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于独立电影王国,碰撞审查机制的“底线”,参与电影无不与社会底层、人性抉择等标签相关。在“地下电影教父”方励看来,若坚持表达,冒险则是必然

科学家的光影世界

来源:环球企业家  |  作者:陈丹琼  |  阅读:

劳雷工业是全球最大的地球物理及海洋调查仪器系统集成公司,中国大多数海洋科学考察船、地震观测台网都装备了该公司提供的各种仪器设备。这家偏门的工业公司办公室位于北京朝外大街,最近各类科学家时常汇聚于此开策划会,他们包括物理海洋学家秦为稼、中国南极科考首席地质学家刘小汉、极地冰川学家孙波等,研讨主题却是如何拍一部科幻电影,与办公桌上一本不知谁放的《疯狂科学家大本营》相映成趣。

牵头人方励是公司创始人,本科研究地球物理,后在美国威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获得了MBA学位。但其对科学的爱好涉及物理电子、海洋科学、机械液压等多个领域,中国科技部“863计划”海洋技术领域的专家研讨会上经常见到他的身影。

此次电影计划源于三年前秦为稼给方励打的一次电话。那时二人已经十几年未见,秦邀请方励跟随破冰船一同科考,在极地中心听了很多南极恶劣生活条件和生活孤独的背景之后,方励决定在这里生成一个故事。

“南极科考只是故事背景,但我希望这个命题在我们死了之后都不会过时。不同于以往只借助南极场景的电影,我们讲述的故事有社会形态,有新的人文风貌,包括科技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都会经过细致的推理和想象,所以我们团队里没有纯粹搞文艺的。”方励开玩笑说。

不过这并非几个科学家疯狂的个人游戏,今年四月,方励正式对外宣布了拍片计划,科幻作家韩松和几位策划、编剧们也加入了策划团队,并已经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以下简称电影局)立项。

做电影项目方励不是门外汉。早在2000年他就成立独立制片公司劳雷影业,但是十年间拍摄的电影数量只抵主流影视公司一年,还大多被禁或收不回成本,甚至越来越多地下电影导演慕名找到方励谈投资,这让方励哭笑不得,“我最初的遭遇是阴差阳错,自己并没有专门拍地下电影的兴趣,谁不希望作品被观众看到。”

直到2010年以小众文艺风格的《观音山》获得近八千万票房,方励开始吸引外界的目光。2012年的《二次曝光》与万达合作了国内最大规模的预售活动,还跟时下热点中国好声音合作了主题曲。

现在方励手头有八个剧本,科幻电影因为恰逢明年南极科考30周年将会重点跟进,早先跟韩寒买下的小说《光荣日》改编也在计划之列。然而这些工作量跟方励的科研投入相比只能算是副业。

过去的十二个月里,方励发起了六家公司,总共掺和了十七个公司,其中担任CEO的就有八个,用来推进轻型无人直升机、水下机器人等项目。仅在朝外大街相隔千米之内就有三个办公地点,包括工业公司、科技公司和电影公司。

记者采访当天方励只睡了三个小时,从早上六点到九点,他抽烟亦很凶,谈话的功夫就是整整一包。尽管如此方励每天还要玩两个小时斗地主、围棋游戏,不赢两盘不睡觉。

“严格定义的话我是一个旅行者,天生好奇也好动。我们研究这个星球的时候单位都是以百万年为基数的,人类短短一生,不喜欢的事情我一分钟都不想做。再说我又不笨,也肯拼命,只要这件事市场有需求,商业上就一定能成功。”方励如是说。

冒险者

方励第一次接触电影是2000年导演王超带着《安阳婴儿》的剧本来找他。王超曾经做过陈凯歌的助手,在美国跟方励结识的陈凯燕—陈凯歌的妹妹,向方励推荐了这个年轻人:王超是个疯子。方励说剧本他不懂,让王超把故事讲给他。

