统、土地存量、交通方式、功能布局这些理性的数据。这些数据左右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也在左右城市的规划和数据。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说明深圳人和北京人生活方式的不同：对于许多深圳人来说，上半路上花超过30分钟已经是一件难以容忍的事情；而许多北京人常常用2个小时才能从家抵达公司。一来一往，深圳人比北京人多了3个小时。一天24个小时，除去睡觉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午饭晚饭2个小时，剩下6个小时，北京人上下班占去66%，深圳人只占16%。

2006年秋天，我和一位年轻同事出差北京。工作间歇到街上找吃的，路过天桥边，只见站着一排中年妇女，怀里抱个婴儿作掩护，口中低念：“发票，发票……”年轻同事赶忙一把扯住我，小声问：“老胡，卖小孩的？还有发票啊？”
不怪他不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工作忙忙碌碌，他甚至还来不及知道，我们找吃的那一带就叫作中关村。
1978年11月27日上午，刚上班，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一位技术员像平时一样，慢悠悠地打开《人民日报》。第三版上有个长篇报道，介绍广西和北京通县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今天看来可谓古怪至极，在当年看来也一样）：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这位敏感的技术员立刻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正在向自己，也正在向这个国家打开。“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猪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这个人叫柳传志，当年34岁，他的名字如今几乎就是中关村的同义词。他读到那篇文章之后不到一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年后，我那位同事才出生。又三年后，柳传志创办联想，开始“根本谈不上战略”的第一年。大约是同时，已经73年历史的IBM向中国的几所大学捐赠了一批PC，21年后，IBM的这个部门被联想收购。
今天，中关村的天空随处可见新一代科技公司的招牌，它们与联想那种沉稳的气质截然不同：新浪、搜狐、百度……。中国不会有美国那样远离政治首都和经济首都的硅谷。就像遵循另一种逻辑的招行、平安、华为只能在深圳出现一样，这些公司只能在北京出现。在北京，有普通高等学校61所，列入“211工程”的23所，占全国20%；高校研究生院13个，占全国25%；北京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和增长速度都是全国最高的。
我读大学时，中关村南大街不叫现在这个名字，那时候叫白颐路。从马路这头到那头有三条旱沟、六排高大的白杨树。春天里杨树发芽，飞絮，夏天撑出泛蓝的树冠，秋天，旱沟里堆满落叶，等待冬天的雪覆盖上来。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景致，它拓宽成六车道，原来的杨树都砍光了。
那时，北大方正已经名头很响，因为推倒南墙的新闻也被炒得很热，大家都觉得北大方正除了做排版系统，还兼营饭馆什么的。白颐路上新竖起一块大广告牌，上面画一只巨手握一把斧头，斧头的刃尖闪射紫色光芒——那是另一所大学的“校办企业”。若干年后，这家公司的股票一度成为科技股龙头，创下106元的天价。我写下本文这天，它以低于8元收盘。
如果寒暑假不回家，是可以干一些事情的：去某家小公司领一桶浆糊，一沓小广告，满校园乱张贴，一天可以拿10块。第二天，昨天贴的早已被其他家公司的广告蒙上，就再贴一遍。天天贴，一个月下来，刚好够生活费。
每张小广告上都压有三个红色的行楷印刷体字：新东方。每个暑期，它就租用几家大学的教室上课，这在我们看来纯属皮包公司所为。前年，这家公司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发行价15美元，我写下本文这天，它的股价最高达62.91美元。前不久，公司董事长俞敏洪被请回北大，为新生讲述他每天为同班同学扫宿舍、打开水的往事，这个演讲在互联网上风靡一时。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注册地是开曼群岛，不过我们都晓得，它就在中关村。

