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遗忘

1967年10月8日，带领游击队从事革命活动的切·格瓦拉与他的同志们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被政府军包围并被捕。第二天，态度强硬的格瓦拉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授意下被枪杀。当英雄的尸体在玻利维亚雾气蒙蒙的山谷中悄悄腐烂时，12月26日，披头士的电视电影《奇妙神秘之旅》在BBC上播出。站在40年后的今天回溯，这两件初看并无关联的事情似乎为接下来的1968年奠定了基调：充满革命、暗杀与暴动，奇妙又神秘的一年，20世纪下半叶最为特殊的一年。

从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春节攻势”，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从被暗杀的罗伯特·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到在墨西哥城奥运会颁奖台上举起拳头行黑人权利运动致意礼的男子200米金牌得主汤米·史密斯；还有不能被忘却的法国“五月风暴”……自1968年以来，几乎每隔10年，这些事件和人物就会从尘埃中复活一次，迫使当下的人正视那段历史，无休止地质疑它们的意义和遗产，并无休止地作出相同或不同的回答。

但时间毕竟过去了40年。曾经使一代人乃至整个世界热血沸腾的1968年即便尚未被遗忘，也已变得模糊不清。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真正理解1960年代的激情和理想、斗争和反抗，因为那段岁月在被过度神话与浪漫化的同时，亦被反对者蒙上不公正诠释的阴影。格瓦拉只是一个被印在无数旗帜、服装和读物上的符号，抽象地代表着革命和自由。他的殉难使这段传奇具有神圣的色彩，人们忘记的不仅是他的失败，还有他留下的真实痕迹和信仰。

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虽然已经头发花白，却仍旧无法走出1968年的集体记忆。那是一场对整个政治、文化与社会提出激烈变革要求的全球性爆发，一段充满了“如果”、“若是”这样暗含假设意味词语的历史。任何一个事件，甚至事件微小细节的改变，都可能将历史引向不同的方向。

无论年老还是年少，赞成还是反对，旁观者同样无法忽略那一年。所有人都受到1960年代的“辐射”，因为那些执着提出的问题都是高尚而值得回答的：黑人、妇女与同性恋者的权利，一个国家应当如何立足于世界，一个社会背后的价值观与一代人的世界观所追求的理想究竟是什么。

不能正视过去就无法获得未来，为了忘却就必须纪念。这就是重新清点1968年遗产的理由。

“少年维特的烦恼”

在提出“1968年的世界怎么了？”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回答另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1968年的年轻人怎么了？”

这些十几、二十岁的人是那令人目眩神迷的一年中少有的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的线索，因为正是他们将“1968”打造成席卷世界、“改变一切”的一年。也正是他们，默默地与曾经坚信不疑并大肆宣扬的信念和诺言决裂，恋恋不舍却亲手将1960年代埋葬在历史中。

这些出生于二战后婴儿潮中的年轻人似乎并不理解上一代人所经历的“危机社会”是什么。他们从未经历过战争、死亡、饥饿和不幸，却享受着战后繁荣经济的成果，因此他们将富足的生活视为理所当然，并看不起未能战胜失业和暴力的上一代人。这群尚未真正脱离青春期的人凭借少年特有的怀疑、敏感和偏激，在被生产和消费所充斥的理性社会中发现了生活的隐秘裂痕。那道致命的裂痕，用罗伯特·肯尼迪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想要以个人的身份被认同，但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小。”

于是出身中产阶级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途离开通往金钱、地位和权力的康庄大道，起而反抗丰衣足食却充满空虚与失落的没有灵魂的社会，追求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嬉皮士道出了当时西方世界年轻人的普遍心声：“我们凭直觉就知道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是错的。”

这些年轻人抵制的不仅是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方式，更质疑所有的权威，否定一切既有的体制和价值观。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这样赤裸裸的反动倾向到公民权利、法律制度、大学体系、个人关系这些暗藏不公、虚伪和空洞的模糊地带，年轻的造反者们向之投掷石块的标靶无处不在。在这场看似混乱而沉沦的动荡中，他们要求的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和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如学生反叛运动领袖塔里克·阿里在1968年5月为《黑侏儒》封面题写的话所言：“我们要战斗，我们会胜利：巴黎、伦敦、罗马、柏林。”

在上一代人看来，这无异于“宠儿造反”，但在年轻人看来，他们反抗的是令人窒息和绝望的专制与沉闷，追求的是真正的生活、自由和真理：社会福利在物质享受之上，正义比命令更重要，同情胜过强制，人民高于机构。年轻人凭借对人类完全性近乎天真的深刻信仰而相信这套新的价值体系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社会，这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试图终结的是西方社会的传统，并不遗余力地颠覆以生产然后消费、解决实际问题和目标导向的强制型思维模式。

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出路的激情和梦想最终在近乎虚无缥缈的境界中得到宣泄。年轻人对理想主义的憧憬转化成极端的个人主义，无拘束的生活和无禁忌的享受成为追求的目标。平静、一成不变的生活无异于慢性死亡，而拉乌尔·瓦内吉姆在《青年一代实用生活知识汇编》中疾呼的“要么现在就死，要么永远不死”显然是那一代年轻人最真实的想法，至少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如此。

