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生产幻象的城市如何滋养着艺术家们的创作

洛城浮世绘

来源:环球企业家  |  作者: 高松  |  阅读:

 

洛杉矶,一座生产幻象的城市。

这是天使之城,好莱坞批量诞生明星和梦幻故事。这是未来之城,摩天大楼构筑了它的筋骨,川流的汽车填充了它的血脉。天蓝色雪佛兰诺瓦(Chevrolet Nova)汽车从尊贵的比弗利山庄驶过,让人可以嗅到艺术与商业浓重的混搭气息。在这座物质浮华的城市里,有着841座博物馆和画廊,滋养着多元化却也不乏共性的艺术家,那种态势就像洛杉矶随处可见的高大棕榈树,顶端聚拢如针似剑的叶脉,朝着各个方向蓬勃延展着。

“同为环太平洋据点的洛杉矶和北京存在着诸多地缘的相似”,2014年9月13日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揭幕的展览“洛杉矶计划”序言中写到。洛杉矶的种种优劣,蓬勃发展的经济、日益增长人口,甚至连环境污染—洛杉矶霾(Los Angeles Smog),都与北京存在着相似性。在艺术方面,洛杉矶也是北京可作思考与比较的对照物。让两种不同文化视野下城市的艺术,相互了解对方(蔡国强就曾多次在洛杉矶表演作品)有着极大的价值。

此次展览,主办方邀请了七位来自洛杉矶的年轻艺术家,在整个展厅内营造了七个不同的展位。他们的创作大胆,风格迥异。本次展览策展人之一的蔡秉桥不想“在中国做关于洛杉矶的展览”,避免带来偏颇的印象。但七位艺术家都或多或少受惠于这座城市的影响,并用其多姿的作品诠释出了洛杉矶这座城市的魅力。

好莱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代艺术中心由欧洲转移至美国。洛杉矶成为其中一座重镇,容纳了众多艺术院校和场馆。随着纽约的艺术空间变得越来越昂贵,许多艺术家纷纷搬离纽约,来到西海岸的洛杉矶,这边的创作空间较为廉价,创作取材也相当便利。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馆长兼展览策展人田霏宇认为,这些优势造就了“洛杉矶很特殊的艺术生态”。《纽约时报》也宣称美国的艺术创作中心从纽约转向了3000多英里外的洛杉矶。

好莱坞作为影城洛杉矶的象征,不可避免会触动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我的创作并不关心洛杉矶这个概念。”此次参展艺术家中的凯瑟琳·安德鲁斯(Kathryn Andrews)对《环球企业家》说。但是她也承认,自己在作品中运用了很多好莱坞的影像,很多观念雕塑作品中也大量使用好莱坞的道具,比如她曾经在科隆的路德维希博物馆使用了一件布拉德·皮特演出时穿过的T恤,还有《查理的天使》里一位女演员戴过的头盔,由此探讨“原创”的本质以及可扩展的边界究竟在何处。

此次展览中,她仍使用类似的手法展示了一组五个铝筒雕塑作品,上面印刷着各种颜色的“小丑波索(Bozo the Clown)”的图像。“小丑波索”是美国非常受欢迎的形象,随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电视普及而广为人知,如今这个形象已经成为一款娱乐符号,其商业价值也被深入挖掘,像麦当劳的小丑形象便由此衍生。这种已经在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形象,经由凯瑟琳的戏仿、挪用以及重构,完全偏离了人们原有的经验。凯瑟琳本想雇佣小丑的扮演者表演,让他们从中空的铝筒雕塑中亲自跳出来,与观众互动,但现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这种艺术体验的多变、不稳定也是她所要探讨的主题。

除此之外,凯瑟琳的展览还包括一件大型壁纸,再现上世纪60年代,表现迷茫一代的电影《毕业生》中,鲁滨逊太太诱惑男主角的场景(本片拍摄地和主演都来自洛杉矶本地)。在她的工作室中重制和拍照,原有的形象被放大,显得失真而扭曲,带给了观众们新的观看感受。小丑的装置与《毕业生》壁纸被并置在同一空间,这种组合的方式也带出了更多解读的可能性。

凯瑟琳和洛杉矶的关联还不止于创作题材那么简单。“在这边有很多航天航空的产品生产,还是为我提供了一些便利,有时候做一个作品需要跟10到15家工厂合作,在这里能做到想要做的东西,非常方便。”

与凯瑟琳不同,亚历克斯·以色列(Alex Israel)从不讳言洛杉矶对自己的影响。这位商业上非常成功的艺术家在洛杉矶出生长大,只有读大学的时候离开过这里,美国东海岸的寒冷气候让他一毕业就又回到洛杉矶。“住在洛杉矶像住在天堂一样。”他说。

表面看上去,亚历克斯是一个腼腆、含羞的人,他扎着绿色的领带,戴着一副全黑的墨镜,将自己的所有表情都隐没在后面。在展览期间亚历克斯邀请了他的好友艺人陈冠希,共同完成现场的《As it LAys》访谈,这个短语意译成中文为“随便”,并且特意将洛杉矶的英文缩写L.A.嵌入其中。