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粮食危机来了，如影而来的是通货膨胀，全球范围的经济萧条正在追杀我们，就像女孩子追求男孩子，只隔层窗户纸，手指一捅就能追到。
不过，不同阶层的人，感受粮食危机来临的途径并不一样。有的人在全球峰会上感受到粮食危机，有的人通过阅读公司财务报表感受到，有的人因为股市暴跌下跌感受到，有的人通过柴米油盐感受到，还有的人是用饿得灼痛的肠胃感受到。
教皇本笃十六世给罗马“世界粮食峰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一个资源充足的世界上，饥饿和营养不良是不可接受的。”他甚至认为，the world as a whole is fighting a losing battle。
在此引用教皇的话并不夸张，粮食危机已经摧毁了一些地区的经济，摧毁了一部分道德，还使得一些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信仰。今年4月，“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先生在专栏文章《粮食危机中对富人和中国的期待》中写道：
“笔者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比如价高必然使产量增加促致价格回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中国若能定出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林行止年轻时是在剑桥读的经济学，近四十年来，无论在查良镛先生的报纸还是在他自创的报纸上撰写专栏，均以最坚定的自由市场理念的传播者和捍卫者闻名。他的反思，毫无疑问，会被列入本年度香港和大陆知识界最震撼的事件。
粮食危机从何而来？全世界各种人仍在为此争吵不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石油输出国和石油进口国，粮食出口国和粮食进口国……。罗列出来，原因大概有：一、大量新兴国家人口变得富裕，提高粮食需求量，改变需求结构。大约十年前，张五常先生就依据这个趋势预言过今天的粮食困境。二、能源价格上涨。三、一些国家将粮食用于发展生物能源。四、市场投机行为。
根据我有限的观察，到目前为止，达成的唯一共识是：本次粮食危机与气候无关。这可能是因为争论各方都认为，将责任推给老天爷，会显得他们实在太油滑了。说到底，粮食危机的产生是一个粮食问题，而粮食危机的原因是一个政治问题。
只能相信在这场粮食危机结束之前，我们找不到可以据以平息它的成因，因为它超出了人类的经验。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这么多人口，这么多财富，这么疯狂的能源消耗，这么的环境问题，这么强大的投机力量——还可以说得更总结性一些：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这么庞大的生产力，这么庞大的需求，这么庞大的贪婪和这么庞大的恐惧。
我们唯可以确定的是世界的不确定性。就像刚刚毕业没几年的“80后”发牢骚：怎么竟让我赶上一场粮食危机！懂得什么是粮票的“70”后宿命地想到，孩子将和自己拥有同样的童年记忆了。“60后”说，嗨，什么呀，不就是经济周期嘛！“50后”则认为，人生的常态就是如此。

东方明珠（1994年，468米）曾经很时尚，我没来得及去爬。金茂大厦（1999年，420米）曾经是最高的楼，我也未及到它的顶层喝咖啡。如今东方明珠不时尚了，金茂大厦也不再是最高的楼，浦东新近多了一个世界上最高、最时尚的观光走廊，它位于环球金融中心（2008年，492米）的第100层。
恐怕我依然不会去到这个地方，对于我而言，远远看见浦东的楼群，甚至仅仅听到“浦东”这两个字，就足以目眩神迷。不过没关系，这栋摩天大楼有个网站，模拟出高速电梯的效果，经过101层的疯狂爬升之后，页面安静下来，然后，访问者会看到金茂大厦的楼顶，趴在下方，腆着脸，恭候您的俯瞰。
浦东挑战人们对高度的适应能力，也挑战人们对速度的忍受能力。不用再怀疑，2010年世博会之后，这条城市天际线会出没在各种好莱坞大片的开头，成为金融社会最显赫的象征——就像曼哈顿一样，人们暂时还这么比喻。在外国人眼中，它代表现代中国。在中国人看来，拔地而起的线条，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第二个阶段的象征。
盛世——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看到这个词。也有人质疑，现在够得上盛世的标准吗？如果按中国的标准，应该算是盛世吧（盛世这个词，本来就是“骨子里的中国”）。古代人评判盛世，无论什么标准，都只能作纵向的衡量，因为天下只有一个中央上国，无从横向比较。
今天，太平洋不那么宽了，帕米尔不那么高了，横向比较远远比纵向比较更容易，也更直观。比如，奥运会就是一个横向比较的大擂台。北京奥运会到尾声，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谁是排行榜冠军？中国人认为是中国，金牌数第一。美国人认为是美国，因为他们按奖牌数排名。法国《费加罗报》说，对于中国和美国而言，梦想是相同的，但至少在数学意义上，它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法国报纸的话只是打趣罢了，但围绕奥运会的组织、投资、竞技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观念，确实让中西方看上去像两个世界。只不过分开这两个世界的不是数学，而是文化。西方的学者感叹中国人有坚强的神经：西方人依赖上帝，如一天没有宗教，非得礼崩乐坏、王纲解钮不可。他们惊讶地看到中国人孤独生活在大陆另一头，没有神的眷顾，没有上帝可以托付，延续了几千年。
这是西方本位的说法，且让他们说去，但我们知道自己没那么皮实，我们需要眷顾，需要托付，我们也要激发心灵，升华灵魂——想到这里，或许就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要为奥运会投入巨资，为什么要操办那场华美的、空前绝后的开幕式。西方人把身家都用来建教堂，中国人则花大价钱办仪式。明清两代皇帝每年春季都要在先农坛驱牛扶犁，祭祀先农，不是为了多收它三五斗，而是要做一个仪式，让国家和民族受激发、得升华——中国人称之为：礼。
8月23日，北京奥运会闭幕，烟花漫天。人们忙着计算金牌，计算投资，计算收入时，我却想到了1993年9月23日那个晚上，北京以两票之差痛失奥运会承办权。第二天起来一看，校园马路上铺了厚厚一层酒瓶玻璃渣子。14年又11个月，转瞬即逝，世事多不容易，何况有点成绩，或许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庆贺自己。

