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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没有撤退
[ | 作者: | 出处: | 天气: ]
新闻集团向SMG的文化基金出售星空传媒三个中文电视频道和一个电影资料库，可视为默多克在为长期以来已成鸡肋的大陆业务找到的现实出路。与有政府关系的大牌合作者合资是星空克服目前业务障碍的关键一招。我也认为，这不是默多克在撤出，而是务实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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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晚会能否去“商业化”
[ 2010-4-22 | 作者: | 出处:原创 | 天气:雨 ]
对于这一问题，我还没有答案。当CCTV的玉树赈灾晚会上，镜头扫过无数写着大大的公司名字和捐款数额的红牌子，当一些捐款企业代表被安排讲1分钟或者10秒钟话时，我们到底该反感，还是该赞赏这种安排？ 请注意，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这种“被安排”，不是捐款这一行为。
先说结论：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台充满人道主义、人文关怀、歌颂善的力量的晚会，但无需出现任何捐款企业的名字，更不必设置现场认捐环节。最多，反复公布中国红十字会等捐助渠道的联系方式即可。
如果慈善行为成为企业营销公关的一种新的功课，我想这是可耻的。
但是，从汶川大地震以来，企业越来越难以承受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也越来越把通过“镜头”捐款视作一种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的品牌形象的行为。当一些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如王石）因为捐款数额与公众期望有差距时，潮水般的恶评瞬即而来。我想这是整个中国商界自食其果的结果：当媒体和公众以捐款数额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企业亦把金钱当作慈善行为“大”和“小”的评价标准，显然，当捐得少时，被臭骂也不足为奇了。
慈善需要商业力量的参与，社会亦需要鼓励企业主动担当好社会公民的角色。但是，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转变，以金钱多少为衡量标准的价值判断体系。
这需要媒体率先觉醒。我们需要一台赈灾晚会，让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被传诵、被记念，关怀和关心受难者，我们需要传播善，但是，它可以去“商业化”，去“明星化”，去“公关化”。企业的捐款，是其作为长期计划的社会责任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灾难发生时的表演。捐款的数额，大过在日常运营中关心消费者健康、关注员工安全、关注社区责任吗？
我不想再看到举着捐款牌子的镜头。
我不想再看到某企业发动踊跃捐款的新闻。
我不想再看到某级政府官员为捐款企业颁发牌匾的消息。
甚至，我不想知道每家企业的每一笔具体的捐款数额，企业和明星的“慈善排行榜”。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被安排”的镜头至少有一个好处，即客观上鼓励了企业的慈善导向。在慈善刚刚开始在中国商界和中国社会中萌芽的初期阶段，它至少起到了树立榜样的作用。
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弊大于利。如果从一开始就教育企业和公众以更理性的慈善价值判断体系来衡量行为，我想这会导向更健康、更持续的慈善行为。
先说结论：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台充满人道主义、人文关怀、歌颂善的力量的晚会，但无需出现任何捐款企业的名字，更不必设置现场认捐环节。最多，反复公布中国红十字会等捐助渠道的联系方式即可。
如果慈善行为成为企业营销公关的一种新的功课，我想这是可耻的。
但是，从汶川大地震以来，企业越来越难以承受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也越来越把通过“镜头”捐款视作一种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的品牌形象的行为。当一些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如王石）因为捐款数额与公众期望有差距时，潮水般的恶评瞬即而来。我想这是整个中国商界自食其果的结果：当媒体和公众以捐款数额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企业亦把金钱当作慈善行为“大”和“小”的评价标准，显然，当捐得少时，被臭骂也不足为奇了。
慈善需要商业力量的参与，社会亦需要鼓励企业主动担当好社会公民的角色。但是，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转变，以金钱多少为衡量标准的价值判断体系。
这需要媒体率先觉醒。我们需要一台赈灾晚会，让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被传诵、被记念，关怀和关心受难者，我们需要传播善，但是，它可以去“商业化”，去“明星化”，去“公关化”。企业的捐款，是其作为长期计划的社会责任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灾难发生时的表演。捐款的数额，大过在日常运营中关心消费者健康、关注员工安全、关注社区责任吗？
我不想再看到举着捐款牌子的镜头。
我不想再看到某企业发动踊跃捐款的新闻。
我不想再看到某级政府官员为捐款企业颁发牌匾的消息。
甚至，我不想知道每家企业的每一笔具体的捐款数额，企业和明星的“慈善排行榜”。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被安排”的镜头至少有一个好处，即客观上鼓励了企业的慈善导向。在慈善刚刚开始在中国商界和中国社会中萌芽的初期阶段，它至少起到了树立榜样的作用。