与其他管钱为主的制片人不同,方励喜欢参与故事策划。学习物理的习惯可以让方励把眼中的电影微观到光影变幻和声音传播,甚至演员表情,而长期观察和猜测人物表情之后的内容让方励对故事把控很自信。因此,并非专业出身的方励听完王超的讲述就决定参与投资。

冒险的结果是,电影拍到一半方励发现王超隐瞒了“拍电影需要许可证”的事情,拍摄完成又发现当初谈好的40万投资只是前期的成本,后期需要追加投资。所以方励花了120万完成了一部不能公开发行的电影。

之后,方励还是跟王超合作了《日日夜夜》,可这部影片因“不是很满意”没有面世。

后来与方励合作多次的导演李玉向记者表示,方励用人就看价值观合不合,然后就是对电影拼不拼命。故事一定要他喜欢,甚至还会藏自己的情怀在里面。

正因为这两次玩票,方励正式决定要做一个制片人。日子都记得很清楚,2003年9月26日,前一天,方励因为王超剧本的审查通过,请电影局艺术处、制片处的领导吃答谢饭。

此前,王超《安阳婴儿》的违规操作让《日日夜夜》剧本的送审直接就被毙掉了。方励赶紧找了江平,当时电影局副局级调研员,引荐了局长童刚,方励解释说自己久居海外,当初不知道中国还有电影局。交了自己和王超的检讨,以及五万元罚款之后,《日日夜夜》终于获得了许可。

“吃饭的时候他们第一很欢迎我加入电影人的行列,第二忠告我玩的时候别走大了,船翻了,把自己赔个底掉。”现在方励已经与电影局打交道多年,他觉得这些官员并非外界所想那般死板教条,相反亦是性情中人。

可之后,方励和监管部门的冲突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更加激烈,这一次是让方励剪辑六版,写过八次申诉,上映一周还是被追弊的《苹果》。“第一次收到修改意见,让我删减十三处,也没写为什么,如果我照做的话要减掉45分钟,那电影就不成立了。”方励说。

欣慰的是电影局那段时间派了一位处长专门跟方励他们每天沟通。不过很多修改意见让李玉感到不解,比如梁家辉所饰演的洗脚城老板林东驾驶一辆奔驰驶进某小区压过一滩积水,李玉觉得这个镜头很鲜活,修改意见表示不能有脏水;林东买下与之有性关系的洗脚妹刘苹果的孩子,审查认为这个角色应该有忏悔,李玉只好从素材中找了一个林东懊恼的靠在水池边的镜头补上。

期间,《苹果》赶着去柏林电影节参赛前夕收到禁令,盖着广电总局的章:不准去柏林。方励第二天出现在童刚局长办公室门口。最终,国内版本减掉17分钟,《苹果》去柏林参赛。

方励又干了一件大胆的事,在柏林播放的是未删减版。后来《苹果》因为情色片段被追弊之后,方励和劳雷影业亦禁止参与电影两年。

让人奇怪的是,做了这么多事情,却并非方励有意为之,而是遭遇自己找上门来。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辩白的。方励也一直极力否认“地下电影教父”的称呼,他不愿意别人把一个公开挑战体制的标签贴在身上。其实,纵观方励参与的电影,无不与“社会底层”、“价值观碰撞”、“人性抉择”等标签有关,如果要坚持表达这些东西,冒险精神是必然的。做电影也有舒服的方式,在被问到为什么不找个现成的科幻小说增加商业元素就好,方励回答,“那多没意思。”

电影审查

同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2006年,方励监制的《颐和园》在戛纳电影节开始前一周才完成最终剪辑,着急过审的制作方却得到了“送审拷贝画面不清楚,声音也听不清”的答复,最后导演娄烨的执意参赛换来了他和制片人耐安五年不能拍片的禁令。方励只能靠海外发行收回部分成本。这次应该让方励赔了不少钱,他曾公开评论说娄烨不是一个省钱的导演。