而曾经是“五月风暴”学生领袖的法国左翼思想家丹尼尔·本萨义德将那段历史阐述得更为诗意：“当时在空气中漂浮着某种模糊暧昧的东西，就像暴风雨。那不是阴谋，也不是巧合，而是历史上的一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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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与骚动

“五月风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示威者只是象征性地提出理想社会的理念，却同时开辟了一条切实破坏集体行动原则和准绳的道路。这场暴乱始于大学，最终冲击到的却不仅是政府或者制度，甚至不仅是法国，而是整个西方文明。

当时的法国大学生是一个十分混杂的群体，从中能找到各种思想流派，以及这些思想的变体和相互交融衍生出的分支。农泰尔学院是充满混乱、骚动和不安定因素的法国大学的最好标本，学生们对琐碎的宿舍规定、僵化的教学模式和内容发起强烈的抗议。整个1968年春天，学生和学校的纠纷与局势的紧张不断升温，并在3月22日的晚上因为一些参加反战行动的学生被捕而导致了学生占领行政大楼的“3·22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发展成席卷整个法国的风暴。

“五月风暴”表面上看上去很像历史上的一个“神奇的意外”。因为学校和当局不正确的应对，才导致这场最初只是少数学生参与的集会和活动愈演愈烈。当局的镇压使得学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本来可能只会持续一夜的形势急转直下，变成谁也无法掌控的全国性危机。工人与市民加入到学生的示威行列，5月24日，整个法国陷入瘫痪状态。

必须承认的是，“五月风暴”并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尽管声势浩大并来势凶猛，运动和冲突却没有导致真正大量的流血冲突。示威者感觉自己在创造历史，即便是破坏，也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第一个“街垒之夜”，空气中弥漫的是兴奋、友爱和节日般的氛围，社会的不同阶层和不同角色在同一行动中消除了彼此间的隔阂，人们相互交谈和鼓励。这场运动打破了机械的日常生活，给所有人一个思考、批判和质疑机会。全新的生活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遥远、不可实现的口号，而是已经开始，并且无处不在。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费加罗报》上指出了“五月风暴”的心理剧性质：“大学生和工人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或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

在那几个星期里，时间似乎停止，或者被无限浓缩。历史的进展超越了线性进程，疯狂最终取代了逻辑。风暴中的人们将言论自由夸大到近乎荒诞和幻想的地步，开始为了反对而反对，似乎只要开口表达意见就是彻底的自由，却忘记了不同阶级、阶层、背景与年代的人之间根深蒂固的区别与隔阂。旧的世界已经暂时被丢在脑后，但真正现实的新世界仍在彼岸。这就注定“五月风暴”不可能走得比乌托邦更远。

一位从最初就卷入运动的农泰尔学院教师清楚地指出 “五月风暴”中极端的情绪化色彩及其悲剧之所在：“创造一个能协调法律和自由、劳动和幸福的社会，一个平等博爱、无等级制度、无僵化体制、既无监狱也无精神病人的社会，一个富有而又具有诱惑力的社会，一个容忍经常性的异见、容忍其决定和责任经常受质疑的社会：这样的设想既是一种乌托邦，也是生活活力的惊人表现。在他们（大学生）过分的追求中，这种活力成了自身死亡的载体。”因此，当7月到来时，许多人并不那么困难地就回到了过去的常规生活中。在炽热阳光下停止运转的法国又在炽热的阳光下重新开始运转。

法国对1968年的记忆并不同于大洋那一边的美国。这是一个经历过二战的国家，它进入了新的时代，旧时代的血腥阴霾还未消散，因此示威者和当局间的暴力冲突本质上并无意杀害或者粉碎对方。但当时的美国虽然开始深陷越战的泥潭，却尚未在世界范围内遭受重大挫折，这个外表无比强大的帝国更内部充满难以梳理的纷争：黑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和反战人士等诸多社会力量发起的斗争此起彼伏。在一些人眼里，暴力永远是解决问题和表明自我存在最为简单、直接的方式。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只是忘记了另一点：暴力永远是最无效的方式，只会引起更多的愤怒，牵扯出更多的问题。就在马丁·路德·金被杀后，125个城市出现暴乱，46人被杀，2500人受伤，21000人被捕。

政治上的暗杀事件和黑人权力运动中的冲突使美国的1968年染上了比法国更多的暴力色彩。但这两个国家的年轻人在本质上并无两样，从1950年代“垮掉的一代”中演变出来的嬉皮士们希望通过“爱与和平”来改变世界，这是那个时代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经常被子弹和炮弹呼啸而过的声响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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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的开始

1968年的报纸与杂志从来不缺少头条。人们往往为这些新闻表面的戏剧性所吸引，而忘记深入探讨那些戏剧所蕴含的深意。这个处在世纪中间的年份发挥着不为人知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将很大一部分西方文化与社会传统遗留在这条分界线之后，又为世界揭开了下一个十年乃至下一个时代的序幕。

