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近距离接触那些所谓摄影界的大明星，会发现他们的世界并非你想象中的那般绚烂，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同样真实的世界，如同张爱玲所说过的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说这番话是因为看到了aphotoeditor对法国Visa报道摄影节的创始人Jean-François Leroy的一段访谈，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我们就不提具体的名字了，一些全球排在前十位的顶级摄影师，包括一些战地摄影师，住房条件很差，每个月的生活费低于1000欧元，他们拼命工作，目的是为了不要入不敷出。

答：是的，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举两个例子。Yuri Kozyrev是时代周刊的签约摄影师，过去五六年之内，他每年都要去巴格达好几次。但是你可以看看他的作品，然后对照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作品，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另外一个例子是Stanley Greene，他想要争取一笔资金——8000欧元，去报道阿富汗，但是哪里都找不到钱。我真的不愿提起这些事情——大家都为此很头痛。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媒体出不起钱！媒体宁愿为购买独家的明星、名人的照片出大钱。几年以前，一本周刊愿意出十五万欧元购买Jean-Paul Belmondo婚礼的独家照片，但是他们不愿意付Stanley Greene1万欧元让他去阿富汗呆一个月。这让我非常困惑。十五年钱，当报纸派你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会给你相机，给你付150个胶卷的钱，并且报销所有的后期照片冲洗的费用，但是现在一切都数字化了，没人给你买相机，甚至不会给你买存储卡，什么都没有，尽管一台数码相机比从前的胶片相机要花费更多的钱。在这15年之间，报纸的广告价格上涨了2到2.5倍，而媒体付给记者的稿费却降低了2到2.5倍！Christophe Calais说他想到肯尼亚去采访，他给自己经常合作的一本杂志打电话，他们说：“听着，假如你在那里有机会拍一张奥巴马祖母的照片，如果我们能够用成对开页，那么我就可以付你300到400欧元的稿费。”天呢！难道他到肯尼亚就是去拍奥巴马祖母的名人肖像么？这也许就是问题所在，一切都被“名人化”了，一切都是美好的、干净的，我们被告知不能展现暴力，而要报道名人。但是难道暴力消失了吗？如果你和Stanley Greene, Christophe Calais, Enrico Dagnino, Paolo Pellegrin, Noël Quidu, Laurent Van der Stockt这些人聊聊，在他们的报道里仍然是一个残忍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故事。
当我们询问自己的父母以及祖父母，纳粹集中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许多人是从Lee Miller 和Margaret Bourke White的作品中才看到了真实的集中营。今天，我们似乎很幸运，可以看到一切，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封闭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问我们在达富尔发生了什么？面对这个问题你会如何回答？这已经是一个哲学上的难题了。摄影记者以及报社、电视台的记者，通常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才能给我们展示真实的世界。这么多年来，我们先是被告知要对历史负责，然后是对记忆负责，今天我要说，我们要对“瞭望”世界而负责！我不想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一个美好的小世界，所有人都是开心而快乐的，过着蜜糖般的生活。人们常常认为Visa报道摄影节是有原则的摄影节，而在我看来，我们是积极的行动者，我们都有着战斗的精神，因为这个摄影节的组织者和摄影师都是真正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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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师——这里指的是那些以报道世界为己任的摄影师，他们过着并非那么光鲜的日子。一大清早，发这样一篇文章，并不是要让大家泄气，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伴随着自己珍爱的相机，探寻真实的世界，过着有茶有饭的生活，还能有一个不嫌弃你爱你的姑娘——那就是典型的“优秀摄影师”的生活了。不过，我还想说，这并不是意味着大家只好坐以待毙，尤其在中国，你还有很多机会为自己谋得更好的生活，顶级摄影师们也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尾声：

在最近开幕的，ＬＯＯＫ３摄影节上，前时代图片总监MaryAnne Golon向著名的战地摄影师James Nachtwey发问：
“你目睹了这么多的痛苦和悲伤，你是否依然有爱的能力呢？”
这个问题让全场观众都惊了。
Nachtwey依然以他贯有的慢节奏回答：
“去见证痛苦和悲伤就是一种爱的行为。”
一问一答的这两个人是好朋友，一个图片编辑一个摄影记者，他们有着难以置信地灵犀相通，一天，MaryAnne Golon家里的一张James Nachtwey的照片突然从墙上掉下来，摔碎了，就在那个时刻，千里以外的Nachtwey在战场上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