娄烨2012年的新片《浮城谜事》也不顺利,虽然经过五个月的修改之后终于拿到放映许可证,但是在上映前41天,审查机构又一次出具了删减意见:情色镜头要剪短,甚至对持榔头砸死人的犯罪过程规定只能砸两下。后来电影如期上映,娄烨却放弃了导演的署名权。

方励和许多独立电影人的博弈对象具体来看是一份37人的审查委员会名单,由电影局官员、电影行业从业者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对电影成片的终审出具意见,公安、教育、妇联等社会各界代表都能左右涉及相关行业影片的审查结果。虽然近年来电影的立项审查已经放松:从审查剧本到审故事梗概,并将权力下放至地方广电局,但是终审制度从2001年颁发至今并没有多大改观。

审查内容主要聚焦在民族宗教、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由于文艺作品的特殊性,被禁影片的类型广泛、理由不一,有些已经允许公映的影片遭到二度打击:《被解放的姜戈》只上映了一分钟因为“技术原因”下映;删减版的《色戒》也遭到追弊。

还有的遭禁原因已经延伸至艺术层面。三年前的《无人区》因为导演宁浩备受关注,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赵葆华指出该片:违反生活真实,人物太灰,故事色调太黑。更早以前,王小帅的《越南姑娘》因为电影名称太过暧昧被改成偏农村影片的《扁担姑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表示,电影审查应该停留在条例层面,几十人的审查团队没办法代表广大观众去决定影片的艺术价值。

由于大部分人不明白最终的审查结果并非完全由电影局说了算,一旦出现矛盾,电影局就成了网民炮轰对象,而因为小朋友被《西游降魔》的惊悚镜头吓哭,电影局也遭到很多家长写信投诉。李玉向记者说,其实现在的电影局长张弘森是编剧出身,非常保护导演,她的电影不过审查,张局长亲自给了她很多修改意见。

大多数独立电影人并没有这么幸运。一个编剧向记者表示,他并不能知道修改意见的原因,希望审查过程可以更加透明,以及有更直接的沟通机制,让审查委员会去解释他的创作想法。

大玩家

方励的电影之路已经越来越顺。最新的成绩单上,《二次曝光》让李玉迈入亿元女导演俱乐部。尽管情节上仍被指出前后脱节等问题,但是作为类型片的尝试,用悬疑手法通过一个女人遭遇两次杀人事件引出其“内心伤疤”仍是非常成功的。这跟方励和李玉想讲好故事的理念不无关系。

“电影规律是什么,我不是学这个的。但如果把我设想成观众,在电影院里不能抽烟不能聊天不能伸腿,憋俩小时,还自己掏钱,你拿什么奖励观众,就是惊喜。所以做电影的人,想方设法捕捉世界,让观众觉得他又听到一个新故事。”方励解释说。

如果碰到坚持自己的表达方式,不顾故事情节的导演,方励会严肃的跟他们聊天:“你到底想要什么。”因为,在真实的市场上,除非变成王家卫式的人物,否则很难完全不迎合观众。相反,原本走文艺路线的李玉在越来越多启用商业元素之后也遭到方励的疑问,“是不是要放弃坚持的情怀”,李玉都用故事内核说服了他,“我觉得他是那种可以帮导演走的很远的制片人。”

现今开始启迪他人的方励曾经也遭遇内心挣扎。第一次彻悟是在1975年。方励那一年22岁,还在工厂上班,带人给推土机的停机坪打混凝土工程,当时大家都在睡午觉,该开工的时候只有一位挨整的老党委书记扛着水泥上搅拌台。方励想上前帮他,但是内心犹豫了一下,“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拍马屁想升官”。虽然最后还是做了,但这一犹豫让方励反思了两个星期,“我从小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方励终于想明白:“如果人生是苦海,老子就是个破舢板,我要自己说了算。”然后,用方励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此开始“不要脸了”。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离开研究所。1978年恢复高考后,方励考上了当时的华东地质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研究所从事铀矿研究,可这份体面的工作没能让方励的心安分下来。据公开资料,1984年深圳蛇口招商局公开招聘管理干部,方励获得机会但研究所迟迟不予批准,方励就天天去申报,领导开会,他就站在门口。最终,方励成为研究所里第一个弃研经商的人。但是他没有去招商局,而是去了一家外企。后来,方励又到美国攻读MBA毕业,和一位中国同学结婚后的第二年拿到绿卡,之后有了自己的公司。

