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方舟的前世今生

十年前，孙惠柱从导演孙小男那里听到一个故事：希特勒给上海的日本占领者下了一道密令“要解决犹太人”，不过日本人最终没有屠杀，而是设置了“隔离区”。想到一夜之间犹太难民面临搬迁、来到上海后又遭遇不可知的“隔离”，孙惠柱由此写下了《苏州河北》的剧本。剧本围绕一对犹太父女二战时期在上海开的咖啡馆里展开，汇集了日本军官、中国药商、白俄贵妇、进城打工的农村姑娘各色人等⋯⋯2013年10月，《苏州河北》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亮相，上演了一出上海版“卡萨布兰卡”的乱世爱情。

即使不用那部好莱坞经典电影做比喻，犹太人上个世纪初流落上海的历史依然令人动容，从未间断地成为艺术创作源泉，电影《犹太人在上海》、犹太人索妮亚·米尔贝格的著作《生于上海》，中国著名画家陈逸飞在生前也曾经用画作、电影的形式去探寻早期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史。

孙惠柱当时随手编的这个故事，犹太裔导演李·布鲁（Lee Breuer）却评价：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美方制片人莎朗·莱维（Sharon Levy）就在墨尔本见到了一位曾居住在上海的犹太老人，老人的父亲就开了一家名为“路易”的犹太咖啡馆，位置是如今上海商城波特曼酒店的所在。

 的确，一个最具有商业智慧的民族在一座拥有十里洋行的东方大都会寻求“诺亚方舟”的经历，充满了磨难、救赎、文化交织的种种，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久久难以忘怀、思考。2013年10月末，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芝加哥分会联合主办的“犹太难民和上海”图片展在芝加哥揭幕。自从2008年建馆以来，上海犹太人难民纪念馆已经接待了很多来访者，也会有很多人愿意根据他们提供的徒步路线去逐一寻访当年犹太人的旧址。

就如同《苏州河北》的咖啡馆是犹太人社区的一个聚会点，真正“路易咖啡”的旧址当年周围也是一派繁荣的犹太社区景象。一街之隔的陕西北路在当时被称为“西摩路”，拥有远东最大的犹太教堂西摩会堂（陕西北路500号），至今保存完好。30年代，还设立了上海犹太学校，上课的学生里就包括了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父亲。

当年的“西摩路”早已声名显赫，宋氏三姐妹从小长大的“宋家花园”就位于此路。与“宋家花园”百米之隔处，便保存有当年的犹太住宅。陕西北路430号，建于1913年，四层西式花园别墅，犹太房主原在一二楼从事黄金美钞买卖，三四楼居住活动，一家人生活舒适富裕，其生活状况是20世纪犹太人家庭在上海的一个缩影。

而在路易咖啡的对面，如今的上海展览中心的位置，是“远东首富”哈同(Hardoon)的私人花园爱俪园（又名哈同花园）。房地产大亨哈同便是犹太人，在这片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里他还宴请过孙中山。

犹太人在“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找到了自己的天地。哈同早在1873年便来到上海，当时揣着6块银元，从沙逊洋行的门卫兼清洁工做起。而这个“沙逊”也是一个从西班牙逃难而来的犹太人家族，却在上海建起了至今仍是外滩地标的“沙逊大厦”（即如今的和平饭店），成了“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哈同、沙逊代表的是从中东移入的赛法迪犹太人，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俄国犹太人也早早来到中国，比如当时上海最著名的豪华皮鞋店欧罗巴皮鞋公司就是俄国犹太人经营。

和在上海滩最显赫的地段站稳脚跟的赛法迪、俄国犹太人不同，自1933年纳粹党独裁执政后，上海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欧洲犹太难民。在当时的上海，西方人管理着租界、日本人占领非租界、汪精卫的傀儡政府还没建起。这个有趣的“三不管”现象使得外国人不需要签证就能进入，上海成为为数不多留给犹太难民的目的地。据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介绍，战争期间来沪避难的欧洲犹太人大约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南非五个国家收留的犹太难民的总和。