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弊大于利。如果从一开始就教育企业和公众以更理性的慈善价值判断体系来衡量行为，我想这会导向更健康、更持续的慈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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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和苹果：如何让消费者尖叫
[ 2010-4-2 | 作者: | 出处:原创 | 天气:晴 ]
4月3日，作为历史上的今天，或者今天上的历史，是什么？
对苹果粉丝（简称苹果醋好，还是苹果汁好？）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iPad上市啊~~~
对苹果粉丝们而言，众所期昐大日子到来的欢动场景这已不是第一次——苹果在三里屯开首家店也是大日子喔。而我，只能自称是比较外围的苹果粉丝，其实是一直想当，没当上，对苹果徒心向往之，奈力而不足。关于对苹果的及时更新和有趣关注，请访问这里：http://apple4.us/。
之所以说起苹果和iPad，是上周末去上海参加海尔的新闻发布会的一些额外的感触。这场“嵌入时尚，IN领潮流”的发布会，以海尔高端品牌卡萨帝为主角，发布了厨电和冰箱的未来趋势。我感慨有二：一，海尔SHOW的水平在提高。整场发布会的气氛营造，特别是视频短片的制作水平很高，以家为诉求主题，让我在现场看了后，居然也有感动在。二，海尔的趋势发布，不像有些国内品牌那样，只是一个大噱头，而是的确从发掘消费者需求中来，并体现为产品，且真的引领了世界趋势。证据是，海尔在2008年首次发布高端冰箱市场的趋势后，大容量、多门、抽屉式的功能追求很快成为GE、LG、三星们模仿的对象，据我所知，海尔的法式对开门冰箱登陆美国后，GE主动找到海尔，希望后者为其贴牌生产——略去研发和生产环节，直接取之为其品牌服务。
我在发布会现场好好看了海尔卡萨帝此次推出的一些产品，特别是其主推的“生命之树”、“蝶韵”、“花舞”等几款对开门冰箱。的确是好产品，不过，我也有些可能是过高要求的另外想法：
这的确是能令竞争对手和市场惊讶的好产品，但还并不是能让人发出“WOW”一声惊叫的超越期待的产品。正如MIT斯隆商学院院长大卫·谢米特雷所说的，中国企业不仅要证明自己能生产“为今天”的好产品，还要让产品和创新强烈相关，让消费者觉得，这是能够为其带来“下一个”产品的品牌（详细观点见这里）。也就是，海尔今天展示的这些产品的优秀之处能让人“理解”，但更好的是，要能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
这的确需要时间。第一步：“惊喜”：让消费者初步感知其制造卓越产品的能力；第二步：“强化”，通过不断的创新产品，来强化消费者对其品牌的印象；第三步：“期待”，让你的下一个产品产生万众期待的效应，人们追逐、渴盼拥有那些将改变我们生活品质的产品。海尔目前做到了第一步，而苹果，则已经走到了第三步。它的产品能让我们“入迷”，什么是“迷”？因为它总是能提供超出我们现有理解能力的产品，总是几乎达致极度完美。
对苹果粉丝（简称苹果醋好，还是苹果汁好？）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iPad上市啊~~~
对苹果粉丝们而言，众所期昐大日子到来的欢动场景这已不是第一次——苹果在三里屯开首家店也是大日子喔。而我，只能自称是比较外围的苹果粉丝，其实是一直想当，没当上，对苹果徒心向往之，奈力而不足。关于对苹果的及时更新和有趣关注，请访问这里：http://apple4.us/。
之所以说起苹果和iPad，是上周末去上海参加海尔的新闻发布会的一些额外的感触。这场“嵌入时尚，IN领潮流”的发布会，以海尔高端品牌卡萨帝为主角，发布了厨电和冰箱的未来趋势。我感慨有二：一，海尔SHOW的水平在提高。整场发布会的气氛营造，特别是视频短片的制作水平很高，以家为诉求主题，让我在现场看了后，居然也有感动在。二，海尔的趋势发布，不像有些国内品牌那样，只是一个大噱头，而是的确从发掘消费者需求中来，并体现为产品，且真的引领了世界趋势。证据是，海尔在2008年首次发布高端冰箱市场的趋势后，大容量、多门、抽屉式的功能追求很快成为GE、LG、三星们模仿的对象，据我所知，海尔的法式对开门冰箱登陆美国后，GE主动找到海尔，希望后者为其贴牌生产——略去研发和生产环节，直接取之为其品牌服务。
我在发布会现场好好看了海尔卡萨帝此次推出的一些产品，特别是其主推的“生命之树”、“蝶韵”、“花舞”等几款对开门冰箱。的确是好产品，不过，我也有些可能是过高要求的另外想法：
这的确是能令竞争对手和市场惊讶的好产品，但还并不是能让人发出“WOW”一声惊叫的超越期待的产品。正如MIT斯隆商学院院长大卫·谢米特雷所说的，中国企业不仅要证明自己能生产“为今天”的好产品，还要让产品和创新强烈相关，让消费者觉得，这是能够为其带来“下一个”产品的品牌（详细观点见这里）。也就是，海尔今天展示的这些产品的优秀之处能让人“理解”，但更好的是，要能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
这的确需要时间。第一步：“惊喜”：让消费者初步感知其制造卓越产品的能力；第二步：“强化”，通过不断的创新产品，来强化消费者对其品牌的印象；第三步：“期待”，让你的下一个产品产生万众期待的效应，人们追逐、渴盼拥有那些将改变我们生活品质的产品。海尔目前做到了第一步，而苹果，则已经走到了第三步。它的产品能让我们“入迷”，什么是“迷”？因为它总是能提供超出我们现有理解能力的产品，总是几乎达致极度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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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世立、黄鸣和李书福：中国企业家如何“登顶”
[ 2010-3-31 | 作者: | 出处:原创 | 天气:雨 ]