伦敦8分钟，和4年前的北京8分钟当然很不一样。

让我们放过张导的极权美学和边缘文明心态吧——如果他有的话，只说伦敦这8分钟，做得是相当简单。

须知人家的导演比张导容易，要表达的内容没那么庞杂，要过滤的敏感词没那么纷繁，要兼顾的观众反映——说实话，人家也没那么兼顾。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伦伦，敦敦，欢欢，迎迎，您您，它要做吉祥物，我们还可以借它仨。

真没那么兼顾，所以人家派出一弹吉他的老头儿。电吉他声响起时，全场欢声雷动，但我知道那全是礼多人不怪的北京糙哥在瞎起哄。谁在乎这糟老头子是谁呀。

我没看闭幕式。大约就是这老头子出场时，我在深圳某商场收到一个手机短信，两小时后我才看手机，局长发过来的：jimmy page。我回电：你这唱的是哪一出？迷失东京吗？

jimmy page，别以为你的名字叫红，中国人只认识短片开始时过斑马线那四个剪影，谁知道你是谁啊？那些挥手、欢呼、尖叫，告诉你吧，全是礼貌，全是矜持，全是为了配合照相。

jimmy page，我的大师，我的孩子，岁月早已把你变成珠穆朗玛峰——不仅是高度，还有白头。若不是你一努嘴的神情，我怎么还能认出你来？话说回来，现在的吉他手谁不会这么一努嘴啊？他们学你学得敲骨吸髓，连一努嘴也不放过。

做一个选择，只派出一个乐手，要能镇得住鸟巢这个大场子，活着的人里，应该派谁？想来无论英国人、美国人都只能选你，jimmy page。那位还活着看家守财的Paul爵士？他，只能挥手之间了……

中国人不认识不要紧，看看和你合作的这位女歌手，看起来比你更红吧？来到偶像爷爷面前，膝盖忍不住一软就要下跪。这就叫格调。


中国人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英国人呢？世界是中国的，也是他们的，但早已不是他们的了，中国才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英国人也早已过了做梦的年纪，就还是那一套吧：爱。

WHOLE LOTTA LOVE，博爱，大爱，一堆爱，全部爱……

这位性感女歌手歌唱得不错，不过，如果您听过jimmy page的哥们robert plant原版唱的这首歌，那天籁之音——一句，只要听过一句，如果你还想听这位女歌手唱，我得说，那英国不适合您，您别去伦敦参加奥运会了，您还是一辈子留在北京迎奥运吧，北京欢迎您。

深圳的街头颇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他们可能是抢劫犯、小偷，也可能是办证公司、物流公司的业务员，还可能是心地善良的摩擦失业者。从酒店大门出来，恰好面对一个十字路口，我扫视一周，上海的街头就基本看不到这样的深圳人。

深圳人步行速度更快，深圳人开车速度更快，深圳的噪音……，我突然意识到，比起上海，深圳简直是个震耳欲聋的城市。比起深圳，上海的大多数街头就像杭州、成都甚至丽江一样慢悠悠，闲适。深圳更集中，更现代，更卫生，但是它太忙忙碌碌，忙得就仿佛每个人都在温饱线上垂死挣扎；它在北回归线以南，下热带雨，它永远是个热土，是特区；上海就更像一个享受财富的地方，一个讲究格调的都市。

当然，这只是我走出酒店大门一瞥之下的印象——人们太喜欢用一己一时的印象来评论自己游历的城市。城市太大，生活太琐碎，这样的评论是不负责任的。比如说，当我们在上海的下班时间要赶赴一顿晚餐，迫不得已走进地铁时，目睹滚滚人流，肉香四溢，我立刻扭头对同事说：我操，这不符合我身份。

上海会成为中国的纽约吗？从国家的期许、政策、投入来看，它都应该是。从风土人情、城市人的气质来看，它真的不是纽约，它是东方的巴黎——精致，糜烂，享受财富和虚荣，规划考究，深受国家的宠爱。中国的有钱人，不标榜自己有品味就罢了，如果标榜自己有品味而不定居于上海，就很可疑。

深圳是一个简单、物欲横流、追逐金钱和快乐的地方，没有传统沉淀，只有资本主义。如果中央政府放慢政改日程，深圳在汹涌澎湃的国家经济战略中，似乎只能日趋卡卡角角。但是从气质而言，它真的很像纽约那样，是个“人性本质堕落的大阴沟”（杰斐逊语），充满活力。

不受强权压制是一种自由，不受传统压制甚至不受时尚压制，也是一种自由。深圳，资本主义的四有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