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修复的不仅是倒塌的房屋，还有每一个经历灾难的心灵家园，但后者的重建难度超出预期
废墟上的心理学
今年5月12日，四川女孩吴音(化名)从倒塌的教学楼中爬出来，她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在她的内心发生了。
吴音执意要回到已成废墟的学校，找回书包。后来，她被妈妈接到北京。在这个安全的城市，她最喜欢的游戏就是荡秋千，不停地荡秋千。除了秋千，其他和摇摆、晃动有关的器械都会引起她强烈的兴趣。
和所有从灾难中逃生的人们一样，吴音感觉到，她的生活被大地的震动彻底改变了。一切关于摇摆的游戏，对吴音来说都是对地震的模拟，而只有在游戏中重复体验震感，这个8岁孩子对震动的潜在恐惧才有可能消除。
事实上，灾难从来都是个体命运最强大的操纵者。和彻底改变的身体形态和生活经历相比，灾难带来的创伤记忆更富毁灭性。而且，这些记忆通常深藏在意识的谷底，在意想不到的时刻，使现实生活变得不堪一击。
即使不再亲眼见到死亡，吴音也无法主动删除关于灾难的记忆。不过现在，一些自我救助的方法出现在她的面前：可以在妈妈的辅导下阅读《灾后心理救助与心理重建手册》，也可以播打10余条心理救助热线；如果她愿意，会有志愿者陪在她身边，和她共同面对那些可怕的想象。
迄今为止，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但工作重点已经明显转移——生死攸关的紧急救援逐渐降温，而被以心理干预为主的心理救助工作被提上日程表首页。事实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灾后心理干预早在2001年5月7号大连空难时便启动了。但对中国社会来说，官方和舆论却从未如此关注，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以来，参与这一救助工作的机构和个人之众，其规模堪称史无前例。
灾难的不可控性却不断挑衅既有的工作难度。13天之后，四川青川县发生6.4级余震，这个最大强度的余震使四川各地都有明显持续震感，震后的泥石流等险情防不胜防，在半月内随时更新的遇难人数令人战栗——灾难所波及的人群迅速扩大，而人类心灵的康复期，则无法测算。
他们需要陪伴
尽管挑战重重，但志愿者们还是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切实的援助。
吕斯文是北京一家咨询公司的职员，地震爆发后，他和同事自发组成了心理干预支援者小组，准备随时奔赴灾区。几经周折，吕和另外两名同事终于与成都团市委取得联系，灾后不到一周，他们被当地教育局安排到德阳三中，为安置在那里的东汽中学高三学生们进行心理救助。
尽管在出发前，他们接受了中国心理学学会组织的紧急灾后心理干预培训，但吕斯文和同事们深知，心理咨询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他们决定不擅自进行心理辅导。这个临时组建的救援小组认为，自然互动的方式是最可行的方案。“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陪伴他们吧。”吕说。
面对这些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每天清早，吕斯文和同事都会带着他们晨跑、做拓展运动。白天孩子们自习，晚上和临时小组聚在一起进行沟通。几天后，他们之间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孩子们不提地震，吕斯文和同事就绝口不提。当然，孩子们每一点情绪上的振奋，都会带给小组成员些许欣慰。
在目前开展的心理救援工作中，孩子成为最被关注的群体，人们担心，这些幼小的心灵没有强大到独自抵御恐惧的程度。
与自发志愿者们的工作风格不同，来自亚洲积极心理研究院的心理咨询师符然雅对同一批孩子进行了帐篷学校开学后首次专业的心理辅导。符观察到，这些孩子情绪相对稳定，但也有一些普遍的负面症状，如记忆“闪回”(脑海中总是蹦出地震场面)、做恶梦、尖叫、不敢上楼。
符决定将孩子的注意力转移到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上：吃饭，睡觉，有个强壮的身体。一些具操作性强的建议也被学生们实践，比如不要独处；当不好的回忆出现，立刻强迫自己去想一些美好的事情。“正确的心理辅导程序是稳定、平复、整合。在最初，我们要稳定他们的情绪，满足他们最切实的需求。”符然雅说，“心理咨询师能扮演的角色就是父母。”
在短暂的救助工作后，符然雅收到了好几条充满感激的短信，但另一方面，初期阶段的心理干预过程多少有些生硬，灾后心理救援应该是个长期工程，吕斯文和符然雅所在的小组单兵作战的模式仅是个初步探索。
好在，他们只是大规模救助工作中的先遣队，几乎是前仆后继的方式，救助工作渐成规模。几乎在灾后第一时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展心理所所长申继亮就给政府相关部门写信，强调灾后心理救助的紧迫性。随后，他们派出四人心理专家小组进入一线，并组织了20人左右的队伍随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首支心理救援队于5月20日进驻灾区，而在第二天，一支由奥运冠军孙海涛、体操世界冠军莫慧兰等组成的24人队紧跟其后。在这场跨越学界、政界和民间的集体行动中，多重力量冲破了中国社会的传统行业界限。
就形式而言，此次心理救助工程体现出多元的思路。教育部委派北师大心理学院在最短时间内赶制出《灾后心理救助与心理重建手册》，首批2000册发到灾区。随后，北师大等全国九所院校、北京市青少年服务台、四川民政厅、广州、芜湖、厦门等多条灾后心理援助热线开通。
当然，最主流的行动还是亲赴灾区。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心理救援组、解放军军事心理训练中心、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四川省科技厅、卫生部疾病防控中心在内，组织专家和志愿者队伍的机构多到数十家，类似吕斯文这样的志愿者更是不计其数。
艰难的探索
然而，和人们高涨的热情相比，心理救助服务所需的专业技能却相当贫乏。为此，在实际工作展开前，组织者都会对志愿者进行紧急培训。