短暂的牢狱之灾似乎也能成为中国商人“镀金”的一种方式，至少对兰世立来说，是这样。上周看到了兰世立“复出”的消息，其自称在“监视居住”期间，写就了18万字的“东星发展史”回忆录。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就会理解，这也是其表现自大的一种方式：当他掌控着1年前还存在的那个所谓东星帝国时，由他的“语录”、“思想”和“演讲”编纂而成的《总裁言论》、《关注东星》等小册子，均由他本人亲自审阅和修订，然后印制出来发给客户和员工。现在，狱中回忆录这样的题材，无疑又会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谁不想抢得这位争议人物“我的奋斗”式的自传的首发权呢？
但是我不想。
在这里的发言，不代表我所在的媒体。就我个人而言，对这位疯狂而大胆逾线的商人的关注，在去年4月时已经可以划上句号了。虽然自此后，围绕其身旁的旧部仍在不停召开新闻发布会，以继续制造舆论，争取支持，也有一些媒体继续保持“新闻敏感性”，争相发布其最新动向。但对我而言，成为别人炒作的工具可不是什么太好的感觉。
关于兰世立的故事可参见《东星危局》一文。他的故事，是一个不甘寂寞、一心想跻身中国一流商业领袖行列的故事，这类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一，敢于玩大的——兰从一个旅行社经理，敢于野心勃勃地进入民营航空业，在短时间内或买或租地发展了多架飞机，一时间风光无限；二，喜欢总结管理之道，拿自己一点点从商经验，开始扮演管理大师的角色，神化自己；三，狂放不羁，不惜高调树敌。这类人物，你还可以联想到牟其中、黄光裕之流。
从某种程度上，这类“登顶”故事有着特别的新闻关注价值，它往往意味着一个不错的故事。
再比如《环球企业家》在4月5日杂志上刊出的黄鸣的报道（请稍后留意《争议黄鸣》一文）。黄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市场的堪称“教父”一样的人物，他最早开拓了这一市场，并一直以各种方式教育市场，呼吁国家支持。但在这个并非高级制造的行业，黄并不甘心成为这样一个小商人，在中国新能源大热之际，搞了一个“太阳谷”项目，希望成为大企业家。在两会期间，我和同事采访他，他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是：“我的碑文可以是无字的，但这些建筑会是我的碑。”
黄的确个性十足，他是我少见的敢于表达对同行的不屑、敢于“不尊重”媒体（也善于利用媒体）、敢于直抒狂妄之言的中国商人。比如：
“谎话说了一千遍都可能成为真理，何况真理乎？”——他可能说对了，就像人们从一开始到现在不相信他的“太阳谷”项目会成功一样，因为它太庞大、太不合常理，但如果他做成了呢？一切质疑马上会烟消云散。
“里根对我影响很大，他搞的星球大战跟我搞太阳谷的战略差不多，因为这些东西全世界都没有。”——希望做出惊世骇俗之举，这的确气魄很大。
“这个建筑（指太阳谷）会成为我功名心的象征。我不避讳，这是人性。每个人都有功名心，这才是真英雄。”——也很少有人会像黄这样直陈自己的功名心，毫无疑问，他说了实话，这要比大多数人不虚伪。
当然，片言只语很容易让你片面地认为黄过于自大和自傲。不过，如果系统地理解他，他的商业逻辑并不神秘，也的确具有他自己的理性。但他的计划过于宏大，以至于放在山东德州，或者说放在今天的中国土地上，似乎成了一个怪异的存在。人们无法想象得出，在今天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那些炫目的建筑群、七星级的酒店、空旷的太阳能展示中心会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黄也是这样：敢于玩大的，喜欢扮演管理大师（看看他的博客就知道了），而且也不惜高调树敌。但有一点是，他没有逾线，这或许能驱除他梦想中的最大风险。
与之相比，我更欣赏李书福“登顶”的故事。一位在10多年前硬要挤入汽车行业的浙江疯子，今天以18亿美元做成收购沃尔沃的交易，无论如何，李籍此已跻身中国主流商业领袖的行列。他也“狂妄”，表现在他个性十足的敢说真话、敢于反击的舆论形象上，不过，他背后有一个聪明的理性的团队，在帮助他走得更远。任何书写当代商业史的著者，都会自然地将此交易，与2004年底，联想收购IBM PC业务相提并论，它的确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又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无论接下来会遭遇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
但是我不想。
在这里的发言，不代表我所在的媒体。就我个人而言，对这位疯狂而大胆逾线的商人的关注，在去年4月时已经可以划上句号了。虽然自此后，围绕其身旁的旧部仍在不停召开新闻发布会，以继续制造舆论，争取支持，也有一些媒体继续保持“新闻敏感性”，争相发布其最新动向。但对我而言，成为别人炒作的工具可不是什么太好的感觉。
关于兰世立的故事可参见《东星危局》一文。他的故事，是一个不甘寂寞、一心想跻身中国一流商业领袖行列的故事，这类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一，敢于玩大的——兰从一个旅行社经理，敢于野心勃勃地进入民营航空业，在短时间内或买或租地发展了多架飞机，一时间风光无限；二，喜欢总结管理之道，拿自己一点点从商经验，开始扮演管理大师的角色，神化自己；三，狂放不羁，不惜高调树敌。这类人物，你还可以联想到牟其中、黄光裕之流。
从某种程度上，这类“登顶”故事有着特别的新闻关注价值，它往往意味着一个不错的故事。
再比如《环球企业家》在4月5日杂志上刊出的黄鸣的报道（请稍后留意《争议黄鸣》一文）。黄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市场的堪称“教父”一样的人物，他最早开拓了这一市场，并一直以各种方式教育市场，呼吁国家支持。但在这个并非高级制造的行业，黄并不甘心成为这样一个小商人，在中国新能源大热之际，搞了一个“太阳谷”项目，希望成为大企业家。在两会期间，我和同事采访他，他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是：“我的碑文可以是无字的，但这些建筑会是我的碑。”
黄的确个性十足，他是我少见的敢于表达对同行的不屑、敢于“不尊重”媒体（也善于利用媒体）、敢于直抒狂妄之言的中国商人。比如：
“谎话说了一千遍都可能成为真理，何况真理乎？”——他可能说对了，就像人们从一开始到现在不相信他的“太阳谷”项目会成功一样，因为它太庞大、太不合常理，但如果他做成了呢？一切质疑马上会烟消云散。
