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石头

过去十年，中国公司远赴海外投资了大量铁矿石，以期摆脱几大资源巨头的掣肘。但如今这成为它们最大的烦恼

澳大利亚荒蛮西部卡尔古利（Kalgoorlie）的酒馆如今生意惨淡，那些曾经在这里彻夜畅饮的银行家和矿商正遭遇重挫。铁矿石价格已经连续数月走低，最近跌破80美元一吨，这几乎是五年来的最低点。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乔尔•克兰（Joel Crane）在9月15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近期铁矿石价格将下降到70美元/吨。高盛银行表示，铁矿石价格的下跌速度远比预计的要快，且不大可能在短期回升。中国房地产业低迷导致铁矿石需求减速是迫使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的铁矿石消费量约占世界海运铁矿石的三分之二。大批运至中国的铁矿石已在港口堆积成山。

卡尔古利是澳大利亚的矿业重镇，在上一轮铁矿石超级周期中，这个小镇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澳大利亚是世界头号铁矿石出口国，其品质极高、开采成本低廉的铁矿石从这些尘土飞扬的荒芜之地被装入长度超过3000米的火车运往港口，再由巨型货船运抵中国、日本或韩国。在此之前的20年里，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一直在增长，来自澳大利亚源源不断的铁矿石被生产成钢铁，用来修建摩天大楼、生产汽车和洗衣机。这种需求的增速之快，往往使分析师来不及调整他们的预测数字。铁矿石的价格在过去十年里扶摇直上翻了数倍，并在三年前创下历史高点，当时每吨逼近200美元。

但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铁矿石对世界上最大的几个矿业公司的盈利能力至关重要。这包括必和必拓、力拓、英美资源公司（Anglo American）和淡水河谷。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公司无一表现出克制并试图豪赌未来。它们正花费数十亿美元提高产出以满足预期的未来需求，并抢占市场份额。此举使这个原本已供过于求的市场变得无比拥挤。高盛银行预测2015年全球铁矿石供给过剩增长将超过三倍，从今年的5200万吨增长到超过1.63亿吨。不过，这几家巨头公司的生产成本较低，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中期承受低迷的价格。但对澳大利亚、西非、中国等地规模较小的矿企来说，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尤其是中国的矿商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国，2013年开采了14亿吨铁矿石。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品质较低，开采成本也高。此前价格处于高位时，这些规模较小的矿企满心欢喜，并乐观地扩张产能，但眼下它们举步维艰。麦格理（Macquarie）大宗商品研究主管科林•汉密尔顿（Colin Hamilton）表示，处于边缘的铁矿石生产商现在必须就缩减产出做出“相当激进的决策”。总部设在悉尼的矿产商Mine Life Pty公司创办人兼资深分析师加文•文德特（Gavin Vendt）说：“价格疲软将给中国的铁矿石生产商带来巨大的压力。”他指出，日益下降的品位和变动剧烈的价格正在威胁高成本的中国生产商退出铁矿石开采行业。

最尴尬的角色还不是它们。那些远赴海外投资了铁矿石的中国公司正在痛苦中煎熬。大约十年前，中国公司掀起一波海外铁矿石投资高潮。当时它们被高昂的铁矿石价格逼得苦不堪言，试图通过在海外投资铁矿石资产增加谈判砝码以及平衡收益。颇具戏剧性的是，如今铁矿石价格回落让当初的投资早已变得无利可图，并可能成为资金黑洞拖垮公司。中国冶金规划院对中国企业这些年海外投资的铁矿石项目所做的测算令人大跌眼镜—能够将铁矿石离岸价成本控制在每吨100美元（力拓和必和必拓目前每吨成本大约在20至30美元）以下的寥寥无几；一些中国在海外项目的开发成本已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每吨300美元。“中国开发的海外铁矿资源如今几乎没有竞争优势可言。”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新创认为，这些项目总体上成本偏高，一些还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

麻烦接踵而至。9月底，澳洲矿业大亨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旗下一家公司已采取措施，宣布将终止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数十亿美元的中澳铁矿项目的采矿权。中信泰富是中信集团的子公司，后者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企业之一。这标志着这一陷入困境的铁矿石项目的合作方之间的争议日益激烈。2006年，中信泰富与帕尔默达成协议，合作开发一个价值20亿美元的铁矿石项目。正是从那时起，这个迄今为止中国在澳洲最大的投资项目已经成为中信泰富挥之不去的梦魇。受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及铁矿石加工流程的复杂性影响，该项目成本最终激增至80亿美元以上。由此，合作双方陷入了一场关于专利权、资金和市场战略的争夺闹剧。他们已经彼此三度将对方告上法庭。8月，身为澳洲议员的帕尔默还曾在中澳之间掀起了一场外交风波，当时他在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发布了一篇针对中国人的长篇演说，称中国人是射杀自己人的“混蛋”并试图控制该国资源。在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一份声明中，中信泰富表示将向西澳高等法院申请禁止令，制止帕尔默旗下公司用自己发出的通知来中止中信方面的采矿权。同时，中信泰富最近针对帕尔默提起法律诉讼，指控这位新晋议员非法利用1200万美元为其竞选活动融资。看上去这场拉锯战还将持续下去，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如果铁矿石价格未曾大跌，这些故事发生的概率将大大减小。