这是他最具知名度的作品之一,期间他充当着明星脱口秀的主持人,面无表情地问到一些毫无关联的问题,譬如“你想去航天吗?”,“谁会让你笑?”,“你喜欢球鞋还是拖鞋?”,令人发笑的同时,又感到娱乐消费的荒诞。亚历克斯自己也有相当的名气,但当他躲到墨镜后面时,也会对此狠狠地嘲讽一番。

与大多数艺术家不同的是,亚历克斯的工作室就设在影棚之中,“在洛杉矶,当别人说要去‘Studio’时候,你预设肯定是去电影片场,而不是艺术家的工作室。”亚历克斯对《环球企业家》说,所以他把工作室设在了华纳的影棚里,这样让他感觉自己也是洛杉矶人,跟其他人去电影厂上班没有区别。

这种思维习惯一方面与他曾经在电影制片厂工作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因其绘画和装置作品完全在好莱坞制作渠道中完成,包括壁画背景和租用影棚道具,最后将这些现成品直接放置在展厅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亚历克斯并不会绘画,本次展览中,他所有环绕在展厅里的绘画作品,包括那些奥斯卡的小金人、棕榈树等等,都是鲁迅美术学院的艺术家们用时三个星期绘制的。

迷失

洛杉矶是一个恋物的城市。这里的物质极其丰沛,也极大地被符号化了,譬如影城的日落大道,夜幕下的霓虹粉彩,都在指向某种确定的固有观念(Stereotype)。然而艺术家的义务或者说手段便是将其打碎,重新创造出新的可能。

阿龙·柯里(Aaron Curry)和马修·莫纳汉(Matthew Monaghan)都是这样的艺术家,前者在尤伦斯占用了相当大的空间,但却仅放置了五件“单薄”的纸板雕塑作品,纸板上是不规则的橙色涂料、手印和鞋印。这是近年来颇受欢迎的抽象风格。周围的墙壁上则看似随意地涂抹着明亮刺眼的色块。后者不但展示了一组青铜雕像,还有一组手法相当独特(对称复制)的炭笔画。两位艺术家显得如此不同,但他们其实都热衷于流行文化,深受神话、漫画、科幻小说和朋克等亚文化影响。通过糅合各类通俗美学或者考古学的元素,呈现出一款后现代的艺术再造。

马修从小就受到好莱坞对各种历史时期和未来表现的影响,像《星球大战》和《夺宝奇兵》都会把历史不同时期并制,而且显得非常自然。“我自己的创作多少受到平行宇宙的概念影响。”马修对《环球企业家》说。

斯特林·鲁比的作品是展览中体量最大的一个。那高耸的笋壮雕塑,流淌着凝固的油漆,都可以看到作者的“野心”。

他们都是洛杉矶这个城市“不忠实”的读者,他们把在这个城市吸收到的可见不可见的一切都揉碎打散,最后呈现的是这座城市里你并不熟悉却似曾相识的样子。

有的艺术家通过解构大众符号,获得对外部世界新的理解,有的艺术家通过不同艺术语汇的组合与转换,来表达新的概念。还有一些艺术家转向内心探索,把握稍纵即逝的艺术灵感。卡里·厄普森(Kaari Upson)就曾对《环球企业家》说,她觉得艺术家应该保持一种内心中迷失的状态,这样才有探索的可能。

展览唯一一个影像媒体作品来自莱恩·特 里卡丁(Ryan Trecartin)。在他那里,迷失的是青少年的身份确定。毫无疑问,在洛杉矶这样一个种族交错的大都市,在飞速发展的媒体和技术的时代,如何从迷失中寻找自我呈现和时代的身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次展出,莱恩采用了此前的影像和道具一起展出的方式,令人在虚拟的影像中,有一个现实的锚点,一方面获得多种体验,一方面不至于迷失得太远。

卡里是几位艺术家中听起来最为传奇的一位。她生得颀长,神情敏感。毕业后,卡里在家旁边的一座被焚毁的色情场所里找到了几个盒子,那是属于“拉里(Larry)”的日记和照片。拉里是花花公子价值观的忠实践行者,根据对拉里日记的研读,卡里幻想出了拉里的性格、行为和欲望,换言之,在卡里的执着欲念中,她分裂出了自身的一部分成了拉里的主体。卡里甚至做了个拉里的玩偶并将之当作性幻想对象。在发现拉里的七年至今,卡里做了一系列雕塑、装置、影像和行为作品。在这次北京的展览中,在一块块被挤压、扭曲的门板、床垫中,可以鲜明地反映出作者内心对洛杉矶的感受。

“我不是在洛杉矶出生的。从小长大的地方不值一提,是非常荒凉的地方。”卡里说。洛杉矶不是她喜欢的地方,她曾经离开这个地方,后来又跟随编剧丈夫回到这里。但她仍然常常想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里。然而对一位装置艺术家而言,在洛杉矶又能接触到别的地方没有的制作工序流程,比如需要硅胶做人体模型,便可以借助好莱坞电影做特效的优势。这种又依靠又要离开的关系,“里面有一种张力,多多少少对作品有些影响。”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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