“里根对我影响很大，他搞的星球大战跟我搞太阳谷的战略差不多，因为这些东西全世界都没有。”——希望做出惊世骇俗之举，这的确气魄很大。
“这个建筑（指太阳谷）会成为我功名心的象征。我不避讳，这是人性。每个人都有功名心，这才是真英雄。”——也很少有人会像黄这样直陈自己的功名心，毫无疑问，他说了实话，这要比大多数人不虚伪。
当然，片言只语很容易让你片面地认为黄过于自大和自傲。不过，如果系统地理解他，他的商业逻辑并不神秘，也的确具有他自己的理性。但他的计划过于宏大，以至于放在山东德州，或者说放在今天的中国土地上，似乎成了一个怪异的存在。人们无法想象得出，在今天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那些炫目的建筑群、七星级的酒店、空旷的太阳能展示中心会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黄也是这样：敢于玩大的，喜欢扮演管理大师（看看他的博客就知道了），而且也不惜高调树敌。但有一点是，他没有逾线，这或许能驱除他梦想中的最大风险。
与之相比，我更欣赏李书福“登顶”的故事。一位在10多年前硬要挤入汽车行业的浙江疯子，今天以18亿美元做成收购沃尔沃的交易，无论如何，李籍此已跻身中国主流商业领袖的行列。他也“狂妄”，表现在他个性十足的敢说真话、敢于反击的舆论形象上，不过，他背后有一个聪明的理性的团队，在帮助他走得更远。任何书写当代商业史的著者，都会自然地将此交易，与2004年底，联想收购IBM PC业务相提并论，它的确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又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无论接下来会遭遇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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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力拓与Google两案说点什么
[ 2010-3-28 | 作者: | 出处:原创 | 天气:晴 ]
情形何其相似。当诸多跨国公司在严密关注力拓所谓间谍案的庭审过程，和Google退出中国风波之时，在它们中间，在中国感觉不受欢迎的公司数量正在稳步上升。我想提醒各位的是，大约也就在一年前，希望抓住全球经济衰势的机会大胆收购的中国企业也正处于几乎同样的困境中，除了中铝增资力拓的大交易流产的标志性事件外，许多中国矿产企业在西方──尤其是澳洲遭遇严重的排外意识形态挑战，最终如愿以偿者如五矿和兖州煤业，屈指可数。 故事版本不同，但相似的是，无论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还是中国企业在海外，都需要面对当地国的法规和审查制度、以及民族情绪挑战。
我们不能一边指着对方国批评其对中国收购怀有敌意和误解，另一方面又极力警惕外资在中国的收购和经营活动。便宜不可能两头都占。
WSJ的文章分析得很好，力拓和Google提供了跨国公司在中国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选择。一是精于世故的力拓，尽力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在看庭审结果，一边在和中铝重谈合作；一是初涉江湖英雄主义的Google，将自己的商业原则置于利益之上。布林在最近接受WSJ采访时，详谈了退出中国市场的始末，我能理解Google做出这样举动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商业逻辑。不过，我假设了一下，假如我处于布林或施密特的位置上，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先说我的结论：我可能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会尽可能让过程完美。
接下来，我想给正在密切关注力拓和Google案的跨国公司们一些个人建议：
1，回到本质：一切决策仍最终需基于商业利益。中国市场的确很诱人很庞大，如果你在此的业务规模已经很大，从照看你的生意出发，遵守与你母国法规风俗不同的本地要求并不过分，这样的妥协也能够被人理解。而从另一方面说，并非对所有行业而言中国市场都是潜力无穷的，如果比例只有1%，退出也无妨。
2，能否让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我觉得Google不明智的一点是，它的公开挑战的做法，把一个国家的政府置于聚光灯下的位置上，能够斡旋和沟兑的余地已经很小。同时，政府治理的主要工具就是对信息的控制，不能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理精神来同样要求──或者说期待其它国家的改变。
3，“在中国率先掌握民意的重要性”。Interbrand中国区总裁陈富国此前曾在分析达能与娃哈哈纠纷时曾说过，随着中国消费者民族自信心的加强和爱国热情的高涨，跨国公司很容易在类似纷争中被强加上类似入侵者或强盗的标签。在这方面一直处于被动应对地位的跨国公司们，也许可以主动做点什么。
我们不能一边指着对方国批评其对中国收购怀有敌意和误解，另一方面又极力警惕外资在中国的收购和经营活动。便宜不可能两头都占。
WSJ的文章分析得很好，力拓和Google提供了跨国公司在中国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选择。一是精于世故的力拓，尽力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在看庭审结果，一边在和中铝重谈合作；一是初涉江湖英雄主义的Google，将自己的商业原则置于利益之上。布林在最近接受WSJ采访时，详谈了退出中国市场的始末，我能理解Google做出这样举动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商业逻辑。不过，我假设了一下，假如我处于布林或施密特的位置上，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先说我的结论：我可能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会尽可能让过程完美。