5月22日，在北京市东城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批志愿者们正在聆听心理专家的讲座。他们并准备一声令下，随时飞往四川。类似的培训在全国无数个城市不约而同地进行，但不可否认，这种集训通常是“填鸭”式的。
事实上，在2001年大连空难之后，中国的心理救助工作进展并不顺利，汶川地震的心理救援工作缺乏可借鉴的本土经验。“实际上后来许多大的灾难里，心理工作者往往是得不到重视，甚至还受到一些阻力。”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说。
唯一可以参考的案例是今年“4·28胶济铁路重特大事故”发生后，公安部派专家对参与救援的公安民警开展心理危机干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去年11月，公安部成立了重大突发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只是，此事发生时间过近，尚未总结出一套可供分享的经验。
相反，台湾、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抗震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启蒙作用。比如，日本的地震应急机制将抗震的培训日常化，这种培训的效果如同预备役一样，一旦灾难发生，每个成员各司其职，组织自救机制立即启动。
在很多方面，汶川地震灾难带给中国的挑战都是第一次的，譬如说，填鸭式集训注定无法迅速演变为预备役模式。实际上，对大多数参与其中的组织者和志愿者而言，心理救助都是一段混杂着复杂感受的成长经验。
陈亚娟 (化名)家住成都，与那些“空降”志愿者相比，她的工作有地利之便。但从成都到绵阳，往返近4个小时的车程，加上离开灾区后的消毒程序，使得陈亚娟每次需要花上一整天，但实际的工作时间只有50分钟。
尽管如此，作为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陈还是能找到方法迅速减少陌生感，比如团队游戏和绘画。志愿者们对那些画面过目不忘；高山压迫画面，有些画被彻底涂成灰色，有的则直接描绘了暴雨天、房屋将要倒塌、人们在旁边哭泣……绘画暴露了孩子们对地震的潜意识感受，疏导使一种特别的感情初步建立起来。一个男孩在分别时对陈亚娟说：“老师，这么多天来我们第一次笑了。”
第二天，陈亚娟被突然通知再次进驻绵阳。志愿者准备了很多礼物，一路上想象着重逢后的画面。
但令人措手不及的是，车到绵阳，所有人一律被分派到另一聚居点为新同学们做心理咨询。“虽然同样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我们还是有些失望。毕竟精心准备了这么久。”陈亚娟说。更重要的是，从专业角度，心理救援的最佳方式是一对一的互动，因此， 频繁变换志愿者的面孔势必会影响效果。
这类临时突变是散乱局面的一个体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师蔺秀云说：“前
悲伤在蔓延
可怕的是，因为余震不断，遇难者数字失控般上涨，悲痛、恐惧的心情开始超越灾区界限，蔓延开来。
5月下旬的一天，中科院一条心理咨询热线接到5个具有自杀倾向的北京市民打来的求助电话；灾区外的小学生突然害怕起天黑、害怕父母不在身边；拥有几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的咨询师进入灾区短短几天，便出现了轻微腹泻，这是心理波动造成的躯体性反应……
“危机事件的当事人不仅包括经历危机的人，也包括目击者。”宗春山说，“现在媒体的高度发达，灾区外的大人、孩子已经看到了哪怕是最惨烈的灾难场面。”
需要救助的人群在不断扩大，包括参与救援的解放军官兵、医护人员，甚至心理救助者本身。他们所面临的心理挑战更加艰巨，除了惨烈的死亡场景对视觉的刺激，还要经受救援失败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内疚。
5月22日，为帮助解放军官兵做好自我心理防护，解放军军事心理训练中心组成中国军方第一支心理救援专业分队抵达四川地震灾区都江堰。不仅在军方内部，专家建议，工作在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和志愿者们同样是心理干预的重要群体。根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的测算，汶川地震后，将有60－100万人需要不同程度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其波及程度远超过地震辐射本身。
与超乎想象的工作量同样棘手的问题还在于高强度的救助工作如何持续。灾后的特殊时期，大批志愿者可以暂时放下工作，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而从灾难后的心理反应规律看，灾后三个月至半年是心理疾病以及自杀倾向爆发的高发期。
符然雅说：“等到三个月后一切恢复正常了，孩子就会猛然意识到生活中的巨大变化。这种孤立的感觉才开始进入到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高三孩子朝夕相处数日的吕斯文则认为：“现在来的心理志愿者很多，但大多数讲讲话就走了。这是个需要踏实下来的工作，需要常驻。”在意识到问题的长期性之后，吕斯文和同事开始联系当地的资深志愿者。
目前，各种机构都在尝试给出解决方案。有的企业准备组织志愿者轮替赴灾区，四川教育厅则寄望于完善对帐篷学校老师们的培训和辅导，一些专业机构把提供专家培训和志愿者队伍视为一项长期义务。符然雅所在的亚洲积极心理研究院已经与绵竹中学、东汽中学等建立联系，承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进行定点心理帮扶，这和教育部的时间规划不谋而合。
的确，在灾难画面所产生的冲击力下，保持短期的热情并不难，但生活毕竟会重归既定的轨道。事实上，善意不应靠一时的行为来表达，而需要借助机制保持历久弥新。 面对新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突发性灾难事件，如何搭建长期、完善的心理救助系统将是个艰难历程。“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宗春庆说。（特约记者邹波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