所有参与到1968年中来的人都希望他们的作为能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但是世界真的改变了吗？即便是在40年后的今天，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仍然太早。

仅就单纯的事件而言，1968年似乎是一场制造了名为“改变世界”的盛大幻觉的虚假“革命”。在那之后，越战又持续了7年才正式结束，而直到现在，黑人、妇女与同性恋者仍旧没有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但公正地说，尽管世界并未在一夜间改头换面，许多方面仍然有了很大的改进。在几十年前看来几乎毫无改善希望的种族主义已经成为“政治不正确”的一部分，黑人中产阶级也开始出现。女权运动使得性骚扰不仅被定义为不道德，更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奥巴马和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的意义或许将在数十年后被更大肆地吹捧。同时，再没有人赤裸裸地鼓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美国给伊拉克战争贴上的标签是“解放”而不是“入侵”。

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风起云涌的背后发生着经济上的深刻转变，与凯恩斯信条针锋相对的倡导自由主义经济的货币主义悄然崛起。1967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讲开创性地用货币来解释通货膨胀。1968年，货币主义第一次踏上英国政治的舞台。倡导自由市场的货币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这与在1960年代初现端倪、在1970年代充分发展的西方经济滞涨有着很大关系。当政府对调节经济无能为力时，人们重新求助于亚当·斯密所言的“看不见的手”，当然，这也可以视为是倡导个人自由的1968年留下的结果。

自由市场仅仅是1968年遗留下的隐秘遗产中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东西以人们始料不及的方式渗透到现代生活中，包括并已成为主流的“个人自治”、“透明度”以及“公民权”等词汇，和使大众能够亲眼见证历史、并在日后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电视大众传媒等。实际上，那些抗争的年月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纳入现代社会，剩下的，则变成更边缘、更少现实感的传奇。对旧世界的全盘否定带来的最终是新的因循守旧，这或许是1960年代的年轻人在1968年所不曾想到的，但历史就是这样辩证地螺旋前进。

同时，世界正在另一个意义上变得“不一样”。2006年3月，大学生们对新劳工法组织抗议活动，并最终演变成波及全国的骚乱。1968年之后，任何一场稍有规模的社会冲突都会被联想成一场新的“五月风暴”，但历史从来没有真正重演过，这一次也不例外。

曾经处在“五月风暴”最中心的学生领袖“红发丹尼”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对这场骚动的评价是：“我们对未来拥有更积极的感觉，而现在有的更多是焦虑和恐惧。”在40年前的造反者看来，那些走上街头示威的年轻人缺乏当年造就他们那群人的力量和视野。现在，人们依然会以文化上的变革为旗帜，但抗议几乎都是针对具体事情，那种想要改变全世界的激情已经悄然消失。

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在本质上更为温顺，造成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于1968年的经济环境。现在德国和法国的失业率在8%以上，而在1960年代末期，这一数字仅为2%。法国的大学生人数是1960年代的7倍，大学生必须为了更少的工作做更激烈的竞争，他们为了现实的生活放弃了改变世界的理想。

尽管1960年代使世界变得更好的乐观精神仍然能在当下的社会中找到，但是必须改造的已经不再是40年前的那个世界。各种形式的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化的共识，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的时代精神将很多年轻人的反骨消磨于无形。这或许并不完全是当代年轻人的错，1960年代的诸多运动都不同于以往的工人阶级革命或人民战线，其结果是释放出了一股提倡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洪流。而当1960年代的年轻人指责21世纪的年轻人缺乏真正的叛逆和理想，这些在当年造反的宠儿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跨过权力的门廊，成为主流社会的中流砥柱。62岁的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现在是欧洲议会中的绿党领袖之一，其他的著名面孔则包括法国外交大臣贝纳德·库什内和前德国外交大臣约施卡·菲舍尔等等。

这或许验证了法国学者、格瓦拉玻利维亚游击队中唯一的欧洲战士雷吉斯·德布雷在纪念“五月风暴”十周年时提出的这一事件是“新的中产阶级社会的摇篮”的说法。而在塔里克·阿里看来，“从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向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转变并不困难”。

1960年代的年轻人确实有资格说出“我们改变了世界”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是当他们说出这句话时，或许应该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究竟是谁。《时代》周刊1968年的“年度人物”并不是任何一个1968分子，而是实现人类第一次绕月飞行的“阿波罗8号”上的三位宇航员。另一个让人们对1960年代的“我们”作出反思的事实是，一些深深卷入那个年代的人付出了无法想象的惨痛代价——他们有的失去工作，有的遭到放逐，还有很多人精神失常。这些人被埋在时代的坟墓里，成为一代人的祭品。

所有经历过1968年和1960年代的人都被打上了独特的烙印。正如从1968中走来的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所言：“我一眼就能认出一个1968分子。这不是政治，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我遇见过克林顿，我认出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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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留下的痕迹

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