接下来，我想给正在密切关注力拓和Google案的跨国公司们一些个人建议：
1，回到本质：一切决策仍最终需基于商业利益。中国市场的确很诱人很庞大，如果你在此的业务规模已经很大，从照看你的生意出发，遵守与你母国法规风俗不同的本地要求并不过分，这样的妥协也能够被人理解。而从另一方面说，并非对所有行业而言中国市场都是潜力无穷的，如果比例只有1%，退出也无妨。
2，能否让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我觉得Google不明智的一点是，它的公开挑战的做法，把一个国家的政府置于聚光灯下的位置上，能够斡旋和沟兑的余地已经很小。同时，政府治理的主要工具就是对信息的控制，不能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理精神来同样要求──或者说期待其它国家的改变。
3，“在中国率先掌握民意的重要性”。Interbrand中国区总裁陈富国此前曾在分析达能与娃哈哈纠纷时曾说过，随着中国消费者民族自信心的加强和爱国热情的高涨，跨国公司很容易在类似纷争中被强加上类似入侵者或强盗的标签。在这方面一直处于被动应对地位的跨国公司们，也许可以主动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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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永利街[图]
[ 2010-3-22 | 作者: | 出处:原创 | 天气:晴 ]
香港人对一幢只有50多年历史的旧楼居然如此在意，而我们轻轻松松地就把几百年的城墙、四合院给拆掉了。
3月19日在香港，自己安排自己去寻访永利街。因一部《岁月神偷》而名声大噪的这条小街，保留着香港1960年代唐楼的风貌，因为政府的重建计划而激起该处部分业主和租客的反对，更有《岁月神偷》的监制罗启锐、导演张婉婷和主演呼吁保存。3月16日的最新消息是，香港市建局称将不会彻底清拆，改为“保育区”，协助业主进行复修。
闾丘露薇在博客中亦言道：“在当年的港英政府兴建公共房屋之前，除了寮屋，几乎所有的香港人都住在唐楼里面。这些中西结合的建筑通常高三到四层，每层高四米。也因为这样，这些唐楼，就好像上海的石库门一样，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就在中环的高楼大厦的背后，这片唐楼群，展现着最最地道的香港生活方式，告诉大家香港一路走过来的历史。做为维多利亚城旧城区，这里是华人开埠早年的聚居地，有着特别的历史意义。”
当实际探访，永利街却让我有稍许“失望”。它实际上长度只有约百米，现在只有一幢约五六个单元的旧楼，隐身于上环的诸多高楼大厦之中，其建筑风格，亦无多少出众特色，房屋失修严重，下水明道散发着刺鼻的臭味。
[画外音]从纵横交错的香港上环老街区找到永利街并不容易，它短小如北京的烟袋斜街，一不小心就会错过。
[画外音]这个“邮箱”就像是装置艺术的一种，像是宣示，又像是故意在召唤你的镜头
[c
3月19日在香港，自己安排自己去寻访永利街。因一部《岁月神偷》而名声大噪的这条小街，保留着香港1960年代唐楼的风貌，因为政府的重建计划而激起该处部分业主和租客的反对，更有《岁月神偷》的监制罗启锐、导演张婉婷和主演呼吁保存。3月16日的最新消息是，香港市建局称将不会彻底清拆，改为“保育区”，协助业主进行复修。
闾丘露薇在博客中亦言道：“在当年的港英政府兴建公共房屋之前，除了寮屋，几乎所有的香港人都住在唐楼里面。这些中西结合的建筑通常高三到四层，每层高四米。也因为这样，这些唐楼，就好像上海的石库门一样，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就在中环的高楼大厦的背后，这片唐楼群，展现着最最地道的香港生活方式，告诉大家香港一路走过来的历史。做为维多利亚城旧城区，这里是华人开埠早年的聚居地，有着特别的历史意义。”
当实际探访，永利街却让我有稍许“失望”。它实际上长度只有约百米，现在只有一幢约五六个单元的旧楼，隐身于上环的诸多高楼大厦之中，其建筑风格，亦无多少出众特色，房屋失修严重，下水明道散发着刺鼻的臭味。
[画外音]从纵横交错的香港上环老街区找到永利街并不容易，它短小如北京的烟袋斜街，一不小心就会错过。
[画外音]这个“邮箱”就像是装置艺术的一种，像是宣示，又像是故意在召唤你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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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继续赢的可能
[ 2010-3-19 | 作者: | 出处:原创 | 天气:晴 ]
2008年奥运会的确是中国体育用品市场的转折点，但戏剧性的结果是，不是阿迪达斯像它在北京奥运会前宣称的那样，雄心勃勃地实现在中国超越耐克的计划；而是这位火炬手创立的同名体育用品制造商意外地超越阿迪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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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GDP
[ 2010-3-16 | 作者: | 出处:原创 | 天气:晴 ]
两会闭幕，引人注目的观点和提案有很多，最近大热的是工信部副部长苗圩（读wei）在湖北团小组讨论时的发言，直指国内许多风电项目为政府的形象工程。几乎算是直接点名批评了甘肃酒泉的千万千瓦级风力发电场。 我的感慨有两点。其一是，这样级别的政府管理者还是能讲真话的，而且敢于直接讲真话。风电项目已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原因很简单，这既能快速增加GDP，而且还能增加绿色GDP。以酒泉为例，2008年，其GDP为248亿元，人均GDP为24759元（3563美元），跨过3000美元门槛，该市统计部门称，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酒泉已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地区经济已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2956-9265美元）的水平”。2009年，其固定资产投资突破300亿元，同比增长90.97%。这其中，在建风电项目即达50个，累计完成投资162.95亿元，占总固定资产投资53%。而被其它城市视为传统拉动手段的房地产，在酒泉，过去一年只有9.53亿元，同比居然下降了0.8%。2009年其GDP为321.05亿元，增速为甘肃省第一。
