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十年·1998年2月（上）

时光倒流十年：回击贬值悲观论

1998年初，对中国能否坚守人民币不贬值承诺，西方观察者中一些人已经沦为彻底的悲观论者。他们最初就抱持怀疑态度，现在则认为随着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化，中国可以回旋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将不得不放弃之前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由人民币贬值引发的贸易战将促成新一轮的经济危机。

这年2月，著名的评级机构穆迪调低了中国的主权评级。同一时间，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也预测，由于维持现有汇率水平拖累中国出口，中国人将“屈服于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这一看法的逻辑在于注意到了中国面对着两难局面，困难重重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众多国有企业破产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增加出口，才能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维持国内经济增长。而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冲击的东亚国家纷纷将本国货币贬值，增强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中国如果不采取类似做法，出口将遭受负面影响。

事实上迹象已经出现，1997年中国出口增长高达20.9%，但1998年1月出口却下滑了1.4%。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目前或许还能坚持，但6个月后压力会越来越大，不得不在人民币贬值和经济下滑中作出选择。

但中国政府的态度毫无松动，中国人民银行表示：“穆迪作出错误的判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国完全可以在进行国企改革的同时做到人民币不贬值。

后续：10年后，中国依然面临汇率和出口间的两难选择，所不同的是如今海外舆论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人为扭曲汇率水平，从而使出口商品具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国而言，在经济增长已过度依赖出口的情况下，升值意味着出口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如何在汇率稳定和出口、经济增长间实现平衡，成为考验经济政策制定者智慧和操作能力的一道难题。

时光倒流二十年：首家外资分行壮志难酬

美国建东银行（Bank of the Orient）旧金山总部认为，70岁的菲律宾华裔于长城(Quintin Yuyitung)已经是能找到的开拓中国内地市场最“本土化”的人才了。出生在菲律宾的于长城1972年定居美国，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仅限于文本层面：旗人后裔，祖先随清军入关，定居北京大兴，后奉派到福州落籍。

因此，不难理解，在担任这家美国银行厦门分行总经理一年后，于长城对中国市场这道谜题依然茫然无解。

建东厦门分行开业本身就是一次市场跃进。此前，各家外资银行只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开展一些咨询顾问。资产仅1.98亿美元、在美国属于袖珍银行的建东银行1987年5月却毅然将其厦门代表处升格为分行，从而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内地设立分行的外资银行。

到1988年初，现实证明建东银行的壮举实在过于冒险，各业务上的政策限制加上执行过程中的不透明，使实现盈利相当渺茫。“在中国做业务非常难……如果情况不改变，我们没法长期生存下去。”建东厦门分行的一名职员说。

作为首家外资分行，建东厦门分行不得不带着镣铐前行。首先是业务种类的局限，它被允许吸收在华外商的外币存款，但不能开展人民币业务，这使得存款业务名存实亡，因为绝大多数外商更愿意将资金存入能够同时提供外币和人民币存款业务的中资银行，建东厦门分行为此向中国管理部门申请人民币存款业务的许可，却杳无回音。

不仅是中国的政策限制，美国总部的疑虑也使新业务的开展障碍重重，由于担心中国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比如《清算法》，总部认为在中国针对中国客户的贷款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就此否决了厦门分行开展此类业务的请求。

建东厦门分行只能在有限空间里施展拳脚，比如为当地企业提供和外贸相关的金融服务。大多数时候，厦门分行12名职员中的大多数穿梭在厦门几家外贸公司之间，成果包括出具了1700万美元的信用证，厦门分行可以从中抽取0.125个百分点的佣金。“生意很小，但工作量很大。”这些职员认为。

其他业务包括经营海外华人向国内的汇款，厦门分行原本希望这个中国著名的侨乡能成就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但由于和中国唯一能进行本外币兑换的中国银行就汇款业务手续费没有达成一致，暂时还无法取得业务收入，“我们没挣一分钱，做得越多，亏得越多”。

认识到现阶段中国金融开放现实的建东银行开始试着用一些“中国式”的做法来改善经营环境，比如寻找一家中国公司合资，这不仅可以得到税收上的优惠，同时在穿越政策上的模糊地带时，中方伙伴也能帮上大忙。

建东厦门分行希望不管怎样最终能够盈利，至少足以支付那些看得见的成本——它的三个外籍雇员住在附近的酒店，一月房租就需要1800美金。让厦门分行感到欣慰的是，它已经做到盈亏相抵，但情况得到根本扭转还寄望于中国的金融开放。“不能有这么多的限制，应该更灵活些。”于长城说。

后续：当海外开始充分意识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潜力后，建东银行面对的困局就成为所有外资银行需要解开的谜题。而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深入，解题思路又在无形中变得简单。按照入世承诺，中国在逐步放开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的地域限制后，2006年12月，又允许外资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从而消除了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最主要的政策限制。外资银行终于可以展示传说中所具有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上的优势。现在，它们需要面对的则是经过改制上市后实力上升的中国本土银行，以及有了选择权而开始变得挑剔的中国消费者。

追溯：AMD的集结号

在英特尔和AMD的鏖战中，目前还无法称之为势均力敌，一方面是英特尔带有垄断思维的市场挤压，一方面是AMD跟进策略在市场和法庭上的奋勇迎战（详见2007年8月下《让战争继续》）。尽管精神可嘉，这场胶着的战争仍在令AMD付出更为血腥的代价。

今年伊始，AMD公布了截至2007年12月29日的第四季度财报。由于收购图形芯片厂商ATI的16亿美元开支，亏损达到17.7亿美元，比2006年同期多了将近12亿美元，低于分析师预期。

数天后一条传闻的影响再次见证了AMD的坎坷命运。分析师纷纷预测：7美元左右的股价已让AMD被严重低估，正是收购的好时机，而最大的热门收购方是蓝色巨人IBM。这则传闻一度令AMD股价上涨10％。

或许，被IBM收购是终结噩运的集结号。但对AMD来说，此举关乎荣辱。但从另一个层面看，IBM的介入也会带来潜在的机会。此前，IBM曾和AMD签署了一份研发费用共同承担的协议，这被认为是双方深入合作的一个强力信号。事实上，2007年AMD首席执行官执行官鲁智毅多次提到不排除采取分散代工的方式贴近中国市场，而对此最大的受益者当属植入IBM技术的中芯国际。其实，与英特尔的战争也存在某种平衡，破局的关键在于AMD“是否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