可以说方励之所以成为方励跟他所做的种种决定有关,而关键决定的诱因,又是其主宰自己人生随心所欲的态度。2005年,方励决定关掉石油工艺实验室方面的业务,因为自己喜欢的海洋科技在国内已经有了规模,所以直接放弃了每年几千万产值的油田实验室生意。“我就是不爱跑油田了,想出海。在我看来工作就是玩。”方励说。

实际上方励亦经过磨炼期。在他刚回国的时候中国在海洋科学方面投入甚少,如果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几乎无法生存。于是方励倒卖过沥青厂,做过推土机、压路机生意,直到情况好转才逐渐聚焦地球探测和海洋调查领域。

方认为物质生活最低标准是可以调节的。他的衬衫、牛仔裤和皮鞋,都是十件十件买,这样可以四五年才买一次,“他们都以为我只有一双鞋,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于电影,方励却是奢侈到极致,其投资资金一直来自于本人的全部工资,一年大概几百万。拍摄《苹果》时,引入了橙天娱乐占股60%,负责宣传发行。结果双方很快闹掰,为了偿还橙天娱乐先期投入的资金,方励向北京中鸿房地产的哥们借了两百万,答应博纳影业总裁于冬通过投资一百五十万参与发行,五天之内将橙天娱乐请出了《苹果》剧组。

理由是橙天的宣发人员太不靠谱,方励甚至需要亲自写通稿。不仅如此,工作人员不打招呼来探班,偷拍剧照上传网络,急的方励开拍十二天从美国赶回来,下了飞机就去找橙天娱乐创始人伍克波谈判。

后来《苹果》出事,把上映一周的一千多万票房还给于冬,而地产公司的哥们只还了本金。方励用这种借哥们钱不付利息的方式还拍了《观音山》,因为他觉得那时候市场机制还不成熟,不能忽悠别人投资。

对于电影的细节追求方励甚至颇为极客,他向记者保证基本没有他做不出来的拍摄轨迹。电影《红颜》中,有一个小男孩提鞋在坝上走的镜头,因为在河边,找不到放机器的位置。方励买了9个汽油桶 ,做成一个钢架高台,高约两层楼;一个60多米宽的跨江钢缆做导轨;两个自行车轱辘做绞盘。拍摄的时候将高台延伸出去,导演和摄影在前端,后面配重保持平衡。第一次操作由于没经验,整个高台太沉险些没入河里,方励又加了四个汽油桶把前面撑起来。后来导演要求小演员要跑起来,方励只好找了30个人来同时喊号子拉这个水上高台,结果拍成了。

 这些工具的制作都归功于一个铁匠和他的焊机,拍摄结束后,方励把材料全部赠与铁匠,因此没有手工钱,总共只花了两千六百多块材料钱。

在中国电影市场每年以30%的速度扩容的时期,方励这种认真做好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不急于成为主流,不急于上市的打法显得难能可贵。

高速发展的市场给方励更大的信心在于观众。一度被各个电影制片公司头疼的难以捉摸观众口味的问题,换一个角度看来反而是件好事,“观众的多样化代表对新鲜电影的接受程度高,这是符合年轻观众定位的,他们有好奇心,看腻某个类型就会转向其他。所以没有哪种类型流行,也没有哪种不流行,这种类型细分才是市场成熟的表现。”方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