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翰情长

 1946年抗战胜利，上海沪仁医院的护士Mary（孙美利）带着母亲去重庆，看望分隔七八年的父亲。在珊瑚坝机场下飞机后想打电话，但是不知道如何拨通。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在打电话，于是上前请教。这个人就是重庆中央信托局的职员赵济年。

两人随着异地迁徙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赵济年祖上败落，从小就抄书糊口，写得一手好字，这让孙美利十分心仪。那时候写情书，“北平的季节以仲春为最美”便是可谈的风月了。鸿雁传情，两年后俩人终于在北京结婚，次年诞下一子，取名“赵振开”。二十一岁时，赵振开开始写作。友人芒克觉得他身上有股无法亲近的冷冽感，于是取“来自北方的孤独的岛”之意，赠他笔名“北岛”。

如今再读到北岛父母当年动人的书信故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上，这里按着“清代”、“民国”、“五六十年代”、“海外飞鸿”等不同时间、主题分别陈列了上千封家书。家书，这种家人亲友之间沟通、表达情感的工具，具有最大的真实性和私密性，也不乏是通过个人家庭的经历成为不同时代变迁的佐证。2002年，歌词平凡真挚的《一封家书》被歌手李春波唱红了大江南北，掀起无数游子的心绪。时过境迁，2014春晚上郝云的一首《群发我不回》激起了人们对于便捷而缺乏诚意的网络信息沟通无奈慨叹，连短信都懒得亲自写的时代，大多数人更是疏离了这种兼具书法、文化、亲情之美的家书。“尺翰之美”重新打开一段段尘封的记忆，让人重温中国传统文化。展览的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秘书长张丁对《环球企业家》说:“我是在和时间赛跑。”一语道出了迄今近十年收集到四万封家书的弥足珍贵以及过程的艰辛。

2004年底的一天，当时还在中央电视台做财经节目编导的张丁从广播里无意中听到一则新闻，美国人安德鲁·卡洛尔发起了一项名为“遗产工程”的美军战争家书征集活动。他一共收集了五万封战时通讯，将其中两百封编纂成书，六个月内累计印数超过30万册，曾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学历史出身的张丁第一直觉反应是，美国人能，为什么拥有着树叶传信、烽火狼烟和鸿雁传书传统的我们不能？在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成为主流的新世纪，一想到那些曾经被翘首企盼，捧在手里读了又读的书信正被当成废纸论斤卖掉，张丁再也坐不住了。

他担心个人力量有限，就找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机构，联合费孝通、季羡林和任继愈等四十六位文化名人一道发起了“抢救民间家书行动”。媒体报道的爆炸式反响让张丁颇为意外，一个月就有5000封家书从海内外汇集北京，三个月就超过1万封。

张丁清楚地记得收到第一封信的日子。2005年4月12日，华北民航空管局的张海飞快递来了一封他父亲在1989年写的家书。那年老父亲第一次坐飞机，从北京回山西太原，落地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电报里写了六个字：“爸安全幸福到”。1989年坐飞机手续繁复，价格亦不菲，老人家用六个字概括了自己复杂的心情。回家后，意犹未尽的老父亲又写了一封信详述坐飞机的感受，文字诙谐动人。

面对数万封这样的信件，张丁无法兼顾两重身份。他坚信这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没有太多斟酌，他就辞去电视台的工作，专职抢救家书。但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05年项目启动后不久，张丁和几个朋友凑的15万启动资金很快就花光了。他辞职以后没有收入，家里只能依靠妻子的工资维持，压力可想而知，幸亏同样学历史的妻子理解支持。2007年2月，《收藏界》杂志社的社长邀请他把项目搬到杂志社，张丁才在两年后又拿上了工资，有了固定的办公室，不再担心付不起房租、没地方保管信件。

为了能将抢救来的家书进行更好的保管与研究，张丁把自己的项目方案提交给了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人大成立了博物馆，校领导认为家书非常值得收藏，张丁就带着助手和几百个档案盒搬到了人大博物馆。

有了稳定的办公环境，张丁开始琢磨如何让抢救行动得到更多的关注。除了向普通家庭征集书信，还有一些珍贵的名人书信是通过捐赠和拍卖的方式得到的。2009年5月，长期保存在胡适后人手中的13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出现在当年的嘉德春季拍卖中，立刻吸引了张丁的注意。

这些书信写于1920年至1932年间。其中最后一封写于1932年10月10日，陈独秀去信胡适，用钢笔横排书写，信中他要求胡适促成其门徒李季翻译《资本论》，且推动商务印书馆尽快出版他于1929年寄给胡适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在发出此信五天之后，陈独秀就被国民党抓进监狱。

