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停止呼吸后，他所代表真理、道德与旧时代也随之一同而去
永不妥协
“他觉得自己要对整个国家负责，他是这个国家的良心。没有了他，你会感到不会再有人来保护你。”59岁的娜塔莉·布鲁尼放在棺材边上的红玫瑰来自她自己家的花园，而她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心声，无论他们是否阅过140万字的《古拉格群岛》。
俄罗斯的作家或者知识分子中最受尊敬的那些人从来不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标杆，他们往往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使命，是道德和真理的追求者与捍卫者。这似乎是一种融于血液中的古老传统，索尔仁尼琴的一生所听从的正是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召唤—他责备知识分子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批判曾经的苏联及其专制统治，反而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他生活在纯粹的世界里，“善良”、“罪恶”和“真理”这些带有现实意义的形而上学词汇都要用大写字母拼写，因为他本人的戒律就是用大写字母书写：“不说谎！不参与谎言！不支持谎言！”
俄罗斯式人生
索尔仁尼琴的经历就是一部俄罗斯小说，战争、流放、反抗、真理、祖国、人民，这些俄罗斯文学元素一应俱全。
索尔仁尼琴在写给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自传中写到，在他的孩提时代，没有来自任何人的提示和鼓励，他就是想成为一个作家。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之前，索尔仁尼琴是遗腹子、是数学教师、是劳改营的囚犯，但那之后，他身上的标签换成了流放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俄罗斯的良心”。
某种意义上，正是苏联的专制和集权体制塑造了索尔仁尼琴。1945年2月，因为在和友人的通信中有对斯大林不敬的言辞，索尔仁尼琴被判8年劳动改造。8年后，等待他的不是刑满释放，而是“终身流放哈萨克斯坦”的新判决。幸运的是，索尔仁尼琴只被流放了3年，1957年便“恢复名誉”。
在这些孤独而艰苦的日子里，索尔仁尼琴一直在偷偷地写作，并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保存在身边：“在1961年之前，我觉得这辈子都不会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发表，也不敢让任何亲近的亲友阅读任何我写的东西，因为害怕会流传出去。在42岁的时候，这种秘密的作者身份让我不堪重负。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不能让那些懂得文学的人来评判我的作品。”但机会终于到来。1962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文学月刊《新世界》上发表。这部以作家的生活经历为蓝本的小说是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索尔仁尼琴一夜成名。
当时的执政者赫鲁晓夫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批准《伊》公开发表，却没有想到不久后这篇小说成为政敌向他发难的工具，更没有料到日后索尔仁尼琴会成为苏联政权的掘墓人之一。正如苏联歌唱家盖琳娜·薇许涅芙丝卡雅在她的自传中所写的：“苏联政府放出了瓶子里的魔鬼，不管后来如何努力，都无法再把它装回去。”
1968年，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和揭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相继问世，但已不可能在苏联出版，瑞士苏黎世成为这两部作品的“避难所”。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年后，将索尔仁尼琴的声名带到顶峰的《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和美国发表，但这部鸿篇巨制带给索尔仁尼琴第二次流放—1974年，他被判为“叛国者”，剥夺了公民身份并被强制流放，在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索尔仁尼琴开始了长达20年的流亡生涯。
《古拉格群岛》详细记录了从1918－1956年苏联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系统，如果被称为“古拉格”的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是地狱，索尔仁尼琴就是走过地狱并将所见所闻带给世人的但丁。在他看来，如果读者仅希望从中看到政治意义上的曝光和披露，那么就应该“立刻合上书页”。它不仅是关于劳动改造和那个时代的历史，更是文学和艺术作品。普通人的中勇敢者可以决定不参与谎言、不支持虚假的景象，但“作家和艺术家有能力做得更多，他们还要戳穿谎言！在与谎言的斗争中，艺术永远、也应该永远获胜！”
并不仅仅是索尔仁尼琴这样认为，前苏联的人民和西方世界也怀有同样的希望—当人们第一次读到这部书时，都认为它的发表将会永远地改变俄罗斯或是苏联的一切不合理的东西，一份德国报纸的社论曾将《古拉格群岛》的发表视为苏联崩溃倒计时的开始。事实上，《古拉格群岛》是动摇苏联统治根基的因素之一，它或许影响了历史进程，却没能将俄罗斯变成真善美的理想国。