低迷的市场更是让另一些在建项目前途难卜。虽然中国铝业位于非洲西部几内亚价值200亿美元的西芒杜（Simandou）铁矿石项目最大的风险在于该国混乱的政局，但眼下如何从情绪悲观的银行家手中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修建铁矿及其配套设施，成为压倒性难题，例如必须修建一条超过650公里的铁路。

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冒然投资了海外铁矿石的钢铁公司，它们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窘境。通常来说，同时布局上游原料和下游制造是平衡市场震荡风险的好办法。即当铁矿石价格高企之时，可依靠自己掌控的原料降低成本；反之，当铁矿石价格下跌时，其钢铁产品的盈利理应有所好转。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钢铁业已在供给严重过剩的泥潭中挣扎了很多年，尤其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生产商。它们目前每年能够向市场提供大约10亿吨钢铁，占到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但其中绝大部分公司规模很小，且只能生产那些质量低下的钢铁，大多数高利润的产品仍由外资公司提供，例如汽车钢板。由于不具备规模效应，其利润少得可怜。这种低价同质竞争也拉低了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去年，中国生产一吨钢铁的平均盈余仅能购买一听可口可乐。这导致，即使上游铁矿石价格跌至五年来的谷底，钢铁公司的老板们仍然愁眉苦脸。

这也让收购了铁矿石资源的钢铁公司丧失了反哺下游的机会，而且还要为矿产的减值背负巨大压力。上月，鞍钢集团旗下上市公司攀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攀钢钒钛）投资的澳洲卡拉拉铁矿被曝出减值37亿元的消息震惊市场。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兼财务负责人张景凡一再强调对于这一糟糕预测的最终复核结果尚未确定，但仍无力平复投资者及媒体的质疑。此外，武钢集团所持有的相关海外矿产资源（主要是澳洲和巴西）的股票价值也已经从20亿元缩减至4.36亿元，大幅缩水78%。这无疑再次加重了市场的担忧情绪。

最棘手的问题是继续投资还是铩羽而归。外汇交易公司首席战略家里克•斯普纳(Rick Spooner)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指出：“做出关闭铁矿的决定是困难的。关闭铁矿涉及到相当大的财政开支和劳动力成本。在应对短期铁矿石市场波动时，不能轻易关闭和再次启动铁矿。”但他预计，如果铁矿石价格始终维持在80美元每吨以下，我们可能会看到铁矿关闭大潮。“这也算是交出的一笔学费。”李创新表示，虽然中国公司尤其是钢铁企业此前在海外的铁矿石投资项目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由于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需求依赖度短期难以降低，长远看，中国企业还是应该积极去海外建立长期稳定的铁矿石基地。

这代表了中国及中国公司在此前十年间被迫建立起的一种“资源情结”—那正是中国经济高速扩张的年代，当时中国的钢铁公司就像是几家铁矿石跨国巨头公司手中的提线木偶一样难施拳脚，它们必须每年花费大量时间坐下来就下一年铁矿石的基准价格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但事实上，坐在谈判桌一侧的中国钢铁公司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它们只是在讨论价格上涨的幅度是多少。这正是中国公司尤其是钢铁企业投资海外的最直接动机，只不过那时它们能够买到的矿山资源并不那么出众，且价格高昂。即使如此，中国公司的投资热情依然旺盛。7月，中国最大钢铁公司宝钢宣布了与澳大利亚合作伙伴以75亿元收购该国矿商阿奎拉（Aquila Resources）的计划。根据安永2013年的估计，中国在能源与金属行业领域的对外投资占到最近八年对外投资总额的70%。

但当矿产项目成为中企在海外竞相追逐的战略性资源，并被赋予了可以增进中国经济安全的意义时，两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投资动因中含有非商业性因素，并可能得到官方在金融、财务等方面的支持，这类投资很容易引起项目所在国舆论的疑虑和反弹；二是中资企业将不得不为收购海外矿产项目付出高额溢价。实际上，近年来矿产品的价格走势表明，矿产和其他商品相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供求关系还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因素。此次由于市场需求的疲软，铁矿石价格大跌即可证明。

量力而行也许才是聪明的举动。从目前的情况看，对中国钢铁企业来说，直接投资海外矿产开采项目未见得比用贸易方式获取原材料供应更有利。几大矿商相继在此刻宣布扩产计划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它们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彻底赶走那些规模较小的玩家。如果钢铁市场的需求持续低迷下去，中国公司海外资源投资的现金回报将遥遥无期。但与铁矿石等实物资产相比，人力资本的增进、先进技术的获取乃至管理制度的学习和创新，也许才应该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更需要关注的目标。

至少，没有人愿意再次听到帕尔默此前的言论。当然，他的举动反映了这位本就毁誉参半的商人兼新晋众议员的粗鄙。但专业成熟的投资态度，以及对当地法律、政策、文化的深入了解，才是中国公司赢得尊重的关键。