之所以列举这么多枯燥的数字，是希望大家从数字中看出地方官员的升级雄心，和政绩诉求。苗圩的证据是，中国西北部除了风力资源丰富外，风沙也大，容易对风电设备造成损害，很多项目未充分考虑或故意忽视这一风险而鼓噪上马。预计接下来，部分地方政府和风电设备制造商会禁不住驳斥这一证据，以维持这一投资的合理性。
我从同事谢丹那里听到的一个可笑的段子是，某地的风电场项目建成后，因种种原因一直不能很好运转发电，忽一日听闻上级领导视察，无奈之下，只好将电机通上电，让叶片转起来，冒充在发电的样子。做假至此，让人想起大跃进时，为了亩产万斤的谎言，拼命把已收割的稻子堆到田地里的情景。
好消息是，中央政府管理部门没有跟着新能源的“大好形势”一起头脑发热，对风电、太阳能的发展一直持谨慎态度。中国虽然在新能源领域，有机会和西方发达国家并肩起跑，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在这方面无成熟先例可循：政府补贴到底多少为合理水平？产能多少为合理控制规模？一个新能源上网电价的难产，即表明这一政策的平衡难度不小。
另一个感慨是，两会上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包括被网民称为雷人的提案和声音，思想的多元，声音的多元，总是好事。一位人大代表、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经济运行部副部长黑新雯建议，为防止年轻人冲动离婚，降低离婚率，应该修改《婚姻登记条例》，重新回到老办法中：当事双方单位或居委会出居调解书，调解不成的，方可准予离婚。
出发点是好的，但手段却是反自由、反人权的。这也反映了，很多人在提出问题解决方案时，很容易就回到行政干预的老路上。自由结婚，自由离婚，是中国婚姻法的极大进步，道德范畴的问题，应交由道德来解决。建议这位代表还是应该广泛听取民众意见，先做调查研究，再提合理化建议不迟。比如，2005年北京两会时，政协委员、人大教授张惟英曾提出一个建立人口准入制度以限制北京人口增长的提案；2007年两会时，又有一位叫叶宏明的政协委员，提议应确立“汉服”为“国服”。如此种种，到底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参见我之前的博客）？
之所以列举这么多枯燥的数字，是希望大家从数字中看出地方官员的升级雄心，和政绩诉求。苗圩的证据是，中国西北部除了风力资源丰富外，风沙也大，容易对风电设备造成损害，很多项目未充分考虑或故意忽视这一风险而鼓噪上马。预计接下来，部分地方政府和风电设备制造商会禁不住驳斥这一证据，以维持这一投资的合理性。
我从同事谢丹那里听到的一个可笑的段子是，某地的风电场项目建成后，因种种原因一直不能很好运转发电，忽一日听闻上级领导视察，无奈之下，只好将电机通上电，让叶片转起来，冒充在发电的样子。做假至此，让人想起大跃进时，为了亩产万斤的谎言，拼命把已收割的稻子堆到田地里的情景。
好消息是，中央政府管理部门没有跟着新能源的“大好形势”一起头脑发热，对风电、太阳能的发展一直持谨慎态度。中国虽然在新能源领域，有机会和西方发达国家并肩起跑，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在这方面无成熟先例可循：政府补贴到底多少为合理水平？产能多少为合理控制规模？一个新能源上网电价的难产，即表明这一政策的平衡难度不小。
另一个感慨是，两会上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包括被网民称为雷人的提案和声音，思想的多元，声音的多元，总是好事。一位人大代表、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经济运行部副部长黑新雯建议，为防止年轻人冲动离婚，降低离婚率，应该修改《婚姻登记条例》，重新回到老办法中：当事双方单位或居委会出居调解书，调解不成的，方可准予离婚。
出发点是好的，但手段却是反自由、反人权的。这也反映了，很多人在提出问题解决方案时，很容易就回到行政干预的老路上。自由结婚，自由离婚，是中国婚姻法的极大进步，道德范畴的问题，应交由道德来解决。建议这位代表还是应该广泛听取民众意见，先做调查研究，再提合理化建议不迟。比如，2005年北京两会时，政协委员、人大教授张惟英曾提出一个建立人口准入制度以限制北京人口增长的提案；2007年两会时，又有一位叫叶宏明的政协委员，提议应确立“汉服”为“国服”。如此种种，到底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参见我之前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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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百万富翁速成术
[ 2010-3-11 | 作者: | 出处:原创 | 天气:多云 ]
来自宝岛台湾的朋友的确思维角度不一样，在借住我家的某一天晚上，他偶然说起，为什么我不考虑将现在的住房卖掉，套取现金，然后租住一套地段更好、装修也不错的房子呢？ 这激发了我们之间一番热烈的讨论。
我现在住的这套位于东四环外青年路上的137建筑平方的房子，2004年底购买时价格为5100元/平米，而今该小区二手房价已涨至2.3万元/平米。尽管听起来升值巨大，但事实上就自住而言，这只是享受了名义上的上涨红利。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
购买加装修，这套房子的静态价值（当年的价格水平计）约是80万，如果今天卖掉，可套现现金315万，投资利润为235万。如果为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极端解决方案：以租的方式继续住在该套房子内──每月支付5000元租金，年付6万元，10年只需支付60万元。这样算下来，如此一卖一租，我将直接拿到纯粹的馅饼：175万元。
终于，我可以好好实现如何花掉100万的梦了……