胡适在其入狱一年之后才回信，委婉告知陈《资本论》翻译一事已由吴半农和千家驹两位执行，而《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因为影印问题四个月之前才交给商务印书馆。陈独秀大怒，在写给汪原放的信中扬言要跟胡适断交。

这13封信札对于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发展后期的编辑同人矛盾有重大意义。在拍卖现场，这批书信被私人藏家以554万高价拍走。人民大学找到国家文物局，要求以“文物优先收购权”的条款留下这些信件。两位人大校友慷慨解囊，才得以拍卖价将这13封信件买下来，捐献给人大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名人信件具有天然的关注度，通常都能得到完好的保存，但不少时候，张丁因为书信昂贵的价格抱憾而归。普通人的书信价值却常常被忽略甚至当垃圾扔了，但张丁对于所收家书几乎不设门槛，响应张丁征集的多数是中老年人，捐赠者中有十多位已经辞世，说是跟时间赛跑并不为过。

因为涉及个人和家庭隐私，担心得不到妥善保管，普通人家书征集工作也困难重重。这时候，唯有耐心和真诚才能打动捐赠人，张丁需要反复跟捐赠人沟通解释，并且在必要情况下签署授权使用协议。如今他手头已经收集了四万封家书。其中最早的写于明末，最晚的写于2013年。最多的一次，张丁一次性征集了两千封，而征集过程长达九年。

这些信来自山东淄博的退休语文教师许达一家。通过全家人从1958年到2000年的相互通信，完整记录了山东济南、曲阜、泰安、淄博和济宁等地区半个世纪的社会情况，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和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来自底层视角生动描写。

2005年4月15日，许达从《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了张丁和他的家书抢救行动，主动跟他取得了联系。许达从老年大学学会了打字，想把这些信都整理成电子文档。老人年逾古稀，中途还曾患病住院。张丁一直跟他保持通信通话，鼓励他完成整理工作。历经6年，许达把这两千封信一字未改敲进电脑，编辑出版了90余万字的《效石家书》，最后将原始信函全部捐给了人大博物馆。“拿到电子版以后我连夜阅读，很激动。”张丁说。

张丁和助手两人把收集到的四万余封信件按年代分类，放进定做的贴片里，然后保存在档案盒。除了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近百封，还有一千封作为人大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对公众开放，更多的书信由于条件有限，只能继续被锁在柜子里。

每一封信都是张丁的宝贝，他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研读每一封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写信的人满怀心事，收信的人望眼欲穿。张丁常常是一边读，心里一边堵，感动的时候甚至哽咽落泪。

1951年，农村妇女魏淑敏再婚后随丈夫从南京远嫁海南文昌，被迫与一对儿女相隔千里。她在新家受制于婆婆和大房，于是跟儿子约定，写信署“母魏淑敏”是话不由衷，署“母淑敏”才是真情。她把信纸的天头地角都写满了字，刚刚扫盲会写字的她担心表达不准确，还专门画图示意住处周围环境。魏淑敏处境艰难，到海南半年之后就不幸去世，无人知晓具体原因。上世纪九十年代，已到耳顺之年的魏淑敏之子带着妻子赴琼寻亲，但一无所获。而后看到抢救家书行动，已近八十的老人亲自把这封信交给了张丁，含着眼泪讲述了自己母亲的坎坷遭遇。

家书不仅背后有深意，字面上还具有丰富多样的形式。展品中，有清末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一位陈姓妇女给新加坡的丈夫写的一方手绢，她担心自己的心思被人看透，就仿照“东山歌册”体，用丈夫熟悉的回文格式以绣代写，排成迷宫一般的图案。这封信被新加坡的小妾接到，细细研究后被陈氏的用心和人品所感动，她回信请求其理解，并将此手绢信一并寄回，后流落民间，被收藏者捐赠给了人大博物馆，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眼球。

多年收藏别人的家书，张丁也珍藏了他祖父给他的家书，满纸充满了对在外读书孙辈的殷殷期望。张丁的爷爷是村里的读书识字之人，但只留存下了这一封家书。“做了家书收藏才发现，我们确实错过了很多老东西。”张丁说。

每一封家书，从书写、封缄、投递到拆阅，其间蕴含的故事与情愫，都值得细细品味。1958年春天，赵济年带着九岁的北岛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他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赵济年2003年病逝于北京，孙美利也于去年六月去世，北岛在外漂泊多年。一位民间收藏家逛潘家园时发现了这些字迹俊美的解放前的信件，就买来收藏，最终辗转到了人大博物馆得以收藏。赵济年不曾想到，自己和Mary的故事会以这样的方式流传，即使百年之后，也还能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