不过，他们只能在“下只角”区域虹口提篮桥搭建临时家园。幸好像沙逊这样的富豪愿意出资救济，比如他兴建的公寓楼河滨大楼就成了上海犹太难民接待站。有了外界帮助，欧洲犹太人也很快寻找谋生之道，做起了小生意，开咖啡馆、冰淇淋冷饮店、做蜡烛⋯⋯几年前上海的海门路127号、长阳路100号数家店在拆除时发现墙上的“奇特文字”，后认定为德文，含义分别是“大西洋咖啡馆”、“霍恩小吃店”和“香肠男高音三明治店”。那一带在当年被称为“小维也纳”。在鼎盛的时期，走在长阳路、霍山路和舟山路形成的“工”字型地带，几乎令人错以为身在欧洲的繁荣小 镇。

舟山路59号至今未变模样，这里二楼仅9平方米的小房间就曾是美国前财政部长麦可·布卢门撒尔在上海的家。他3岁那年作为德国犹太人随父母避难中国上海，随后移民美国，发奋苦读，进入商界、政界。他不仅能听懂地道的上海话，还能说上几句。1977年，布卢门撒尔登上其政治生涯巅峰，出任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虽然他的薪水从前一年担任大公司总裁的47.3万美元锐减为6.6万美元，但他环顾华盛顿的宽大办公室，哈哈大笑：“这对于一个从上海来的男孩来说就不赖了。”足见，早年生涯对其的影响，近年他重返柏林，出任犹太博物馆馆 长。

犹太人在上海看似还算平静的避难生活在1943年2月被打断。最糟糕的一幕发生了，也就是孙惠柱听到的那个故事。1943年2月18日，上海的各大报纸登载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日本人要求无国籍难民在3个月内迁入虹口提篮桥地区的“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这对于大多拥有英籍的赛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没有影响，却让刚刚稳定下的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犹太人不得不再次抛弃刚刚创立的家业，进入隔离区、面对未知的日方政策。

“那段历史有很多细节不为中国人所知，也不为世界所熟悉。”孙惠柱对《环球企业家》说，这时他正坐在《苏州河北》首次公演的剧场里。孙惠柱和他的剧组正在做的便是让犹太人在上海的故事感染更多人。

十年前的剧本直到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才正式与公众见面，可谓好事多磨。但这一路，孙惊讶于自己遇到的援手不断。他在上海戏剧学院带的两个美国研究生杰弗瑞（Jeffrey Sichel）和李迈（Michael Leibenluft）恰巧都是犹太人，他们一个联系到美国华盛顿的Theatre J来演出、一个则找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合作；孙惠柱去年在纽约电影学院访问，那里的校长和教务长也都是犹太人，热情安排该校的学生来排演；托尼奖、艾美奖获奖导演李·布鲁恰巧看到了，又觉得作为犹太人他义不容辞，便开始安排自己的专业剧团参与。这次饰演父亲Yakov的资深老演员认为：“在百老汇拿的钱更多，但是情感上和这个故事有内在的联系，参演是对死去亲人的一种抚慰”，他一半的家人就死在了波兰，这次演出时他还增加了多段与天国亲人对话的独白。

大家都知道《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却几乎没有犹太人在上海的经典故事。复杂的文化交叉是这个题材难以呈现的原因，副导演李迈夹杂着中英文向《环球企业家》解释，他本人是曾在上海居住2年的犹太裔美国人。他说：“涉及到中国中下层的老百姓、中国的反抗组织人士、日本军方、欧洲各国流亡而来的犹太人，西方作家往往不懂中国，中国作者的意识形态化又打动不了西方观众。”

他举例在《苏州河北》剧中演唱的3首曲子：美国老电影《真实罗曼史》的片尾曲“两颗心”、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犹太祈祷诗“AniMa'amin”。这些都是各文化圈内部耳熟能详的音乐，但是几乎很少人三首都知道。

甚至当不同国籍的创作人员一起排演时，也容易发现政治文化偏见的顽固存在。犹太演员对于台词里的“犹太老板”非常敏感，认为这是贬义；而“这个角色不能这么做，因为中国人不会这么做”，李迈认为也是典型的偏见。他认为，每一个角色应该作为一个“人”去被欣赏和理解，而不是贴上犹太人或者日本人的标 签。

不过要懂得复杂的文化背景，李迈还在听取各国细心观众的意见。比如在语言上，陌生的两个犹太人得知彼此都来自波兰，他们沟通时一定说的是波兰语；但当犹太父女俩在家庭的私人空间里独处时，他们应该会说意第绪语(Yiddish)，一种德语、波兰语和希伯来语混合的语言，大多为犹太人所使用。

《苏州河北》希望这一次能把犹太人在上海的动人故事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