如此计算下来，这一方式有何不可？我可以马上享受到房价从5100元涨到2.3万元的现实红利，生活水平并无下降。更重要的是，我将马上得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第1个100万，能够抓住更多的投资机会。
不过，我和朋友也马上想到几个风险：
一，安全感。如果我现在是单身住宅，恐怕毫不犹豫地明天即实现此计划（然后环球旅行去），但现在与父母同住，这种租来租去的住房形式难以让老人舒服。
我想到的解决方案是，同时和买房者签订一个长期租住合同，比如3年或5年。对我来说，除了改变所有权外，生活从表面上看没有变化；对买房者──也是我的新房东而言，他将获得稳定的比储蓄、国债都更高的固定收益。但是，这样的买房者可能难以找到，而且要看在合同里，我如何才能规避其撕毁租房合约的风险。
二，获取现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第一计划仍是消费：买车、旅行、购买奢侈品；或者做风险更大的投资：股票等。听起来还不如房子保值、收益高，简直就是败家子的行为模式……同时，还要考虑到通货膨胀、纸币贬值的风险。
三，这是否是合适的卖出机会。考虑到该小区附近，在2012年将开通地铁6号线，大悦城等商业配套设施马上完善，房价还有进一步攀高至3万元/平米的可能性，我将放弃从2.3万到3万元的上涨溢利。如此说来，即使出售，也应该等到2012年──可是，谢国忠说，那正是泡沫崩盘之年。
无论如何，台湾朋友想提醒我的是，一个“入场”和“出场”的概念。因为买房的目的即为自住，所以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售出──“出场”的可能性。是啊，Why not？So what？
我觉得，一些单身而已幸运地在低价时入市买房的朋友，真的可以计算一下收益和损益情况，考虑是否可以售出房子，重新成为租房客。如此跃上100万的台阶，可比背负房贷、挤公车省饭费地攒钱快多了。
我现在住的这套位于东四环外青年路上的137建筑平方的房子，2004年底购买时价格为5100元/平米，而今该小区二手房价已涨至2.3万元/平米。尽管听起来升值巨大，但事实上就自住而言，这只是享受了名义上的上涨红利。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
购买加装修，这套房子的静态价值（当年的价格水平计）约是80万，如果今天卖掉，可套现现金315万，投资利润为235万。如果为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极端解决方案：以租的方式继续住在该套房子内──每月支付5000元租金，年付6万元，10年只需支付60万元。这样算下来，如此一卖一租，我将直接拿到纯粹的馅饼：175万元。
终于，我可以好好实现如何花掉100万的梦了……
如此计算下来，这一方式有何不可？我可以马上享受到房价从5100元涨到2.3万元的现实红利，生活水平并无下降。更重要的是，我将马上得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第1个100万，能够抓住更多的投资机会。
不过，我和朋友也马上想到几个风险：
一，安全感。如果我现在是单身住宅，恐怕毫不犹豫地明天即实现此计划（然后环球旅行去），但现在与父母同住，这种租来租去的住房形式难以让老人舒服。
我想到的解决方案是，同时和买房者签订一个长期租住合同，比如3年或5年。对我来说，除了改变所有权外，生活从表面上看没有变化；对买房者──也是我的新房东而言，他将获得稳定的比储蓄、国债都更高的固定收益。但是，这样的买房者可能难以找到，而且要看在合同里，我如何才能规避其撕毁租房合约的风险。
二，获取现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第一计划仍是消费：买车、旅行、购买奢侈品；或者做风险更大的投资：股票等。听起来还不如房子保值、收益高，简直就是败家子的行为模式……同时，还要考虑到通货膨胀、纸币贬值的风险。
三，这是否是合适的卖出机会。考虑到该小区附近，在2012年将开通地铁6号线，大悦城等商业配套设施马上完善，房价还有进一步攀高至3万元/平米的可能性，我将放弃从2.3万到3万元的上涨溢利。如此说来，即使出售，也应该等到2012年──可是，谢国忠说，那正是泡沫崩盘之年。
无论如何，台湾朋友想提醒我的是，一个“入场”和“出场”的概念。因为买房的目的即为自住，所以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售出──“出场”的可能性。是啊，Why not？So what？
我觉得，一些单身而已幸运地在低价时入市买房的朋友，真的可以计算一下收益和损益情况，考虑是否可以售出房子，重新成为租房客。如此跃上100万的台阶，可比背负房贷、挤公车省饭费地攒钱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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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的自我进化
[ 2010-3-10 | 作者: | 出处:原创 | 天气:晴 ]
两会期间，见到海尔集团总裁杨绵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绵绵，所以有些深感意外：杨活力十足、可爱十足的真性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别人恭维式地提及海尔某个产品卖得好时，她会罕见地坦率反驳说，其实做得并不好；当别人问到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时，她会有些调皮地歪头瞪大眼情，做出思考状；有时，她会热情地激烈地维护海尔的品牌，“敢于”和记者争论中国品牌与西方品牌的优劣。这样坦率的企业领导者在商业界越来越鲜见，我们见惯的大多是知道如何给出记者希望的有倾向性的答案的人，或者是，要么视记者为洪水猛兽一概不见，要么视记者为成名工具极力收买之。
印象最深的收获有两点。
一是，“动态优化”。海尔目前在大力推行自主经营体的实践，如果说“人单合一”是员工个人实现面向市场的自我管理的1.0版，自主经营体可视为团队面向市场的自我管理的2.0版。官方解释是：海尔的自主经营体不是孤立运转，它必须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有三个要素：第一是端到端，第二是同一目标，第三是倒逼体系。“端到端”就是从用户不满意到用户满意全流程的闭环；“同一目标”就是全流程各节点的人员都参与自主经营体；“倒逼体系”就是自主经营体成员为了满足用户需求都可以倒逼平台，从而把整个体系调动起来。