无论如何，这部书带给索尔仁尼琴一生的荣誉与痛苦—他因此得到世界的认可，却被自己的祖国驱逐。索尔仁尼琴大儿子的同学曾在1993年前去拜访他，在位于美国佛蒙特州乡间的住所，起居室的架子上摆满了各种外文版本的《古拉格群岛》。
旧时代的爱国者
当索尔仁尼琴在1974年被苏联驱逐时，美国把他当成英雄来接纳，并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从1976年起，索尔仁尼琴一直居住在佛蒙特州的小镇，但他并不因为美国对他的“友好”就感恩戴德。
1978年，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割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毫不客气地指出西方世界存在着包括“丧失勇气”在内的诸多问题：“局外人观察现今西方社会最瞩目的特征就是勇气的失落。西方世界已失去对社会承担的勇气，不单整个西方世界如此，每个西方国家亦如是，甚至每个政府、政党，连联合国也不能例外。勇气的失落在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身上更为明显，以致给人一个印象，整个社会今天也失去了勇气。
索尔仁尼琴并不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式自由民主有普世价值，甚至从被推上飞机放逐到冷战铁幕的另一边的一刻起，他就将西方文化作为新的批判目标。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从苏联来到美国，不过是从一个“恶的国家”进入另一个“恶的国家”，西方文化本身是“虚弱而堕落”的。这位顽固而虔诚的东正教徒不能忍受缺乏“信仰”、不在乎“救赎”的美国，在他看来，以人为一切存在物中心的理性人本主义使得人们完全背弃了圣灵，变成毫无节制的物质至上者，失去了对“更隐藏、更高尚的人性需求和品格”的追求。西方世界主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本质上与索尔仁尼琴血液深处的俄罗斯东正教气质格格不入，在美国生活的近20年里，他对西方的批判使他成为两个阵营的“公敌”。
无论如何，在与苏联的对峙中，索尔仁尼琴获得了最后的胜利。1991年12月25日，苏联政权轰然坍塌，晚上7时32分，几代人所熟睹的印有镰刀和锤子的红旗开始徐徐下落，7点时45分，红白蓝的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升上克里姆林宫上空。随之而来的是索尔仁尼琴公民权的恢复和叛国罪的洗清，他的作品终于能在他深爱的祖国发表。1994年，在叶利钦的邀请下他回到了阔别20年的故土。流亡美国期间，索尔仁尼琴在佛蒙特州的房子旁边有一块大石头，据说他让他的孩子们坐在上面，告诉他们总有一天这块石头会变成一匹飞马，带着他们回到俄罗斯。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俄罗斯，而他给孩子们讲的故事也终于变成了现实。
但是没有了苏联政权的俄罗斯仍旧不是索尔仁尼琴心中的理想国。1994年回国时，76岁的索尔仁尼琴从海参崴登陆，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乘火车横穿俄罗斯，希望看看曾经与他彼此对立、伤害、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什么样子。“新生”的俄罗斯让他感到失望：他看到的俄罗斯虽然摆脱了极端的专制和压迫，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且一边是贫困、残破，另一边是腐败、奢华。
索尔仁尼琴不仅仅是作家和不同政见者，他更是想要拯救俄罗斯的梦想家。所有的揭露和抨击最终指向的都是对俄罗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深沉热爱，他从未停止过他的批判，像父亲从来不曾停止纠正孩子的过失。面对俄罗斯“精神上的倒退”，索尔仁尼琴忍不住大声疾呼，他拒绝接受叶利钦要给他颁奖的敬意：“我不能接受一个把俄罗斯带到毁灭边缘的国家政权的嘉奖”；他讽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政策，批判俄罗斯精神的滑坡和贪腐的风气，直至人们再次开始冷落他。
作家依然拥有尊重，却逐渐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带淡出。俄罗斯似乎不再需要一个精神导师去揭露丑陋的伤痕，也不再想要一个处处责难的批判者。巨大的冲突造就伟大的人，索尔仁尼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良心和权威有着强烈冲突的时代，而现在，这种冲突已经被淡化。但这位老人从不因为冷遇而停止批判：“只要我活着，就会给国家开药方。”2007年，不屈服于任何强权的索尔仁尼琴接受了普金授予他的最高国家荣誉的奖章。相比叶利钦，他更信任年轻而果敢的普京，将其视为俄罗斯回复传统的机会。
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在书桌边坐了一整天，进行着年复一年每天都在作的工作。当夜幕降临时他感到不舒服，告诉妻子和一个儿子怎样处理他的文字后，在午夜到来之前离开了世界。这个伟大的灵魂终于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默默消失了，新的俄罗斯想要的不再是虔信的家长制，而是全球化浪潮下的消费主义。这颗“俄罗斯的良心”终将因为过于“俄罗斯”而被遗忘，在他之后，不再有人将道德和真理作为终极目标歌颂和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