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制造业的最佳代表──海尔，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创新，它希望回答的，也是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最后留下的遗问：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互联网将对管理学产生怎样的新挑战。传统的制造业管理方式，在我看来，是基于命令-控制的管理方式，即分解任务，把有着清晰数量和质量要求的目标下达给员工，也可以理解为上一道工序下送到下一道工序，然后按计划完成；其中的控制，控制的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三要素：质量、效率和即时交付能力。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许三多那样不折不扣的执行者，把信送到加西亚那样使命必达者。
而在互联网时代，海尔这一转型预示着，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将成为一个重大难题。因为市场和商业环境瞬息万变，如何让听到炮声的人有决策力？能够承担决策风险，也有可调配的资源？自主经营体是其中一个解决方式，它让每个团队自己面向市场确定目标任务，自己在全球寻找和匹配资源，打破组织隔阂地团队协作，最终也能让整个团队成员受益成功。
德鲁克相信，类似医生、律师这样的小型经营者是最具市场化意识的，公司大了后，更多的组织、人力都是为了避免和市场脱节而设，但事实上，却反而造成企业内部与市场越来越脱节。比如部门扯皮、组织隔阂。而海尔的自主经营体正是为了打破这一企业病而生。
越了解这一作法的目的、价值和管理学基础，越让我产生另一个好奇：在这样的新组织型态下，CEO的首要管理任务又是什么呢──战略？发现自主经营体没有发现的新市场机会；评价？对自主经营体的经营效果进行最终评定。有待回答。
海尔的流程再造是个持续的过程，杨绵绵认为，管理者的一个任务是“动态优化”，在发展中不断对此进行“调频”。调频这个词挺有意思，意指要让下属的自主经营体的经营导向和集团总目标、价值观要保持一致，保持同一频率。
印象深刻的第二点是，杨说：“一切都是测试版。”我觉得这不仅是其对海尔现在创新产品的评价，对打造卡萨蒂这样的高端品牌努力的评价，也是对商业模式探索、管理模式转变的总体看法。这是一种基于动态发展眼光的看待进步和错误的方式，很诚恳，很认真，我很欣赏──对于某些希望马上得到好与坏的准确答案的人来说，这样的回答可能让他失望了。
印象最深的收获有两点。
一是，“动态优化”。海尔目前在大力推行自主经营体的实践，如果说“人单合一”是员工个人实现面向市场的自我管理的1.0版，自主经营体可视为团队面向市场的自我管理的2.0版。官方解释是：海尔的自主经营体不是孤立运转，它必须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有三个要素：第一是端到端，第二是同一目标，第三是倒逼体系。“端到端”就是从用户不满意到用户满意全流程的闭环；“同一目标”就是全流程各节点的人员都参与自主经营体；“倒逼体系”就是自主经营体成员为了满足用户需求都可以倒逼平台，从而把整个体系调动起来。
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制造业的最佳代表──海尔，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创新，它希望回答的，也是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最后留下的遗问：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互联网将对管理学产生怎样的新挑战。传统的制造业管理方式，在我看来，是基于命令-控制的管理方式，即分解任务，把有着清晰数量和质量要求的目标下达给员工，也可以理解为上一道工序下送到下一道工序，然后按计划完成；其中的控制，控制的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三要素：质量、效率和即时交付能力。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许三多那样不折不扣的执行者，把信送到加西亚那样使命必达者。
而在互联网时代，海尔这一转型预示着，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将成为一个重大难题。因为市场和商业环境瞬息万变，如何让听到炮声的人有决策力？能够承担决策风险，也有可调配的资源？自主经营体是其中一个解决方式，它让每个团队自己面向市场确定目标任务，自己在全球寻找和匹配资源，打破组织隔阂地团队协作，最终也能让整个团队成员受益成功。
德鲁克相信，类似医生、律师这样的小型经营者是最具市场化意识的，公司大了后，更多的组织、人力都是为了避免和市场脱节而设，但事实上，却反而造成企业内部与市场越来越脱节。比如部门扯皮、组织隔阂。而海尔的自主经营体正是为了打破这一企业病而生。
越了解这一作法的目的、价值和管理学基础，越让我产生另一个好奇：在这样的新组织型态下，CEO的首要管理任务又是什么呢──战略？发现自主经营体没有发现的新市场机会；评价？对自主经营体的经营效果进行最终评定。有待回答。
海尔的流程再造是个持续的过程，杨绵绵认为，管理者的一个任务是“动态优化”，在发展中不断对此进行“调频”。调频这个词挺有意思，意指要让下属的自主经营体的经营导向和集团总目标、价值观要保持一致，保持同一频率。
印象深刻的第二点是，杨说：“一切都是测试版。”我觉得这不仅是其对海尔现在创新产品的评价，对打造卡萨蒂这样的高端品牌努力的评价，也是对商业模式探索、管理模式转变的总体看法。这是一种基于动态发展眼光的看待进步和错误的方式，很诚恳，很认真，我很欣赏──对于某些希望马上得到好与坏的准确答案的人来说，这样的回答可能让他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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